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大為是我國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從事歌唱事業40多年來,收獲了衆多年齡層的粉絲,被贊譽為“中國的帕瓦羅蒂”。
他曾為近百部電影電視作品演唱過上千首創作歌曲,其中《牡丹之歌》、《駿馬奔騰保邊疆》、《敢問路在何方》、《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等經典之作,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稱得上“民歌泰鬥”。
蔣大為和妻子之間的愛情也被廣為傳頌,他的妻子張佩君是小有名氣的女高音歌手,演唱過《故鄉的小路》、《走向海洋》等歌曲。
但她嫁給蔣大為後,為了支持丈夫,毅然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回家做了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我用我的藝術生命,來延長你的藝術生命。”
這是張佩君對蔣大為最深情的表白,兩人風雨同舟50幾年,有幸福也有淚水,卻總是能相互理解、彼此體諒。
當年,蔣大為因绯聞事件被謠言中傷,張佩君堅定的站在丈夫身邊,維護他的清白。
蔣大為曾說:“我一生要感謝那麼多人,父母、老師、朋友……第一個要感激的就是我的愛人!”
1947年,蔣大為出生于天津,父親是一名藥劑師,母親是一名老師。他們和爺爺奶奶、還有一個患類風濕性關節炎而癱瘓的小叔生活在一起。
小叔雖然行動不便,但精通美術和音樂,在小叔的影響下,蔣大為在這兩方面也非常出色。
那時,蔣大為沒有想過以後要成為一名歌唱家,而是夢想成為像齊白石那樣的畫家。
高三時,蔣大為參加了中央工藝美院的考試,可就在考完後的三四天後,特殊時期開始了。國家取消了高考制度,他的畫家夢也就此破滅了。
不久後,蔣大為遇到了人生的伯樂,改變了他人生的命運。這個人就是他後來的妻子張佩君。
張佩君比蔣大為小3歲,初三畢業後就進入了天津市和平區的宣傳隊。
那年夏天,宣傳隊在天津範圍内招隊員,張佩君正好成了蔣大為的考官。
蔣大為長的玉樹臨風,又有才華,在學校時就有很多女生暗戀他。當天,他一開嗓就把在場的所有人都鎮住了,張佩君直接錄取了他,還對他一見鐘情。
宣傳隊的工作是義務性質的,沒有工資,就連排練或演出時,吃飯都是自己帶過去的。
在那個保守的年代,男女之間表達喜歡的方式是很隐晦。張佩君喜歡蔣大為卻不敢表白,就每天把帶過去的飯,都撥給他吃。
男孩子心粗,完全沒有察覺到少女的心事,很坦然的笑納了。
等到後來結婚後,蔣大為才知道,那份飯是人家女孩子餓着肚子讓給他吃的,他卻不管不顧就那麼吃了。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張佩君發覺他一點表示也沒有,急了。
找到了一個隊中拉二胡的同事,從中幫忙說和:“張佩君可是個好姑娘啊!你可不要不懂得珍惜……”
被同事捅破這層窗戶紙,蔣大為才發現自己對張佩君的感情,和她成了男女朋友。
在宣傳隊蔣大為的才華并沒有被埋沒,很快被天津歌舞團看中,要調他過去。這是個難得的機會,進入歌舞團就相當于端上了鐵飯碗,可以留在城裡,不用下鄉了。
就在這時,蔣大為聽說張佩君要下鄉了,女友卻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他,還是她的同學偷偷告訴他的。
張佩君知道蔣大為的前途一片光明,她不忍心拖累愛人,決定自己偷偷地走。
當天晚上,蔣大為跑到她家去問她為什麼這麼大的事情,不告訴他。張佩君一邊掉眼淚一邊解釋:“我爸媽不讓我跟你說,怕影響你的前程,你留在天津歌舞團多好啊!你就留下吧……”
蔣大為看着女友傷心的樣子,心裡暗暗做了一個決定。
回家之後,他和母親商量:張佩君要去下鄉了,我想跟她走。
母親是個很開明的人,并沒有阻止他:“你願意跟她去,你就去吧!”
