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戶居民樓裡，兄妹三人爆發了一場争吵。

“我不同意！”

“這是媽剛生病的時候就交代過的，我是順着媽的意願的。”

“老娘是年紀大了，被他們的宣傳搞暈了頭，這破壞家族風水你知道嗎？”

卧室裡床上的老人安詳睡着，剛剛客廳發生的激烈争吵似乎都與她無關。

大兒子坐在床邊，拉着病重母親的手呢喃：“你為什麼要我們做這麼難的決定啊......”

你，為什麼會選擇捐獻自己的遺體？

這是老人三個孩子難以理解的選擇，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未解之問。

為醫學貢獻VS讓遺體保全，選擇哪一個都無關對錯。

但做出捐贈遺體的決定，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身邊人，都是關于人性和愛的考驗。

01▼

“我老婆要去做老師”

死亡、清潔、裝袋、急速冷凍、送入醫學院保存......

這是遺體捐獻者死亡後，8小時内的曆程。

徐玉娥，大體老師，女，48歲，往生日期：101/02/23。

2012年2月，徐玉娥患病去世。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台灣開始推動宣傳遺體捐贈時，徐玉娥和林惠宗夫妻倆便給遺體捐贈中心打了電話，填寫了捐獻遺體的同意書和信息表。

身邊人是不是都能接受他們的決定，他們不在意。因為他們願意給彼此簽下同意書，這就夠了。

妻子先走一步，按照20年前約定的那樣，她的遺體被捐贈出去，分配到了輔仁大學醫學院。

他和還不知道妻子去世消息的朋友說：“我老婆要去做老師了。”

朋友問：“什麼老師？”

“大體老師。”

遺體捐獻者，被醫學生們尊稱為“大體老師”。

但遺體捐獻出去後，最快要兩年後，才會被送上解剖台。

防腐一年後，還要再放一年，這麼做是為了照顧家屬的心情。

去世的第三年，徐玉娥的遺體仍被放置在輔仁大學醫學院中。

她被裹在密封的塑料袋中，蓋着白布，躺在格子裡。

每回他去看妻子時，都會隔着厚厚的袋子撫摸她的腦袋。

妻子去世後，林惠宗隻在夢裡見過她一回。朋友說，這是因為生前對她好，所以死後她不願來打擾他。

‍‍‍他對妻子說家裡一切都好，說想讓兒子去當警察，說他多麼以她為驕傲......

“老婆，你現在是大體老師，那你以後要去哪裡？可能你現在也已經不在了。我講的話也沒有聽到，也沒人知道，但是還是要跟你講。”

他絮絮叨叨，然後慢慢哽咽。

兩年裡，林惠宗每隔一兩個月，都會開車從嘉義到台北去看望妻子。在輔仁大學“大體老師”們的家屬中，他是去得最頻繁的一位。

徐玉娥去世後就被送到了醫學院，沒有辦葬禮等任何儀式。也正因如此，女兒總覺得還有些事情沒完成，媽媽還沒離開。

02▼

她以生命

教導我關于死亡的課題

遺體需要通過評估，經過處理後，才能成為“大體老師”。對處理這些遺體的工作人員來說，這個過程也有些煎熬。

輔仁大學一名工作人員在工作半年後，才慢慢調整好自己的心态。

他經常看到林惠宗過來看望妻子，在某次林惠宗準備離開時，他說：“我希望我不會處理到你。”

林惠宗笑着回答：“那有什麼關系，反正你經手這麼多了。”

“可是那個都不認識。我還沒有做過認識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遺體處理好後，貯存在冷藏格中。但在他們真正被送上醫學解剖台前，還要經過一道道鄭重嚴肅的流程。

首先，醫學生們需要和大體老師的家屬進行一場真誠對話：大體老師的生日、性格、喜好、生前的故事、捐贈目的......

這些了解，讓一具遺體回歸為一個鮮活的人。

在解剖課程開啟前，醫學院還會邀請家屬參加感恩禮。

學生代表緻辭：“他們不但慷慨将自己的身體當作禮物奉獻給輔大醫學院，并親自以身體來教導我們，他們是我們所尊敬的無言良師。”

緻辭結束，上香，鞠躬。

這些看似繁瑣的流程，卻是關于生命最重要和觸動人心的一堂課。

此後，他們開始真正成為一個大體老師：

解凍、剃掉頭發、解剖、觀察身體構造和器官變化、探讨病情......

