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舉考試制度中，素來有個規矩，那就是在鄉試、會試中取得功名之人都将主考官視為“座師”，自稱門生。而在殿試中，因為是天子主持考試，因此那些進士及第之人往往冠之以“天子門生”的頭銜。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天子門生”最早源于北宋，隋唐時期并無此說。

​唐代後期，朝廷上發生了曆時數十年不息的激烈黨争，這與主考官利用科舉取士制度以培養私人勢力有着很大的關系。唐代及第進士都以主考官為恩師，緻使“恩出私門，不複知有人主”，因此有人曾憤慨地表示，唐朝實亡于朋黨。

為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年）下诏禁止考官、考生之間結成座主、門生關系，走出了改革科舉制度的第一步：“今後及第舉人不得辄拜主試官，如違，禦史台彈奏”；并不得呼主試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這一政策得到認真貫徹執行，此後宋人雖尚有恩師、門生的稱呼，但大多為客套而已。

唐朝在科舉取士中盛行“公薦”，即每年擔任知貢舉的主試官赴貢院主試之前，宰相近臣可以保薦有才之人，造成一種變相的請托。于是科舉取士就不能做到公正公平。

​宋太祖深知其弊，于乾德元年（963年）九月正式規定：“自今朝臣不能發公薦，違者治其重罪”。這項措施的實行，提高了科舉取士的透明度，有利于激發中底層士人參加科舉的積極性。此後，朝廷又重申這一禁令，鼓勵舉報違反者，一經查實，将取消科舉考試資格。

為減少科舉取士中的弊端，宋太祖進一步限制主試官的權力。與唐代不同，宋朝主試官屬于臨時差遣，稱“權知貢舉”，每年出任知貢舉者都不相同，并增設副職，名“權同知貢舉”。主試官與其他考官共同評卷，定其優劣，去取不能由一人作主。

盡管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防止科舉舞弊行為，但并不能完全杜絕。開寶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慣例，親自在講武殿召對新科進士，然後下诏放榜。由此逐漸将科舉取士的大權收歸己手。

​開寶六年（973年），新科進士及諸科舉人三十多人在講武殿接受天子的召對。宋太祖發現進士武濟川、劉俊才質疏陋，應對失次，于是将他們兩人從合格者名錄中劃去。宋太祖得知這兩人是權知貢舉李昉的同鄉，很不高興。碰巧落地進士徐士廉等人上書告發李昉有舞弊行為，去取不公，建議宋太祖舉行殿試。

這個建議大為符合天子欲收回取士權柄之意，于是宋太祖即令在講武殿出題重試落地進士，考完後，親自閱卷，定下錄取名單。事後，李昉等考官皆遭到貶官處罰。

​這一由皇帝複試奏名進士的方法，就稱為“殿試”，亦稱“禦試”、“廷試”。由此及第進士就被世人譽稱為“天子門生”。殿試最早見于唐代武則天時，但未形成制度。開寶八年（975年），宋太祖再次舉行殿試，所定合格進士名次，與禮部試（省試）有不同。從此“殿試”成為常制，科舉取士之權由天子直接掌握，進士及第者也就成了“天子門生”。對此，宋太祖頗為得意說：

“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緻寒孤寒之路，很是無謂也。今日朕親自臨試，以決定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

“盡革疇昔之弊”顯然有點誇張，古今難以做到，不過宋太祖的做法在抑制勢家、洞開孤寒之門方面确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時，在這一政策的激勵下，貧寒士人可以通過讀書、應舉、入仕這一途徑進入上層社會，有一種很好的示範效應，大大提高了讀書人對朝廷的擁護程度。

​由此，《神童詩》中便有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著名詩句，這也準确反映了整個宋朝社會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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