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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離鄉的打工人素材

大衆網•海報新聞記者 劉璐 餘華尊 北京報道

近日，北京市公布了新增新冠肺炎确診病例詳細的流調信息，流調内容引發廣泛關注。

34歲的付某一邊工作一邊考研，臨考前3天還被單位派出差；31歲的王某白天上班，晚上兼職，期間還要去醫院陪護妻子；40歲李某網約車平台司機，平均工作時長17小時。

網友将北京與成都公布的流調信息做對比，戲谑調侃“北京疫情透露着世艱，成都疫情透露着燈紅酒綠。”

據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北京有2153.6萬的常住人口，常住外來人口745.6萬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4.6%。

與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打工人”成了辛苦的代名詞，除了背負沉重的工作壓力，還有諸多生活的心酸，這些人中的大部分群體也被稱為“北漂”。

大衆網•海報新聞記者采訪了不同年齡段的3名“北漂”，他們分别是23歲的應屆畢業生，35歲的國企員工，和45歲的個體戶。

在京4年、10年、20多年……他們為什麼選擇留在北京？高于小城市的平均薪酬，更大的平台開闊的眼界、個體價值的自我實現……每個人的答案或不盡相同，但透過他們的“打工”軌迹，你是否能從中看到另一個自己？

不堪工作重壓，應屆畢業生入職半月火速離職

何沐，23歲，來京4年，記者

隻做了半個月的“北京打工人”，大學剛畢業的何沐就選擇了離職。

何沐今年23歲，山東女孩，2020年北京某高校新聞學本科應屆畢業生。受疫情影響，她沒有在畢業後馬上找工作，而是選擇一邊投簡曆，一邊繼續在北京一家知名新聞單位做實習生。

5個月後，她終于等到了那份讓自己憧憬的工作機會。那是一家在業内很有知名度的媒體單位，入職後她可以繼續做自己感興趣的社會新聞。在和單位簽合同時，她以為自己離理想又近了一步。

但和此前實習的節奏不同，何沐“第一天來就感受到了疲憊”。單位需要全能型人才，何沐實習階段學會的采寫能力隻是基礎，往後找熱點、做快訊、剪視頻，通通都得會。作為職場新人，何沐得更加努力才能跟上記者老師們的腳步。

新聞人加班是常态。每一天，何沐是辦公室來的最早的那個。但實際上，早上5點、6點、8點，隻要摸得到手機，她找選題的步伐就沒有停下來過。“我真的挺菜的，找不到選題。找到選題跟不上節奏，寫出來也不合格，三番兩次地改。”她向記者老師坦言，但老師希望她快速成長起來，因為這不再是實習，而是工作。

另一邊，何沐的父親來北京了。他的眼睛出了毛病，在老家醫院沒法确診。第一次去同仁醫院那次，何沐因為上班沒能陪在父親身邊。她不知道父親在醫院挂号順不順利，就診情況如何。可當天自己的工作偏又不太順利。雖然傍晚6點左右已經完成了文字稿後，但為了等視頻剪輯完成一同發稿，何沐在自己的座位上幹坐着，一直待到晚上10點才離開。

何沐的弦繃得太緊了。白天，她趁父親休息的時候出門采訪；晚上10點、11點收工回家，父親已經睡覺了。她帶着困意再堅持工作一會兒，然後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早上5點多，又起身繼續工作......

入職半個月，何沐離職了。她去了趟門頭溝的潭柘寺，“11月7日，天還沒有特别的涼，一大早我就出門了。”何沐記得那個秋天，空氣中充斥着很重的香火味。兩株唐朝栽植的千年銀杏前，有很多香客在禮佛。何沐撿起銀杏的葉子，把它折成蝴蝶的樣子。一邊折，一邊默默許下自己的心願。

兩個月過去了，父親的病情已相對穩定，何沐仍在北京找工作。對她而言，2020年自己的關鍵詞是“成長”。從大學步入社會，她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畢業之後，半年時間她就換過三間出租屋。從一個人住1800元/月的青年公寓，到和朋友合租3000元/月的上世紀90年代的老房子。對于現階段的何沐而言，養活自己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實習期間，何沐曾接觸過不少國内重大的社會新聞，但現在她把工作期望降低了，小範圍的社區報道她也能願意嘗試。

2021年，何沐說，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比較開心的工作。

每日通勤4小時 早5點半趕公交

鄭微，35歲，來京10年，公司品牌宣傳

“從家到單位30公裡，每天通勤時間近4個小時。”

早上5點30，鄭微睜開眼從床上爬起來。冬季這個時間點天還沒亮。20分鐘洗漱完畢，背着雙肩包出門，不出意外應該能趕上第一班公交車。這個時間趕公交的人不是很多，起早貪黑，在北京這個城市是常見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鄭微找到位子坐下開始閉目休息。

每天8點30趕到單位上班，5點30下班，刨去待在家裡和單位的時間，鄭微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将近4個小時。“早幾年喜歡帶本書車上看，現在車上補覺成為習慣，沒辦法，太困了。”

大學畢業後，2010年鄭微選擇來北京發展，至今已有10年。在昌平某小區租的房子，距離妻子工作的地方更近一點，但最重要的是房租便宜，兩室一廳的房子每月大概3千多元。

