三會制度專項試點?編者按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上世紀90年代末，“三會”制度在上海市黃浦區五裡橋街道誕生，有效提高了基層民主自治水平2017年，“三會”制度被寫入上海市居民委員會工作條例當中，成為上海解決基層治理“難點、堵點、痛點”的重要法寶，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三會制度專項試點?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三會制度專項試點

編者按

聽證會、協調會、評議會……上世紀90年代末，“三會”制度在上海市黃浦區五裡橋街道誕生，有效提高了基層民主自治水平。2017年，“三會”制度被寫入上海市居民委員會工作條例當中，成為上海解決基層治理“難點、堵點、痛點”的重要法寶。

行至當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創新的“三會”制度見證着人民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因，22年來不斷推動基層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成為上海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基層社會治理領域的生動實踐。

“三會”制度因何而創？有何獨到之處？如何在破解難題中不斷豐富拓展自身時代内涵？即日起，我們走進五裡橋街道，講述“三會”制度的“前世今生”和新内涵，探尋上海基層治理的密碼。

“這裡的變化那叫一個翻天覆地，我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簡直都不敢相信。”周阿姨今年75歲，她所居住的黃浦區五裡橋街道桑城居民區彩磚鋪地、路燈明亮、還實現了“電梯夢”。

“我女兒總想讓我搬去和她那兒住，我可舍不得走，哪裡都沒有這兒住着舒服。”誰能想到，就在20多年前，這裡卻是一片路口垃圾不入箱，路燈不亮隐患多，陰溝堵塞積污水，流浪貓狗彙聚，倒糞站敞開的“垃圾弄”。桑城居民區的煥新，得益于“三會”制度，這裡，也見證了這項重要制度的萌芽。

時針撥到20世紀90年代末，随着商品房經濟的興起，上海開始出現“小區”這一概念，生活在小區的人們開始面對各種問題，尤其是産生糾紛與沖突時，如何合理處置能讓人心服口服，成了居委會的大問題。居委會完成工作後，如何通過公平評議來推動自治工作的良性循環也是問題。

1997年，親身經曆上海基層社區變遷的社區工作者魏桂花，從五裡橋街道橋二居委會調任至桑城居委會，書記主任雙肩挑。迎接她的是比以往更為複雜和多樣的挑戰。

早些年，居委會想組織社區做什麼事情，很容易就能“一呼百應”，居民都非常支持，參與熱情也高。但慢慢地她發現，情況變了，居委會想組織居民做什麼事，老百姓不一定願意，特别是政府為社區排定了很多實事項目，本來是改善居民生活環境的好事，但有時卻因為老百姓不滿意，導緻項目推進不下去。即使實事項目最終落成，老百姓也會對居委會工作表達強烈的不滿。這讓居委工作人員既感到委屈，又深感無奈。

如何有效破解“政府買單辦實事，老百姓卻不買賬”這一難題，在将好事辦好、實事做實的同時，又讓老百姓心服口服，成為魏桂花心中的第一大困惑。

商品房小區的居民們在生活了一段時間後開始面對各種問題：公共衛生問題、安全問題、物業服務問題、基礎設施問題以及寵物管理問題等，引來了各種矛盾糾紛……就這樣，居委會成了矛盾的聚集地，居民有矛盾就進入居委會讓居委來評理。

“居委會工作人員整天被這些矛盾裹挾着進退維谷，不能當裁判員判各方各50大闆，也不能做偏心眼偏袒任何一方，一不小心表述不當還會招來居民的謾罵。因此，居民争論不休的時候，居委會隻能處于失語狀态眼巴巴地看着，導緻居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越吵越兇，甚至動手摔居委會的東西。”魏桂花回憶道。

何時能解決這些矛盾，将居委會從矛盾糾紛中解脫出來，還社區一片祥和安甯？成為魏桂花心中的又一大問号。

往常，到了年底，居委會都要邀請居民對“七所八所”的工作做出評價：派出所工作是否到位，房管所是否關心百姓……

然而，居民作為評論方實話實說，和盤托出，把各個所批地一無是處，各個所作為被評議方，隻能目瞪口呆，沒有解釋的餘地。年度總結大會屢屢開成了年度批鬥大會。

如何舉社區居民之力，通過公平評議來推動各項工作的良性循環？成了魏桂花心中的第三大問題。

……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魏桂花所在的桑城居委會提出了上海市内最早的“三會”制度。

“三會”制度是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在街道、區有關職能部門支持下，由居委會主持召集的聽證會、協調會和評議會，即“事前聽證、事中協調、事後評議”。

“一句話，為了自己決定自己，自己解決自己，自己管好自己。”這成為魏桂花着力探索的重要方向，并将其投入到實踐工作中，也成為“三會”制度的緣起。

編輯 / 孫超慧

來源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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