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一個異象：

一部十年前的紀錄片，被打出9.6的高分。

資源無處可尋，卻突然引起大範圍熱議。

關鍵詞就三個：

女子，住宿24小時，2元。

不誇張，這事是真實存在。

不獵奇，細節均有據可查。

但，僅這三個詞，留給人太多想象，也模糊了太多實感。

先别着急猜測定論。

這次，隻想借大家5分鐘：

去聽聽，那些在洶湧浪潮中被消音的哭聲；

去看看，那些在加速前進中被絆倒的生命。

>>>>女子宿舍

吉林省，吉林市。

窄胡同裡左轉右轉，黑漆漆的樓道往上延。

破鐵門推開。

“人！全是人！20多個女人，像沙丁魚一樣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記者戚小光扛着攝像機，無意中撞到這幕時驚呆了。

向裡走。

氣味難聞，蛛網橫挂。

偷工減料的床闆擠靠在一起。

高低不平的床腿靠磚頭墊着。

抹布樣的床單，分不清哪是原布哪是補丁。

再往前，難有下腳之地。

戚小光恍然想起，窗台外吊挂着的牌子，寫着四個字——

女子宿舍

攝像機還在轉，戚小光似被某種力量攥住了，心裡突然洶湧澎湃。

樓裡樓外咫尺間，竟是雲泥之别。

巨大的困惑襲來：

為什麼這群女人住在這種地方？

為了記錄她們、了解她們，戚小光扛着攝像機自此一拍便是五年。

片名就叫《女子宿舍》。

但是。

10年過去，看過這部紀錄片的隻寥寥幾人。

僅留2分鐘的預告，一篇《冰點周刊》的報道，以及鳳凰衛視35分鐘的新聞采訪。

沒水花，沒聲響，沒應答。

而今日，卻也隻能從中艱難拼湊這群女人的形象。

鳳凰衛視報道《女子宿舍實錄》

從頭說，女子宿舍：

住宿24小時，僅2元，可日結，随結随走。

但大部分的女人來女子宿舍，都會常住，或者出去打短工再回來。

這便成了她們的巢。

巢就一張床的大小，地面空間不足雙鞋大。

行李要枕在枕頭下，日用品用塑料袋吊挂在床沿。

衆人共用一個蹲坑，水龍頭裡隻流的出吸管般細的水。

住在這的女人，有一個共同點——

沒家。

“在這住的一般都沒家，哪有家？有家誰在這幹啥啊。”

45歲的張燕秒，丈夫早死，草房土地被占，一無所剩。

帶着僅3歲的女兒，住進女子宿舍。

一住便是14年。

女兒就在這兒長大成人。

從13歲起，女兒唯一的心願就定下了：離開這，走得越遠越好。

鏡頭前，怼着酒瓶的張豔秒，眼神如此兇悍堅定。

62歲的方淑珍，丈夫吃喝嫖賭樣樣沾，家暴成性。

方淑珍48歲時便被趕出家門。

下面有兩個兒子，無一成事，生活貧困。

小兒子有病在身，兒媳婦有皮膚癌。

大兒子隔三差五來找老娘要錢，幾十一百的要。

方淑珍一天隻吃一塊錢的花卷，再配點鹹菜。

蔬菜不敢吃，更别提葷腥。

她找了份工，在養老院照顧老人，端屎端尿，洗腳擦身。

同時照顧20位老人，一月能掙1000塊錢。

卻忘了她自己就是個老人。

《冰點周刊》用“上天入地”形容這些女人，上能蓋高樓，下能修地球。

為了維持生計，這裡的女人幹過各種活：

撿木耳、剪毛蔥、掰苞米、種稻米、壘豬圈、洗碗。

一日工作時長超10小時，工資在17元到70元不等。

創紀錄的一次，是去水泥廠種樹，一天95元。

第二天再去就被拒了：

“盡是些笨手笨腳的婦人，太老了！”

想抵抗歲月，卻不得其法。

68歲的宋淑文，用撿來的雪花膏塗白臉，又用撿來的鉛筆描黑眉，跟别人說自己隻有59歲。

身體早就發出警告：左眼疼得厲害，針紮似的難受。

“現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來越黑！”

她曉得這眼要瞎了。

不知是否跟她哭太多有無關系。

新住進來的女人們總愛哭。

哭丈夫家暴，哭早年喪夫，哭兒女不孝，哭無兒無女。

哭的理由不盡相同，又無甚不同。

說這些的時候，女人們的喉嚨像被放在炕上火燒。

淚被蒸出來，“呲——”又消失得一幹二淨。

哭完，又自罵自損：

“哭！哭當啥用，白扯！”

