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勝

如果把一個詞比作一隻捕捉到的獸，那麼“任性”這個詞，不管是從聽覺還是從視覺去推敲，都是一個野獸鼻息很重、不友善的詞。更要命的是，布羅茨基還在“任性”這個詞之前加了“不”，這種否定的否定，無疑是會讓愉快讀到此處的讀者感到突兀，眼前突然一陣暈眩，一下子轉不過彎來。

《不任性的靈魂》 張新穎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我相信這是布羅茨基故意為之，目的是為了叙述中的變奏，而叙述的變奏是為了某種真理的強調。布羅茨基所說的“不任性的靈魂”，是對奧登寫詩的謙遜、語言姿态的贊美。不論是對觀念的、語言的、還是情感的，“任性”都會導緻一種自我的膨脹與過度，而非克制。而克制，正是奧登的偉大之處。觀念的自我膨脹，會導緻人的傲慢，表現在行文上就是一種自我神化，喜歡充當人類先知的傲慢。這也是奧登最警醒的部分，也是比艾略特“更謙遜”“更不任性”的地方，比如，奧登是不會寫出“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這樣的句子的。

張新穎的《不任性的靈魂》正是從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奧登眼中的歌德談起，牽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爾納克、卡佛、博爾赫斯、E.B.懷特等世界文學史上的響亮人物。這一群“不任性的靈魂”，克制、謙遜、中性、平靜（後兩種特質是以“不任性”為坐标，繼續往前推衍得出的），他們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于現實的細事。如歌德，生活上足夠富裕，卻選擇去魏瑪宮廷做公務員；如懷特，為《紐約客》專欄寫作56年；又如貝理夫婦，尊重婚姻裡彼此的“孤獨”。孤獨，其實正是閱讀和寫作最好的狀态，也是生活的真谛所在。

當作者把寫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奧登眼中的歌德這篇文章的題目“不任性的靈魂”，切出來當新書的題目時，這六個字本身所含的“否定的否定”的意味就更濃了，眩暈感也更強烈了：它給讀者帶來一種“任性”就是“不任性”，“不任性”就是“任性”的類似詭辯論的暗示。這就好比，一個突然到訪的客人，一本正經地說，“我不是一個詩人”或者“我不是一個殺手”，話語剛一出口，就馬上具備了“詩人”或“殺手”的氣質，而且越看越像——這就是語言的吊詭。

細究起來，“不任性”這個集合之中，是包含了“堅持某種任性”的味道。這也是該書小引中寫到的：“不任性的靈魂，同時也是任性的靈魂；沒有任性，起不來，更無從再往上不任性（這一短句，也故意使用了變奏）；沒有不任性，任性多半是要踏空。”

在這本書中，我最喜歡的是《T.S.艾略特與幾代中國人》這篇文章。張新穎在文中梳理了艾略特在中國的接受史，其“接龍”的人物順序依次是徐志摩——卞之琳——吳宓——孫大雨——趙蘿蕤——陳夢家——穆旦——夏濟安。當然，這不是一條很嚴謹的上下相扣的人物鍊條，其中存在重疊的年代時間。不過，這條閃光的人物鍊條及其典故，已經讓我驚訝不已了。我個人認為，在中國新詩研究領域，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衆所周知，1945年11月，以賽亞·伯林和安娜·阿赫瑪托娃有一次曆史性的會面。雖然安娜·阿赫瑪托娃早年風華絕代，他待在房間的一邊，而她在另一邊，兩人在昏暗的房間裡分享了唯一可吃的東西——一盤煮熟的馬鈴薯，伯林忍住了，不上廁所（怕打擾暢談的興緻和節奏），暢談了一通宵。這次會面對伯林産生深遠的影響，并永遠地改變了他的世界觀。讓後來的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之後的幾次見面，阿赫瑪托娃突然對伯林變得冷淡。同樣的，我轉頭一想，這其實也不用太遺憾，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在自己的現實與想象之中，合适的時機可能隻出現一次，這如禅宗機鋒，神仙降臨，也如戀愛中的男女突然不再相愛。我們要的任務恰恰好達成，成熟的蘋果自然落地。

讀張新穎的《不任性的靈魂》，我能分明感受到其語言的克制、冷峻與謙遜。文中有大量的引用，評論隻占了很小的部分，但是大凡有評論處，都是精當的，這種類似“注經”式的寫作，也是一種克制。正如布羅茨基所說，“批評家，尤其是傳記作者，在論述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家時，不管多麼無意識地，都會采用他們的批評對象或傳主的表達方式。簡單地說，你會被你所愛的東西改變。”

當然，在克制文字的背後，是一顆滾燙的心。這很好理解，每一位作家書寫與自己的閱讀體驗有關的、世界文學史上的響亮人物，其實都是在為心中的諸神修譜（有意思的是，諸神之間還存在隐秘的連接線索），并嘗試取悅他們。這哪有不激動的道理？

《不任性的靈魂》這篇文章的題記部分，引用了布羅茨基寫奧登一文中的句子：“我們大家内心都坐着那個長着紅粉刺的青年，渴望興奮得語無倫次。”這裡，“内心坐着長着紅粉刺的青年”的我們，顯然是指閱讀着的普通人類，當然，其中也包含了你我在内的每一個個體。（王永勝）

來源： 文彙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