每堂解剖課結束後，學生都會向大體老師鞠躬喊道：“謝謝老師。”

但事實上，做出遺體捐獻這個決定，對在乎“身體發膚”和“入土為安”的中國人而言，尤為艱難。

因此不少醫學院都缺大體老師。

沒有多少人能直面被解剖過的親人，為了讓家屬不産生怯意退縮，解剖課程一旦開始，家屬們就不能再見他們。

在遺體将要被用于解剖課程前，林惠宗去看了妻子最後一眼。

他像往常一樣平靜地同妻子說話：

“那些學生，他們會好好對你啦。

以前來看你都沒什麼感覺，就是你在這邊已經很安穩。

然後今天早上要出門，越想越不舍。

常常跟人家講好像沒什麼，可是，可是......”

林惠宗哭了。

而那位一向理性的解剖學教授，面對母親想把自己的遺體捐獻到她所在大學的要求時，也忍不住表現出抗拒。

“很多人說你學解剖的，應該看淡生死，其實并沒有。

如果我媽要成為大體老師，那我有兩個要求。

第一，她不要捐來我任教的學校；

第二，那一學期的課程我不要參與在裡面。”

徐玉娥的女兒在參加完感恩禮後，也拒絕了最後一次去看媽媽的機會。

福馬林将媽媽的身體泡得發暗，變色，她不願将這個身影，與記憶中笑意盈盈的母親重疊起來。

但即便如此，她們還是沒有退縮，也不後悔地做出了決定。

在學期解剖課程結束後，女兒林映汝作為家屬代表上台發言：

“我的母親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她賦予子女生命，而最終又以她自己的生命教導我關于死亡的課題。

我的母親又是如此不平凡，雖然她的生命已經結束，但她以自己的肉身作為教材，帶領同學們認識人體的奧秘。

我的母親如此平凡，卻又如此不平凡，她的生命已經結束，但她留下了無盡的愛。”

03▼

無言良師

在某個問答應用上，有個問題是：第一次見大體老師是什麼感覺？

同互聯網上常有的戲谑、惡搞、抖機靈畫風不同的是，這個問題下面的回答，滿屏都是敬畏與嚴肅。

有個答主說，印象最深的大體老師是一位三歲男孩。在他病危時，父母将他的眼角膜捐了出去。他去世後，遺體就捐給了醫學院。

那個小男孩躺在解剖台上，小小一隻，但足以讓在場的醫學生們，滿懷敬意地鞠躬喊聲”老師“。

性别、年齡、職業......無論他們生前擁有怎樣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在那裡他們都值得最大的敬意。

而這樣的故事，實在太多。

今年2月22日上午，山東青島一對新人領證結婚。當天下午，兩人去辦理了器官和遺體捐獻手續。

面對不吉利的說法，他們隻說：“隻要器官能夠救别人，比吉不吉利重要多了。”

浙江23歲的退伍軍人屠樓宇，将遺體捐贈給了杭州師範大學醫學院。

而在此之前，他還捐獻了自己的眼角膜。

45歲男子胡宏奇突發腦溢血死亡，年邁的母親将兒子的器官捐獻出去，給6人帶來了新生。而他當初是随同母親一起簽下的遺體捐獻協議。

母親說：“他沒走，他的心還在别人心裡跳。”

而兩年前疫情剛暴發的時候，武漢市火神山醫院收到了28具捐獻遺體。

強忍突失親人的悲痛，他們無私捐出親人遺體，與來勢洶洶而陌生的病毒抗争。

雖然完成”使命“後，他們的遺體會被縫合，卻仍然無法複原成最初的樣子。

但是，他們接下了醫學生從醫路上的第一刀；他們是無言良師；他們是生命延續的希望。

曾有患者病逝前留下遺言：“你們可在我身上切千刀萬刀，為的是你們以後不要在患者身上切錯一刀。”

他們本身的存在，讓未來的醫者們感受到了肩膀上沉甸甸的重量。

死亡讓人恐懼，生命讓人敬畏，而“大體老師”，讓死亡的冰冷和痛苦，擁有了溫度和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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