鄭微每月工資1萬元，妻子在超市做導購員每月有4000元，“刨去在北京的生活費、給老家父母的錢、孩子的教育費用、水電燃氣、通勤等費用，每個月能剩下幾千元。”疫情期間，鄭微和妻子的薪水都打了折扣，家裡收入明顯減少。鄭微有些焦慮，但于事無補，隻能寄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鄭微老家在河北定州，地處保定和石家莊中間的位置。“回老家收入會更低。”他了解，回老家工作每月收入也隻能在3000元上下浮動，收入不高花銷不少，整體算下來，在北京尚能有幾萬元存款，但在老家幾乎沒有盈餘。對于回老家，鄭微并非沒有考慮，他希望“京津冀一體化”政策的落地實施能為家鄉帶來新發展，“現在看回老家的時機并不成熟，我這樣的工作，在老家很難找到。”

鄭微的兒子今年8歲，目前在老家給父母照看。“當時也想把孩子帶在身邊，但經濟條件不允許，公辦幼兒園一個月2000到3000元，私立的更貴，一個月6000多元。”經濟條件讓鄭微打消了把孩子帶在身邊的想法。

來北京之初，鄭微對未來抱有憧憬，“想着要努力一些，在北京買房、買車、落戶。”但随着時間推移，鄭微發現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是奢侈的。“優秀的人太多，輪也輪不上我。”

買房、買車、落戶是奢侈的，更奢侈的還有理想。“年輕的時候也想創業，但現在覺得這個做法太冒險，理想現在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每個月的固定收入，是鄭微維持家庭周轉的必要條件，“我必須保證家庭穩定運轉，年輕時的銳氣早被生活磨平了，就希望生活穩定一些。”

“活着本來就是件辛苦的事情”，鄭微把這句話作為生活的真谛來理解，這也許讓他更樂于接受目前生活的現狀。

“痛并快樂着。”留在北京的鄭微是矛盾的，“節奏太快，人不能停下來，停下來可能就落伍了。但另一方面因為一直在奔跑中，這讓人有希望和力量，哪怕以後留不下來。”

這個城市不管白天還是黑夜總是車水馬龍。徹夜長明的街燈，喧嚣的人聲，很難讓人将其與孤獨寂寞相連，但身處于這個喧嚣城市的異鄉人似乎從未在這個城市找到歸屬感。“有時候會很孤獨，漂泊感很強烈，這個城市的一切似乎和我都沒有關系。”但鄭微仍然選擇留在這裡，除了高于家鄉的薪酬待遇，城市的人文素養、基礎設施建設、良好的環境，同樣是他留下來的原因。

2021年，鄭微還會留在這裡，“我要在這幹滿15年，幹滿15年才能在北京退休，這是硬性條件。”對鄭微而言，拿到北京戶口是一件概率極低的事情，但能在北京退休隻需要堅持再堅持。“未來誰說得準呢，都是走一步看一步。”鄭微很迷茫，感覺像人在水中，看不清腳下的路，卻不得不被水流烏泱地推着向前。

為孩子留北京 開店一年疫情期間倒閉

孫晶燕，45歲，來京20多年，涼皮賣家

“其實我對北京沒什麼好感，要不是為了孩子，我真的很想回老家。”

孫晶燕今年45歲，20多年前到了北京，做過銷售，賣過涼皮。經人介紹，30多歲認識了一個山東煙台的老鄉。老鄉比她大6歲，IT行業，收入穩定，在通州有房。

孫晶燕說，當時這樣條件的男人對她來說已經很好，所以兩人談了半年戀愛就結婚了。但是婚後，她發現兩人之間沒有共同話題，生活在一起并不快樂。如今兩人分開生活已經七八年，孩子由她自己帶。最初因為老公有北京戶口，孩子出生後落戶到了北京，現在孩子成為孫晶燕想要離開北京最難割舍的。

2020年，孫晶燕的關鍵詞是“困難”。受疫情影響，她在市場經營了一年有餘的涼皮店于11月底關門了。她沒有仔細算過這一年的流水，“但肯定是賠錢了”。這家由孫晶燕一人經營的五谷涼皮店，在當地小有名氣。孫晶燕感歎，吃涼皮的時候隻覺得好吃，哪知道真正做起來這麼麻煩。她強調，自己賣的涼皮真材實料，五顔六色用的都是純天然食材，如假包換；涼皮和蘸料必須當天現做，她每天早上4點就得起床去市場購買配料。市場傍晚7點關門，收拾回家之後，還得準備第二天的輔料。

孫晶燕說，她也不是沒請人幫過忙。但她很快意識到，三四千元的工資一付，自己一個月就真的掙不到多少錢了。

做生意每天都很忙，沒時間管孩子。今年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成績一落千丈，孫晶燕後悔給兒子報英語班的時間太晚。反倒是兒子的廚藝見長，經由自己簡單點撥一下，就能上手，有時還能給自己帶飯。

把涼皮店轉讓他人之後，孫晶燕總算有了自己的時間。眼下，她手裡還有一份幫超市送貨的活兒，靠這個掙點零花。她說，現在自己就等着兒子放假，回老家過年。婆婆身體不好，聽說最近又摔了一跤。雖說自己和老公的關系一直不好，但總歸是夫妻，過年還是得回去照應照應。至于年後什麼時候返京，找什麼工作，她暫時沒有想好。

孫晶燕歎了口氣。她說自己一輩子也就這樣了，2021年她希望能找到一份安安穩穩的工作。“你們年輕女孩兒的想法肯定不一樣吧？”她補充說道，自己年輕時也曾對未來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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