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鄉下人的悲歌》劇照，這部電影的原著是一本講述典型美國寒門學子故事的超級暢銷書，被認為解釋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上台原因。 （資料圖/圖）

1998年，17歲的田雷從家鄉江蘇沛縣出發，前往四百公裡外的南京上大學。他正趕上大學擴招時代的開端，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湧進南京大學的校園，其中不乏北上廣等大城市的同學。這個來自縣城的青年第一次開始困惑：為什麼我不會打籃球？為什麼他們都會各種樂器？為什麼上海來的同學目标是出國留學，而我卻想着回老家做公務員？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出生于邁阿密的安東尼·傑克漫步在哈佛的校園裡，思考着同樣的問題：在一個有錢人主導的大學校園裡，當一個窮學生意味着什麼？

這個黑人窮孩子後來投身于美國寒門子弟的研究，而已經是華東師範大學法學教授的田雷，成了安東尼著作《寒門子弟上大學》（下稱“《寒門》”）的譯者。他發現，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寒門子弟在大學中都面臨着雙重的困境：不僅是經濟上的“窮”，更多的還是文化上的“困”，而後者則往往不為人們所知。

在此之前，田雷翻譯了《我們的孩子》與《嬌慣的心靈》兩本教育專著，前者關注美國教育中越來越滞緩的階層流動，後者則聚焦美國精英大學學生越來越脆弱的心理狀态。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翻譯“教育三部曲”的過程，是一個法律學者重新認識美國社會的過程，平等的表象被打破，底層的艱辛、教育的不公浮出水面。

“作者關切的是美國青年，但我們能否分辨出哪些問題是美國特有的，又有哪些是更為普遍的？這些美國故事能否幫助我們來反觀自己？”作為一個初中孩子的父親、一位有11年教齡的大學老師，田雷關注中國的教育制度。在這次訪談中，他談及小鎮做題家、985廢物，談及身邊隐形的寒門子弟。

2021年8月21日，田雷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道：“如果有一類學生因為無法融入大學環境而無法獲得高等教育的收益，我覺得這是特别大的教育不平等。翻譯這本書的過程，經常激發起我的思考以及為人師者的責任感。”

《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美] 安東尼·傑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8月。

中國社會的流動性比想象中高很多

南方周末：你曾經有在美國精英法學院讀書和訪學的經曆，你觀察到的美國寒門子弟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田雷：美國有一個專門的概念叫“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指的是家裡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大緻能對應“寒門子弟”。一般而言，他們從小擁有的文化資本非常匮乏，憑借自己的努力打開精英學府的大門。從這個角度上說，他們的能力或許要比中産階級家庭的孩子更強，也更努力，因為他們從起跑線就落後。

但是，這些學生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同學相差很大，精英大學對于他們而言實在是一種陌生的文化環境，難以融入。《寒門》有段精彩的描寫，四名女大學生正在興緻勃勃地讨論自己愛喝的咖啡品種，其中一個女孩卻說，自己這輩子隻喝過一次手磨咖啡，這讓她的三位朋友感到十分震驚。這個女孩是一個小文化環境中的“冒牌貨”，她缺少能和同輩交流的談資，也無法負擔起這種談資的花銷。他們也不熟悉教育系統的規則，不懂得為自己争取機會和資源。比如說，寒門子弟與教授的交往總是困難重重，他們設想中的學校就是上課、做作業、複習，然後考試，許多人甚至不清楚教授的“辦公室時間”（教授為學生拜訪預留出來的時間）是什麼意思。他們雖然進入了大學校園，但卻顯得格格不入，不懂得如何去表現自己的優秀，不知道如何同資源分配者溝通，甚至認為這些不重要。

南方周末：前些年中文互聯網有一個很流行的說法是“寒門再難出貴子”，那麼美國的“寒門困境”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嗎？

田雷：“寒門再難出貴子”的說法很流行，但流行的說法未必準确，它是對焦慮的表達。其中有一個誤判，就是覺得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很低了。但事實上，中國社會代際之間的受教育程度一直在提升。上個學期我在班裡做了一個調研，想弄清楚有多少人是家裡的第一代大學生，結果是在五十多個人裡，第一代大學生的比例超過60%。在華東師大這座滬上985的法學院本科生中，過半數學生的父輩沒接受過高等教育。複旦的陸一老師對此有過專門的研究，她告訴我，“第一代大學生”在985大學的比例目前為六七成。如果以“第一代大學生”作為社會流動性的指标，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社會的流動性比大家想象中要高很多。

