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詩派崇尚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說

江西詩派是北宋後期形成的一個以杜甫為祖，以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即“一祖三宗”）的詩歌流派。黃庭堅則是江西詩派的開派宗師和領袖。該流派崇尚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說。且詩派成員大多受黃庭堅的影響，

黃庭堅的詩以唐詩的集大成者杜甫為學習對象，構建并提出了“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等詩學理論，成為江西詩派作詩的理論綱領和創作原則，對後世的文學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宋代大詩人之一，黃庭堅對宋詩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一代大文豪蘇轼。蘇轼作詩以氣運筆、放筆縱意、縱橫馳騁、大開大阖、變化莫測、結構複雜，無迹可求，所以蘇詩成就雖高，師之者極少，未能形成流派。黃庭堅的創作思路有迹可尋，甚講法度，便于學習，所以其追随者很多。黃庭堅的詩，法度嚴謹，說理細密，代表了宋詩的特點。可以說，黃庭堅詩是最具宋詩藝術特色的，受黃庭堅影響形成的江西詩派，也影響了南宋一代詩風，并對後世造成深遠影響。蘇轼做侍從官時，曾舉薦黃庭堅代替自己，推薦詞中有“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見推舉之重。

黃庭堅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來處”。時人評黃庭堅作詩“一字一句，必月鍛季煉，未嘗輕發”。黃庭堅還提出詩的 “句中眼” ，所謂“句中眼”即後人所說的“詩眼”，就是注重對關鍵字詞的錘煉，如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字，即是錘煉而來，可謂“置一字如關門之鍵”。

二是重視句法。黃庭堅《送顧子敦赴河東》詩：“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謂“句法”，從這句詩裡可以看出，黃庭堅論詩的句法尚簡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與王觀複第二書》中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齒鑿痕，乃為佳耳。”

三是講究章法。黃庭堅講章法命意言論甚多，如：“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把章法結構喻為“錦機”。又如，“山谷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再如，“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渾，方是出場。”綜合起來看，黃庭堅所謂章法，是講求詩的結構的曲折變化，而這些曲折變化是通過學習前人作品揣摩出來的。黃庭堅雖講詩法，但他并不固守詩法，而是要求最終超越詩法，達到 “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

黃庭堅擅長行書、草書，楷書也自成一家。學書尤為推崇王羲之《蘭亭序》。其有一首贊頌楊凝式的詩可以說明他對《蘭亭序》習練體會之深：“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這其中不能沒有其對王羲之書法學習的深悟。

黃庭堅在上溯晉唐、學習前人經典書法時，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蘇轼，可以說黃庭堅的手劄小行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學蘇轼的。黃庭堅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不能不受蘇轼書風的影響。在黃庭堅書論中，評東坡書頗多，且多為推崇備至者。蘇東坡不僅是黃庭堅文學上的老師和提攜者，而且也是其書法的學榜樣。在黃庭堅題跋中，即反映出黃庭堅從蘇轼處學習書法的一些消息，如“予與東坡俱學顔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業”，又如“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餘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于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餘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黃庭堅與蘇轼相差八歲。二人交誼師友之間。從黃庭堅流傳至今的行幫手劄墨迹看，其撇捺開張、字形扁闊、字勢向右上揚等，都明顯表現出蘇轼書法的特征，甚至有些誇張強調，唯嫌生澀，未有蘇書圃熟也。而黃庭堅以禅悟書當與蘇轼互為影響。如蘇轼《禱雨帖》，筆意極似黃庭堅，特别是其末尾數字，從容娴雅，行筆松緩，幾若黃庭堅代筆。

黃庭堅行楷大字書風的形成當為其于京口見斷崖《瘗鶴銘》之後并不斷師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黃庭堅師《瘗鶴銘》有一個誤會，即他把《瘗鶴銘》看做右軍所書，且深信不疑，故而傾力揣摩師習。不過也算是歪打正着，這倒促進了黃庭堅長槍大戟、綿勁遲澀書風的形成。從客觀上看，黃庭堅與蘇東坡是中國書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書風的籠罩而遠溯先唐碑版或者說進行碑帖結合的書家。對于蘇轼書風形成的淵源，隻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詩帖》與洛陽《龍門二十品》做一比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黃庭堅則明确标榜師法《瘗鶴銘》。

黃庭堅的草書是學時人周越的。蘇轼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後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後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禅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随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台、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迹，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号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于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辄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餘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餘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複如醉時書也。”

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态，縱筆盡情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禅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娴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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