第二天,蔣大為就拿着戶口本到學校辦了手續。
學校正在宣布下鄉的名單,貼着光榮榜。蔣大為自己找出毛筆,大筆一揮把“蔣大為”3個字寫在名單的最後面。
等到在學校大禮堂宣布名單時,最後一個念到蔣大為的名字,整個禮堂的人都驚呆了。
大家都知道,他要留在天津歌舞團,怎麼會也走?
平時暗戀他的小姑娘,内心頓時又燃起了希望,紛紛托人去找蔣大為,表示想跟他一起走。
蔣大為都拒絕了,坦誠地表示:自己就是為了女朋友才去的。
多年後,蔣大為說:“我覺得我作為一個男孩子,盡管我沒有多大的力量,但我總該跟着我的女朋友走,應該保護她,不能讓她一個人孤苦伶仃到農村去。”
當時,蔣大為已經在天津有一定的名氣了。臨行那天,整個站台站滿了來送他的歌迷和朋友。
他們一邊拉琴一邊大合唱,在歌聲中,蔣大為沒有感受到太多離别的傷感,心中反而無限感慨和激昂。
可坐火車走了一天後,他心裡就開始越發涼了起來。未來要生活的地方,比自己預想的要遠的多,也艱苦的多。
下火車到了公社後,又坐牛車走了18裡地。當時正值深秋,莊稼已經收完了,地上都是枯黃的,一片荒涼。
在寒風中,女孩子們把自己帶來的毛毯蓋在頭上,開始掉眼淚。小夥子們也都沒有最初的興奮勁兒,全都沉默着。
好不容易到了村裡,卻發現總共24戶人家,隻有一家是漢族,其他全是蒙古族。鄉親們給他們蓋了一個三居室,男生女生各占一間,中間是公用的廚房。
他們要自己去雪地裡打柴火燒炕,也沒有什麼菜吃,每天隻能吃苞米面大餅子就豆腐乳。
日子雖苦,蔣大為能和心愛的人相守在一起,内心也是幸福的。
有一天,蔣大為和張佩君正在地裡種黃豆,有人找到他們,說公社來電話了有人找他們。
兩人慌忙去了,到那一看是兩個軍人在等他們。軍人問他們:“你倆會唱歌?”
他們說:“會!”那人又問:“會唱樣闆戲嗎?”
兩人給他唱了一首歌,又唱了一段樣闆戲,對方很認可,點着頭告訴他們回去等着聽信兒吧!
蔣大為和張佩君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3天後,他們就稀裡糊塗的到了部隊。
到了那兩人才知道事情的原委:當時吉林省森警宣傳隊的隊長,在坐火車時,看到一位天津知青。
知青見他們拿着樂器就問:“你們是不是宣傳隊的?我們天津有個知青唱歌也特别好,叫蔣大為。”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隊長真的按照知青說的地址找到了蔣大為,隻是這麼多年了,蔣大為一直不知道這個幫助自己改變命運的人,到底是誰。
“也許他是一個笑話,也許是一個熱情,就改變了我的命運。”
進入部隊後,蔣大為做了3個月的騎兵,他寫的《駿馬奔馳保邊疆》,就是因為有了這段經曆。
後來,蔣大為和張佩君都加入了吉林省警察文工團。
在部隊6年,蔣大為每年有半年的時間吃住在連隊演出,其他時間在宣傳隊排練新節目,還給山上為數不多的林業工人演樣闆戲。
1971年,蔣大為作曲并演唱了一首《采伐工人心向黨》,讓他一下子出了名。