南方周末：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對社會流動性的誤判？

田雷：我有一個切身的觀察，那就是大學裡學生和學生之間、學生和老師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了。現在上一門課就會建一個微信群，但真正的學術互動并不因此增多，一門課上完，也許這個群就消停了。我給大一的學生上課，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就出去待一會兒，15分鐘後回來，我發現班上是安靜的，學生和學生之間很少聊天、不說話，也沒什麼打鬧嬉戲。至于家庭出身和背景，在當前的校園文化裡，大家往往覺得這屬于隐私，有些類似美國對于同性戀的處理一樣，不能問，問了就是一種歧視。

沒有深的交往，困難學生在我們的校園裡也許就隐形了。對于大學新生，你看女生，有時候還能從穿着打扮上看出來她的家境，男生似乎從表面上真看不出來。

《寒門子弟上大學》關注的是這些在流行叙事中被隐藏起來的“多數人”。這些孩子雖然在教育上完成了向上流動，但他們能不能融入到新的系統？作者安東尼·傑克就指出，他們會面臨種種困難，從最基礎的穿衣吃飯問題，到和同學老師的交往，再到參加校園文化活動。這本書雖然在寫美國故事，卻時常讓我産生共鳴，因為在身邊也能發現相似的問題。

經濟的窮，文化的困

南方周末：美國的“第一代大學生”面臨的哪些困難，是中國學生所沒有的？

田雷：《寒門》剛出版，但我還是收到一些反饋，書中有些情節令讀者有些匪夷所思，比如在美國春假食堂關門時窮學生就要挨餓，或者窮學生為同學打掃廁所，這種情況至于嗎？幾年前，一位曾在北京某所非常好的大學當學工老師的朋友告訴我，學院給貧困生的助學金每年都用不完，因為貧困生很少見了。

在美國，大學學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最近我看到不止一本書在反思這個問題，其中有一本叫《貸款陷阱》的書，專門探讨美國的學貸問題，認為美國過于高昂的學費摧毀了一代年輕人的未來。相比之下，中國大學的學費不高，我們大都是公立的、國家的大學，而且越好的大學，學費越平價，同時獎學金資源越豐富。這是我們的特色，也是中國教育公平的一種體現。

還要考慮到文化的因素，就是有沒有來自家庭、父母的支持。在《寒門》中，有的沒上過大學的家長聽聞孩子要遠赴他鄉上大學，第一個反應甚至是“你要抛棄我們”，不願意讓孩子去讀大學。如果将場景移到中國，更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你能考上清華北大或任何一所985，父母砸鍋賣鐵，甚至舉全村之力也要供你上學。

所以談教育從來就不能就事論事，教育問題背後有其社會和文化的語境，進而言之，探索解決問題的出路也要有這種更廣闊的視野。也就是說，美國精英大學有些學生是真窮，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那種窮，而在中國，我覺得絕對的窮在我們的985大學中可能已經被消滅了，這些來自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當地時間2021年1月16日，名為“達芬奇的債務”在紐約中央車站展出，來自美國2600張真實的大學畢業文憑被作為展品的一部分，向觀衆表達了大學教育成本之昂貴。 （視覺中國/圖）

南方周末：那又有哪些共通的狀況？

田雷：《寒門》把美國寒門子弟分為兩類，一種是“寒門幸運兒”，其實就是這本書的英文書名，他們在高中階段通過獎學金項目進入了昂貴的私立學校，提前接觸到了精英的文化環境，高中就類似于他們的大學預科；另一種就是“雙重貧困生”，他們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窮人，也是文化意義上的陌生人。雖然他們通過奮鬥進入了好的大學，但是缺乏對于上層文化的适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沖擊”。

雖然我們未必能對經濟的那種窮感同身受，但文化的困卻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想一想我們本土的流行語“985廢物”，其實就是對于“雙重貧困生”的一個本土注解。很多人沒法适應大學帶來的文化沖擊，于是就躺平了。如果這麼說，美國也有常春藤廢物，那些與精英大學文化格格不入的寒門弟子，很容易到了大學就報廢。是他們不努力嗎？顯然不是，隻是他們的努力不被他們所在的文化環境所識别，不被資源分配者所承認。如何幫助這樣的學生獲得成功，培養為“精英”，是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

南方周末：他們的跌落是因為美國的教育制度，有更深層的原因嗎？

田雷：前幾年有一句話很流行：“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編者注：在第12版《新華字典》對于冒号的用法舉例中，這句話已更改為更契合時代的新版本。）這句話在現在看來很魔幻。以前我們對教育的理解是“教育改變命運”，但後來我們發現，教育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産機制，績優制作為一種社會系統，曾經是一種進步，但現在弊端已經暴露無遺了。