流落于女子宿舍的女人，吃着不同的苦，卻歸到一個巢。

而就在“女子宿舍”旁邊便是“男子宿舍”。

雖然沒有一部名為《男子宿舍》的紀錄片。

但，早就有人把它記錄下來。

亦不能被無視。

>>>>男子宿舍

2016年，何苦拍攝《最後的棒棒》。

男子宿舍——自力巷53号。

距重慶繁華的“解放碑”直線距離不足300米。

何苦形容它：

“美麗渝中一個正在流膿的傷疤”。

待拆廢樓，厚灰蛛網，露出伶仃的屋架。

一間屋上下兩層貫通，擠着四五個男人。

條件最好的一張床，300元一月，一日10元。

其它床位月租在60元，乃至更低。

甚至可低至5毛一日。

蠅蟲蟻鼠，随處可見，

冬不禦寒，夏不避暑。

下雨時可接雨，刮風時能喝風。

這兒聚集着一群“棒棒”——挑夫。

以挑運重物為生，掙血汗錢。

百斤重物，上坡下坡，背負2公裡，工錢10元。

他們亦有各自的故事。

老黃，已60多歲，年到40歲才與一寡婦成家，後來有了孩子。

為了養家，老黃在外打工。

等再回去，媳婦跟人跑了，家被占了，隻剩年幼的女兒。

聊起來，淚依舊忍不住。

某天老黃覺得身體發麻，摔下樓梯。

一查，腦血管堵塞，随時都有腦梗阻和中風的危險。

但女兒還背着二十萬的房貸未還，他一刻不敢停下。

河南，河南人，不知其真實姓名，大家就叫他“河南”。

年少喪父，母親帶着三個孩子改嫁。

河南17歲就離家打工。

後來被三個混混圍住，給挑斷了腳筋。

還有誰？

妻離子散的老杭，被騙光積蓄的老甘......

随便一人的故事擰擰，就能擰出一灘苦水。

等活的棒棒們

《女子宿舍》與《最後的棒棒》。

南北方，男女間，形成一種疼痛的呼應。

這根本沒有性别差别，沒有地域差别。

他們群居成體，又獨自承受各自的命運。

>>>>何謂尊嚴

顧城寫：

“命運不是風，來回吹，命運是大地，走到哪裡你都在命運之中。”

掙不脫，再掙，好似徒勞。

方淑珍說：“我尋思到我不行的時候，我也不吃那下下食，我就尋思喝點農藥痛快死掉。”

棒棒老黃從樓梯上摔下來後，“血管都要脹破了”依舊忍：

“如果去大醫院，挂号都要不少錢......不去，死都要在這裡。”

苦命人，女子宿舍的老闆見得最多。

她講：以前住這的一個又病又老的婦人，就坐外邊勞務市場等活，等着等着頭一歪，死了。

生死無常，命數難測。

不忍卒讀，不忍直視。

但依舊要寫出來。

我更怕這些成了不能正視，可以無視。

不理解的矯情，不能懂的愚笨，不屑知的境遇。

以至于差異性大到要懷疑真實性。

憤怒——“自作自受也就算了，還造了那麼多社會蛀蟲”。

憎惡——“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這樣的發言太多太多。

背後是更深層次的溝壑：

不懂他們為何結婚生子？不懂他們為何不換份工作？不懂他們為何“淪落至此”？

朋友，這不是由互聯網所描繪的美好世界，是與活生生的人血肉貼合的人生境況。

年老病痛，知識短缺，情感受創，這些用力禁锢、反複折磨着他們。

他們依然以自己的邏輯維護着尊嚴體面。

老黃曾說：

“随便拿根棍子，找飯吃的是叫花子，棍子是打狗的工具，而我們的棒棒是幹活的工具。”

這是最本質的區别，老黃特别在乎這種區别。

方淑珍一邊說着死了算了，一邊勸自己：

好好活着。

多輕多沉的四個字。

這一生，他們始終在熱烈活着。

《冰點周刊》記錄了一個細節：

女人們會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唱《十五的月亮》，也會像二人轉一樣舞手絹。

戚小光看得鼻酸：

“我認為沒有希望的女人，堅強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他為這部紀錄片想好了尾聲——一個讓人放心的交代，而非徹頭徹尾的悲劇。

那時，戚小光想着，這片子要在工地的腳手架前、工棚裡、在露天影院放映。

所有人緊靠在一起，嘴裡說着，心裡想着：

“喔！那多像我的母親、姐妹、外婆、姨媽！”

戚小光與方淑珍

隻是，隻是，一切沒能如願。

這片再也看不到，至于原因，不可多說。

>>>>相互記憶

《最後的棒棒》距今不足五年，曾經的“山城大軍”漸漸銷匿身影。

棒棒這一職業，終将成為記憶碎片。

如今女子宿舍還在，十年間，價格自2元漲到5元。

老闆說，就業條件好了，來住的人越來越少。

一些女人走了，一些女人還在，或許到死都在。

有人去拜訪，表示想要募捐，被她們拒絕。

圖源：輕讀實驗室

今日談《女子宿舍》，談《最後的棒棒》。

不是歌頌，沒有批判，甚至我不憤怒，不悲哀。

隻因這些人的人生值得去書寫。

我始終記得，作家雙雪濤曾做過一次演講，他講：

可能從一個個體認識世界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總結性的。

不要從這裡面提煉出什麼大道理，隻是一個人的命運，隻是一個人的上升和墜落，是非常值得書寫的。

即使不與大時代相勾連，一個人，一個普通人的命運也值得好好去寫一寫。

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于《卡拉馬佐夫兄弟》：

“首先人應該善良，其次應該誠實，但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忘記。”

别忘記，這些遊走在邊緣的群體。

别忘記，這些與我們無異的生命。

參考資料：

1、《冰點周刊｜兩元宿舍》，從玉華

2、《十年後，窩在中國最便宜的房子住了一晚：從2元漲到5元，依舊有女人物價可歸》，輕讀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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