小有名氣後,很多單位都想要蔣大為,但部隊也同樣愛惜人才,不讓蔣大為走。
1974年,蔣大為正式向相戀了8年的女孩求了婚。婚禮辦的非常簡單,花了不到10塊錢。
1975年,蔣大為被調入北京的中央民族歌舞團工作,張佩君沒能跟着一起走,隻能留在吉林,開始了兩地分居的生活。
不過,張佩君也同樣優秀,在第二年就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中央民族歌舞團,成了名女高音獨唱演員。
兩人再北京相聚後,生活終于安定了下來。
1978年,張佩君生下了女兒蔣怡。
兩人雖然都有了固定工作,工資卻不高,每個月加起來隻有80多塊錢,一家三口住在15平米的小房子裡。
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蔣大為和張佩君都努力演出奮鬥着。
1980年,蔣大為憑借演唱電影《紅牡丹》的插曲《牡丹之歌》,紅遍祖國的大江南北。
1985年,他又被提拔為中央民族歌舞團的團長,事業越來越忙,根本沒有時間顧家裡。
見此情況,妻子張佩君就主動辭了職,回家做了家庭主婦。
當時正好趕上廣東開放的早,走穴之風流行,有不少演員都去歌舞廳走穴,也有人邀請蔣大為去。
蔣大為抓住了這個機會,每場演出能賺幾百塊,比團裡賺得多得多。
很快家裡的生活好了起來,他們攢了一大筆錢,蔣大為心裡很知足。唯獨對女兒,他的心中是有虧欠的。
蔣怡的嗓子條件也非常好,她也喜歡唱歌。蔣大為深知吃藝術這碗飯不容易,堅決不讓她走唱歌這條路。
2001年,他到加拿大溫哥華演出時,被那裡的教育吸引,有了帶女兒去那裡讀書的想法。
蔣大為常年在外演出,很少陪伴女兒,這次出國留學,他打算和妻子一起過去陪讀。
于是他辭掉了中央民族歌舞團的職位,和妻子變賣了北京的房子,拿上了全部積蓄去了加拿大溫哥華陪讀。
在那裡,他們買房子、裝修,添置家電家具,又給安頓好女兒在學校的諸多事宜後,林林總總加起來就花掉了他們一大半積蓄。
加拿大的物價比國内高得多,坐吃山空的日子很快就讓他們焦慮起來。
華人藝術家在溫哥華發展的空間非常狹窄,好一點的能去學校教書。不過,大部分都隻能改行,另謀生路。
蔣大為想要謀生也很難,很少有演出機會,後來找了個去白人家裡當聲樂家教的工作,但工資也很微薄。
幾年下來,家裡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張佩君無法為這個家“開源”,卻把“節流”做到了極緻。
每天早上出門,第一件事就是買一份報紙,不是為了看新聞,而是為了剪下産品促銷的報花,集滿10張後就可以去超市換東西。
雖然禮品大多是洗潔精或者紙巾之類的,但她秉承着省一點是一點的心态,始終堅持這樣做。
去超市時,張佩君也總是放低姿态,和一群家庭婦女搶打折的面包和牛奶。
每次搶到打折力度大的商品,她都十分激動,興奮地告訴蔣大為,今天又節省了多少錢……
蔣大為聽了心裡很不是滋味:要是自己有豐厚的收入,何至于讓妻子如此節省?