換言之，你很難說是學校創造或拉大了不平等，但學校确實把這種可能不平等的分配系統正當化了。

不平等是整個時代的大問題，而且它非常複雜。在美國教育中，不平等主要表現為階級的、種族的或性别的不平等。中國可能就不一樣。例如“小鎮做題家”這個說法，小鎮是落後的，相對于高校雲集的北上廣文化資本匮乏。美國即便有，也不會是小鎮做題家，因為大學都在小鎮，反而市中心是窮人聚居地。

我們可以想象，一位來自上海闵行的第一代大學生，和一位來自某個西北省份小縣城但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都來到上海的一所985大學，哪一位學生更能适應新環境？我覺得大概率是上海的這位“寒門”。這說明發生在我們大學裡的可能不是美國式的不平等，而可能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也可能是省際之間的不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自己的實證研究。

說個小事，2017年《我們的孩子》出版後，我曾經了解過這本書的銷售狀況，一度在某個網店的2000冊中，超過1500冊的都是發到北京上海，我當時仿佛看到了北上廣家長的那種教育焦慮。

《我們的孩子》，[美]羅伯特·帕特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

促進教育公平的舉措，結果可能有違初衷

南方周末：翻譯這三本書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田雷：我們那一代人研究美國，是從它的憲法開始的，比如林達的《總統是靠不住的》這樣的作品。而且那一代的西學學者，一開始對于美國的制度也往往有一種仰視的姿态，當時的大學校園，最好的未來就是考GRE，到美國留學。

翻譯《我們的孩子》有偶然的因素。我所主編的“雅理譯叢”拿到了這本書的版權。這次翻譯于我是一次“啟蒙”，我翻譯這本書時已經不是任何意義上崇拜美國的學者，但其中揭示的社會圖景對我也有深深的震撼。舉一個例子，《我們的孩子》裡面有一個數據，美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女性未婚生子的比例，在2010年左右達到了70%，這個數字是我根本沒有辦法想象的。

無論是《我們的孩子》還是《寒門》，都讓我們看到了“美國夢”和美國現實之間的巨大裂痕。

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憲法判決就是關于教育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其宣告了教育領域内的種族隔離是違憲的，此後為了實現種族融合，又開啟了校車運送制度，也就是把黑人的孩子從自己的社區送到白人學校上學，反過來也讓白人學生進入黑人學校。這就是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的busing問題（校車制）。有趣的是，這一舉措的原意是促進種族平等，但卻在執行中得罪了大量美國中産階級家長，甚至美國保守主義在1970年代的興起也與這番折騰有關。想想看，你要把上海徐彙區的小學生送到闵行，然後把闵行的學生送到徐彙，即便學校資源沒有差異，家長能同意嗎？英語有個詞叫“unintended consequences”，指“不在預計之中的後果”。一個促進教育公平的舉措，它所導緻的結果也可能是有違決策者初衷的。

南方周末：理解美國的教育狀況，對我們有什麼借鑒意義？

田雷：中國和美國之間有相似也有差異，各自面臨的問題不一樣。作為大學老師，我現在就很不理解大學的保研制度，這套制度的理由當然就在于績優制，以績點來分配資源，看起來很公平，但現實中問題卻很大。首先是太多學生去競争太少的名額，高度内卷，據說績點都是要靠小數點後兩位來分勝負。其次是這套遊戲是勝者通吃的，排名第10名的拿到了資格，第11位以及之後的就是失敗者，但他也許就輸在小數點的後兩位上，這是否就意味着他大學生活的失敗？還有一個因素，我也發現在這場競争中，勝利者往往都是靠着先發優勢，也即一開始領先的往往就可以把這個優勢保持到最後，所以慢一點開竅也是失敗。競争保研成為幾乎唯一的遊戲規則，一方面是同學之間成為競争者，而不是一起學習的同學，另一方面也奪占了通過考研來實現學校躍升的途徑。

對我來說，教育問題很重要，也很複雜，教育公平的實現非常困難，美國的成功方案未必能照搬到我們這裡，我沒有能力提出一套具體的操作方案，但我們可以不斷觀察比較，通過美國反觀自己，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鑒，又有哪些坑我們要躲開，在理解我們自己的同時，也理解美國社會。

南方周末記者 蘇有鵬 南方周末實習生 俞靖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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