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貝

過去學術界對儒學的研究集中在中國的範圍，忽略了儒學(特别是理學)在整個東亞的傳播和演變。近年來學界逐漸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日本學者吾妻重二從《朱子家禮》出發，研究了朱子學中的禮儀對東亞各國禮俗、禮儀乃至文化方面的巨大影響(《愛敬與儀章: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另外大批日本、朝鮮的古代儒學、理學作品也開始在中國整理出版。方旭東先生的《理學在東亞》一書，也是将理學放在整個東亞(包括中國)視域中，考辨理學家、心學家哲學觀念、思想觀念和曆史背景之間錯綜複雜關系的一部論文集。作為一部哲學史論文結集，與一般側重義理分析的哲學史論文不同，作者具備深厚的文獻學功底，考證綿密，語言清晰，立論謹慎，每篇文章都基于文獻考據得出有價值的結論。最後四篇文章呼應了書名，分别對朝鮮李退溪、日本佐藤一齋、琉球蔡溫的理學思想與朱子、陽明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加以細膩的探讨，均能以小見大地展現儒學在東亞的“超地域性”和“在地性”(本土化)的特征。

《理學在東亞》,方旭東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版,82.00元。

《遞相祖述複先誰》一文對李退溪(李滉)所捍衛的朱子義利說加以考辨，揭示朱子學從北溪(陳淳)到退溪，從中國到韓國這樣一個遞相祖述的過程。朱熹《白鹿洞規》(也即《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這句話，根據韓國儒者樸英注疏為“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這兩句話之間内在的矛盾被李退溪同時的黃仲舉發現，“利”既然是“義”之和，為什麼不能“謀其利”?退溪針對這個矛盾回信進行了長篇大論，作者發現李退溪将樸英這句來自《近思錄集解》的注疏，視為朱熹的原話加以維護，但通過文獻溯源，樸英這句注疏的觀點乃是《近思錄集解》的作者葉采綜合了朱熹本人相關叙述，以及朱子門人陳淳(北溪先生)的觀點而形成的。其解釋說，“利者，義之和”，“仁義未嘗不利”，但這種“利”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不是一開始就懷着求利之心，“正其義”所得之“利”乃無所為而為之“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利”，非正其義矣。此文由小見大，展現了朱子學從中國到朝鮮、從北溪(陳淳)到退溪，正是經曆了這樣一個遞相祖述的過程，朱子思想因而得以發揚光大，同時，隐含的多種可能性也得以釋放，最終超越了個人知識和地方性知識，成為東亞近世的一種普遍價值。

陽明學在日本影響巨大，但傳進朝鮮後卻被視為接近禅宗、佛教的“異端”思想加以批判。《李退溪的陽明學批判》一文，作者另辟蹊徑，從西方心靈哲學角度，重新審視了李退溪對王陽明的批判，提出李、王觀點分别代表了對行為主義的贊成與反對。王陽明認為，孝行不必然伴以孝心，他把那種有孝行而無孝心者稱為“扮戲子”。而退溪則認為，孝行必然伴以孝心，無法想象一個人有孝心卻無孝行，或有孝行卻無孝心。退溪同時還指出，王陽明在評論某人是否“知孝”“知弟”時，将判斷标準訴諸外在行為，從而實際上倒向了他所反對的行為主義立場。這個研究案例，說明了适當運用西方哲學工具(而非簡單地将中國哲學思想與西方哲學加以比附)，對于理解東亞哲學觀念是非常有幫助的。

《儒學的“超地方性”與“在地性”》一文，通過對江戶時代日本學者佐藤一齋《孟子欄外書》的研究，指出一齋思想日常講說為朱子學無疑，但他對陽明學也并不排斥，作者還通過文獻學研究，總結了《孟子欄外書》的文獻價值及其學術地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術史上的漢宋之争，對日本學者如佐藤一齋幾乎沒什麼影響，其《孟子欄外書》在義理上推尊陽明，在名物訓诂上對朱子《集注》多有指摘，表現出濃厚的漢學趣味和精深的漢學修養。在儒學發源地中國，理學(朱子學)、心學(陽明學)、考據學各自為政，勢不兩立，而在一齋這裡卻達到了一種奇妙的混合或統一。《朱子學在琉球的落地生根》一文，作者對琉球儒者蔡溫的“攻氣操心”功夫論進行了考辨，過去學者對蔡溫儒學歸屬于朱子還是陽明，還是其他理學派别看法不一，作者則是通過細密的文獻學梳理、辨析工作，從程朱語錄可知，蔡溫的“攻氣操心”中“氣”是指與“義理”相對的“客氣”，與血氣、意氣，是需要克服的私欲。“攻氣操心”是一種“道學功夫”，“操心”雖然最早出現于《孟子》，但朱子賦予它一種理學的解釋，那就是強調“應接事物”時“中理”，蔡溫經由薛瑄，繼承了朱子對“操心”的理解，“攻除客氣”建立在一種内外、主客二分的認識上，這就決定了“攻氣操心”不可能采取佛教或心學所主張的内省方式。外物引起的“客氣”與内在的“此心”之間，構成一種角力關系，“心制氣”意味着“心做主”，而“心制氣”實質上是“理制氣”，其學說應視為朱子學，而非陽明或其他學派。作者指出“攻氣操心”功夫論的出現，标志着朱子學在琉球的落地生根，使得朱子學的基本義理得到比較準确的理解與堅持，同時琉球學者又并非機械地照搬朱子原話，而是能夠以自己的語言加以表達。作者通過日本佐藤一齋和琉球蔡溫這兩個案例展現了儒學的“超地方性”，以及在傳布過程中不斷的“在地化”(本土化)的特點。

方旭東先生認為，無論是在中國本土還是在海外，朱子學的基本義理都無二緻，從這一點說是所謂“理一”，但朱子學在傳播到海外的過程中，當地學者又發揮自身的聰明才智加以創造性的闡釋，從而使各地的朱子學又各具特色，從這一點上說是所謂“分殊”。所以考察朱子學在東亞的傳承時，必須将“在地性”與“超地域性”綜合起來考慮，才能得到接近事實的面相，才能真正理解朱子學在東亞的流傳中所發生的各種複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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