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世界的“#MeToo”反性侵運動風暴近來也一路延燒到日本列島。雖然在日本這座“男權堡壘”，“#MeToo”運動無法像在其他國家及地區那樣展開得如火如荼、摧枯拉朽，但通過新聞傳媒的持續曝光，近期包括财務省高官福田淳一與著名藝人山口達也在内的一些公衆人物的醜行已被公之于衆，密集曝光伴随而來的是大大小小、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日本特色形式主義的“謝罪會”。

4月26日因涉嫌“猥亵女高中生”, 日本男星山口達也在記者見面會上含淚謝罪。

其實通過電視及媒體，不論對日本的了解有多深，外國人或多或少都會覺察到一點：這個民族似乎非常樂于并熱衷道歉，甚至可以說到了病态的程度。2017年11月關東茨城某趟列車僅僅提早20秒發車，鐵路公司竟為此登刊緻歉，如此“小題大做”一度“震驚”了世界媒體。

确實，無論在公共領域、日常生活還是社交網絡中，都能切實感受到日本人有道不完的歉、鞠不完的躬、謝不完的罪。連日本人自己都時常揶揄，“謝罪道”是自武士道、茶道、劍道、柔道、花道之後大和民族最偉大的文化創造。那麼，日本人為什麼這麼愛道歉？

中日迥異的道歉文化

受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與刀》影響，多數西方學者将其歸因為日本有別于西方“罪感文化”而獨有的“恥感文化”熏陶，但對于大多數日本人來說，這樣的解釋恐怕會令他們不明所以。日本人把這種本民族獨有社會現象稱為“謝罪文化”。而要剖析一個國家社會的思想文化形态，最簡便的方法是選取另一個“熟悉對象”進行比照。通過與同屬東亞文化脈絡的中國社會對比，就可以明顯地發現地緣差異下大異其趣的國民性。

在外界看來，比起謝罪成習的日本人，中國人身上貼着“不愛道歉”、“死不認錯”的标簽。中國人做錯事時總是先找借口，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決不道歉。即便道歉，很多人也會在“不好意思”與“對不起”之間選擇前者。日本人則恰恰相反，往往恨不得在對方都沒察覺情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閃電緻歉，看起來謙恭誠懇之極。但事實上，這和不同語言之間的譯差性有關。例如“對不起”在漢語中是表達自身歉意和愧疚的專門用語，但在日語中這個詞存在多義性。漢語中的“打擾了、不好意思、麻煩您了”等涵義在日語中基本都被“對不起”所包攬，甚至在某些場合兼有“感謝”意味。比如收到禮物時，日本人也經常以“對不起”回應，意思是“讓您這麼如此破費，實在不好意思！”，強調渲染的是給對方增加負擔的歉意，但外界往往難以理解日本人這種委婉曲折的心理。正因“對不起”适用廣泛，配合日本人極盡謙卑的肢體語言，極易給人造成帶來“循禮尊規”的印象。

4月27日日本财務省記者會上鞠躬的财務省官房長矢野康治。

5月2日TOKIO團體見面會上，以隊長城島茂為首緻歉的四位成員。

另外，中國俗語有雲，“一人做事一人當”，換言之，不是我的責任的情況下，一般不會因為連帶責任而道歉，撇清關系永遠比承擔義務更為主動。而在日本，“連坐道歉”的情況卻是非常普遍。以這回涉嫌性騷擾女記者的财務省官員福田淳一和猥亵女高中生的山口達也來說，雖然是個人行為，但背後的政府機構與公司團體也迅速加入“謝罪”的鏡頭陣容中，刷屏了整個日本頭條，在中國的危機公關中極少會出現這樣的場面。

道歉意願的強弱之别背後是中日社會思想文化的迥異。中國人的道歉難源于中國社會曆史悠久的“面子文化”，中國是關系盛行的人情社會，人情法則最為核心的潛規則便是“面子”，給别人面子的同時希望别人至少不損害自己的臉面，這樣一來，道歉行為本身就成為了一種悖論。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社會，道歉往往同時意味着承擔責任，“不是你的錯你為什麼要道歉？”，這對很多中國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行動宗旨。但在日本社會，很多時候道歉并不等同承擔責任，相反，謝罪有時隻是保護自身的退讓手段。

變質的形式主義謝罪會

世界上沒有一個謝罪解決不了的麻煩，如果有，那就開個謝罪會吧！在日本人的“謝罪文化”中，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獨特風景莫過于“謝罪會”，因其效果出衆，已經被日本企業和公衆人物奉為攻克危機公關的圭臬。

謝罪者往往身着深色套裝，或單獨或齊整地排成一排，在數十或數百名記者前，低吟一聲“對不起”後，以90°姿态俯首長鞠5-10秒。在身後素色幕布襯托下，無論身份有多顯赫的人物那一瞬間也會顯得格外卑微與渺小，如果能伴随着悔恨的淚水和哽咽，那就再妙不過了。