女兒上大學後,要花錢的地方更多了,蔣大為有機會就回國演出了幾次。
卻遭到了同行的排擠:“你不是去溫哥華享福了嗎?怎麼還回來跟我們搶飯吃?”……
諸如此類的話說的很難聽,演出費也不高,隻有一兩萬元,扣除費用剩不了多少錢。
心高氣高地蔣大為一氣之下,又退隐了舞台。
張佩君何嘗不明白丈夫心裡的苦,也不催他出去賺錢。為了放松他的心情,還每天陪他去公園練唱。
蔣大為心裡有些後悔了:“當初真不該來這邊。”
張佩君見他終日悶悶不樂,就勸他應該放平心态,不為了賺錢,隻要内心快樂就好。就把自己當做一個喜歡唱歌的普通老頭兒就好了。
聽了妻子的話,蔣大為解開了心結,找來了弟弟蔣大義做自己的經紀人,正式複出。
在弟弟的精心運作下,蔣大為的人氣快速上升,觀衆也很喜歡聽他唱歌。
2010年,複出的1年後,一則重磅新聞,卻突然打破了一家人原本幸福的生活。
有個名叫姚曼的女人在網上爆料:“我是蔣大為的情人兼經紀人,半年前,我将90萬現金交給蔣大為,讓他代為保管1個月,誰知他将我的錢據為己有,現在躲着不見我。”
還曬出了有蔣大為親筆簽名的欠條。
張佩君看到消息非常憤怒,讓蔣大為解釋是怎麼回事!2天後,蔣大為飛回了溫哥華,看到妻子一臉憔悴,心疼不已……
他耐心地對妻子解釋了事情的原委,他也受害者啊。
原來,蔣大為和姚曼是在一個酒會上認識的。她是北京人,曾在溫哥華留過學,說自己有人脈,可以幫助蔣大為介紹演出和代言。
不久後,姚曼真的給他介紹了一個2萬塊錢的商演,蔣大為便相信了她。後來,姚曼又拉了一個30萬代言費的西服代言,隻是她把這30萬報酬都拿走了,一分也沒給蔣大為留。
蔣大為覺得她太貪心,就不想再跟她合作了。
沒想到,姚曼竟然帶人威脅他簽下了90萬莫須有的欠條,要是不給錢就讓身敗名裂。
蔣大為沒有理會她,也拒不給錢,姚曼就在網上散播謠言……
這件事給蔣大為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傷害,好在張佩君聽完他的解釋,對他說:
“大為,曾經那麼艱難的日子,我們都一起走過來了,現在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坎兒?我信你,咱們應該讨回公道。”
在妻子的支持下,蔣大為拿起法律的武器,勇敢的維護自己的權益。
訴訟期間,張佩君始終陪在丈夫身邊,照顧他的生活,陪他收集證據,成了他最堅強的後盾。
最終,姚曼被判了5年,并要求她公開向蔣大為道歉。
風波過後,蔣大為官司勝利了,也看透了很透了很多,更加珍惜妻子的好。
女兒大學畢業後,在溫哥華的一家化妝品公司工作,并很快有了男朋友。
蔣大為是傳統的父親,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女兒買一套房子,保障她以後的生活。
就這樣,在年過6旬的他,又義無反顧地出去演出賺錢。為了演出,他幾乎是風雨無阻。
有一次,蔣大為冒雨一連唱了3首歌後,開始發燒,嗓子也說不出話來。
張佩君心急如焚,趕緊把丈夫帶到醫院,醫生告訴他們:“患者因為過度疲勞和病毒感染,引起的喉嚨充血,聲帶嚴重受損。”
此後的日子,張佩君每天陪着蔣大為去醫院打點滴,做清淡的飯菜,希望他能早日恢複。
可惜,20多天過去了,蔣大為的嗓子還是沒有轉好的迹象,張佩君也跟着着急上火卻束手無策。後來還是女兒托人找了一位老中醫,才治好了丈夫的病。
因為這次的病,張佩君越發擔心蔣大為的身體。隻要丈夫一外出演出,她就在家裡時刻牽挂他,怕他吃不好,睡不香,或者生病。
蔣大為也深知這一點,為了不讓妻子擔心,他戒了煙酒,早睡早起,積極鍛煉,努力把自己照顧好。
2014年,蔣大為終于為女兒買了一套房子。張佩君心疼老伴兒,就勸他:“現在女兒的生活也安定了,你也不用再那麼忙碌了。”
蔣大為也做出保證:“以後我一定少演出,把更多的時間留下來陪伴你們。”
蔣怡結婚生子後,張佩君又幫助女兒照顧寶寶,雖然忙碌卻也過得充實。
如今,張佩君73歲了,轉眼和蔣大為已經相伴了半個世紀,曆經坎坷和風卻依然攜手,恩愛如初。
蔣大為和張佩君是典型的患難夫妻。
當年下鄉時,蔣大為為張佩君甘願犧牲自己的前程;結婚後,張佩君也願意為他放棄自己的事業。
投桃報李,同苦同甘。
嫁給蔣大為這風風雨雨幾十年,張佩君吃過苦,流過淚,卻從未後悔過……
都說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優秀的女人,張佩君就是這樣的女人。也希望他們能保重身體,安享晚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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