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日本一樣熱衷于在大庭廣衆面前“低頭認錯”。歐美社會在處理公關危機時，絕不會像日本這樣輕易且低聲下氣地道歉。因為歐美是個人型社會，維護個人形象的需要大于維持社會關系的需要，道歉亦是履行責任的開始，因此在道歉問題上會格外謹慎小心。在“#MeToo”運動中，從好萊塢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到被迫下台的英國國防大臣法倫，他們從事發到身敗名裂也沒有向受害者正式且鄭重地謝罪緻歉，而是堅持否認被指控的行為，為自己開脫。歐美企業也從來不開什麼謝罪會，最多也隻是“情況說明會”，因為歐美社會處理責任糾紛時的首要途徑是法律仲裁，而非人情交涉。

2014年7月以“号泣謝罪”事件聞名日本乃至世界的野野村議員，其行為背後的心理潛台詞無非是“我都已經這樣道歉了，你們還想怎樣？”

然而這種深受外界好評的“謝罪會“其實近年來在日本國内褒貶不一。日本的傳統謝罪禮儀是謝罪者直接向受害者緻歉，而謝罪會則是通過新聞媒體向受害者及社會公衆傳達的間接道歉行為，這種“與時俱進”的産物本身就多少背離了日本傳統禮儀。而謝罪會經過十餘年的發展演繹，逐漸本末倒置，淪為讨好鏡頭、應付記者、流于形式、為謝罪而謝罪的“專場表演秀”，很多日本人覺得這種變味的謝罪會已經成了可有可無的雞肋。謝罪者對責任的本身、問題的處理等避而不談或模棱兩可，刻意突出自己豐富的肢體語言、強烈的臉部表情，極力想把謝罪會直接開成原諒會。在日本文化中，拒絕人家的道歉是件非常失禮數的事，謝罪者狡猾地反向利用這一點，從而挾持和誘導觀衆的心理活動。近年最誇張的例子莫過于2014年兵庫縣公款度假醜聞的縣議員野野村龍太郎，在謝罪會上面對記者提問答非所問，以嚎啕大哭敷衍，成為全日本人茶餘飯後的笑料。

謝罪文化的根源：不寬容社會下的畸形美德

孵育日本謝罪文化的根源在哪裡？日本人認為是社會的不寬容造成的。有一項數據很能說明問題，2016年5月NHK電視台全國電話問卷調查“日本是怎樣的社會？”，其中“是否是難以持有寬容之心的社會”這個問題，高達62%的受調查者選“是”。“是否無法寬容他人過失和缺點的社會”和“是否無法自己寬容意見與立場相悖的社會”選“是”的比例分别是46%與41%。

是什麼造成了日本社會的無法寬容？日本既是集團主義社會，也是單一民族國家，社會構成體系為“個人-集團-社會”，其宗教信仰、價值觀、世界觀也呈現同一和閉塞的特點，維系日本社會運轉機制的一直是“和衷同心”。個人的行為規範首先會被約束在集團内，集團中不一緻的行為或語言是不被允許的，不和群的個體極易受到内部排擠。這種傳統由來已久，早在四百餘年前的江戶時代，日本民間就有着名為“村八分”的排他性習俗。意思是一村之中若某戶違反村規約俗，那麼除了火災與殡葬，其他諸如歲賀、婚禮、法會等八項集體活動是不被允許參加的,村民必須共同與該戶絕交。而類似的還有在武士階層的“五人組”連坐法，即一人犯錯，五人同罪。

集團社會體制下的封建制度土壤孕育了日本人脆弱敏感的心理，在處理人際關系問題時更易形成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謹慎姿态。想要安身立命于集團之中，維系自身在集團中的地位，掌握示弱主義的“技巧與手段”就成了日本人必不可少的社交技能。外界看來日本人會話接洽時顯得非常恭謙禮貌，然而或許隻有生活在“大大小小集團網格”下的日本人才能深切感受到這種“畸形的美德”背後的酸楚。

随着時代潮流的發展，特别是在東西文化激烈碰撞交彙的今天，過度的謝罪文化也飽受非議。日本部分社會學者擔心這會使日本人丢失寬容之心，加深社會隔閡。新一代的年輕人則更為直截了當地批評其壓抑情感，壓制個性釋放，抗拒這樣的循規蹈矩。他們使用最為頻繁的謝罪方式是電話、短信、表情包道歉，如果這還不能讓對方滿意，甯肯再花1萬日元在網絡上雇人“代理謝罪”，也不願意親自登門緻歉。

如今的日本社會還需要依靠這樣畸形的“謝罪文化”來維持團結和安甯嗎？2013年，日本鬼才編劇宮藤官九郎為此拍攝了一部立意新穎、大膽辛辣的荒誕電影《謝罪大師》。影片極盡諷刺了日本這種虛情假意的“謝罪文化”，認為比起無休止的形式謝罪，真正能連接社會羁絆是責任的履行與真摯的溝通。可惜電影終歸是電影，至少目前還沒辦法改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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