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貫通中國史的眼光看，張骞無疑是非常偉大的人物。

張骞通西域是中國曆史上最具英雄氣概的冒險，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由此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中國和世界仍然受惠于這次壯舉。但和張骞同時代的人，對他的看法卻完全不同。就連司馬遷評價張骞的眼光，也沒有超越時代。

司馬遷把張骞的發現記錄下來，但也隻是記錄下來而已。要說這些内容有什麼價值，那就是堅定了他對儒家經典的信心。所以在《大宛列傳》的最後，司馬遷議論說，社會上流傳的《禹本紀》《山海經》之類的書，充斥着關于西方昆侖山的誇誇其談，可是和張骞的發現一印證，哪裡看得見一點影子？至于張骞這個人，司馬遷承認他“為人強力，寬大信人”，此外就沒有什麼優點了。

張骞出使西域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這是一次秘密行動，極少有人知道，何況那時的司馬遷，還隻是個六七歲的孩子。13年後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骞回來了。司馬遷剛好在這一年踏上了去東方漫遊的旅途。張骞帶回許多關于西域奇異世界的消息，引起漢武帝濃厚的興趣，但對司馬遷和漢朝的大多數人來說，重要的隻有一點——張骞是去西方尋找對付匈奴的同盟的，而他不得要領，一無所獲。

張骞出發時，取道河西走廊，被匈奴擒獲；張骞回來時，走昆侖山北麓的通道，結果還是落入了匈奴之手，所以他希望尋求一條通往西域的新道路。他根據獲得的零散資訊，想到這麼一條路：先征服西南夷，然後取道身毒（今印度）前往大夏（今阿富汗一帶），這樣就可以完美避開匈奴人的威脅。于是在張骞的建議下，一度暫停的西南夷道路工程又重新啟動。幾萬人因此苦不堪言，許多人在疲憊、饑餓和病痛中死去，最終卻并沒有找到張骞所說的那條通道。

後來，張骞成為對匈奴戰場上的一名将軍。一開始，他的表現不錯，因為善于辨識道路，大大改善了漢軍的後勤保障。他被封為“博望侯”，“博望”即視野開闊的意思。

頗為諷刺的是，這之後，張骞就迷了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為張骞失道，沒能及時趕到約定地點，導緻另一支漢軍成了孤軍，陷入匈奴的重圍之中，要不是統兵的老将才氣無雙，幾乎就全軍覆沒了。張骞因此失去侯爵，對漢朝的男人來說，有什麼比“封侯”更重要呢？張骞發瘋似的想再次封侯，于是用盡辦法遊說漢武帝，極力誇張地說，聯合一個叫“烏孫”的國家（在今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對擊敗匈奴會有多麼大的意義。終于，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他赢得了二次出使西域的機會。

這一次的規模和第一次大不相同。張骞率領多名随員，攜帶金币、絲帛等财物，價值幾千萬錢，還有牛羊萬頭。這一年，正值漢朝财政極度緊張，為了征伐匈奴，國庫基本被掏空。結果張骞在烏孫再次“不得其要領”，又一次白白浪費了巨額的國家财富。但張骞還在不懈努力，派出副使到周邊國家去找機會，還引導烏孫使者到漢朝來，讓他們見識漢朝的疆域廣大和物産豐饒，希望改變他們對漢朝的看法。

然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這一切還沒見效，張骞就去世了，終究沒有再次得到夢寐以求的侯爵。這之後，漢朝人對張骞的評價發生了分裂：一少部分人把他當作榜樣，更多的人則認為他死有餘辜、流毒無窮。

張骞的事迹也觸動了一部分冒險家。在他們看來，前往西域和匈奴作戰比，性價比高多了。所以在張骞死後，他的随從不論官階高低，都紛紛向漢武帝上書，渲染外國有多少奇怪的人群、物種和産品，征服西方可以獲得多麼大的收益。後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這個陣營。

漢武帝的反應非常有趣，或者說體現了對人性的洞察：遙遠的西域不是大漢良民願意去的，值得利用的就是這些冒險家和流氓無産者。所以，他常常并不仔細核查事實，誰要去，就賜予符節，給予漢朝使者的身份——牛吹得大，就是正使；吹牛膽子都小，就給個副使當當。

為了打開西域一個個小國的大門，漢朝使團都會攜帶大量财富。很多使者從中肆意侵吞，将國家的禮物當作商品銷售，把獲利塞入自己的腰包。以漢武帝的精明，當然不至于發現不了這個問題。他的處置手段是：從重判罰，但可以贖罪，贖罪的辦法是再次出使西域——既然你是熟悉西域的人才，這個特點就要充分利用。

于是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漢朝使者的隊伍絡繹不絕。當然，也有越來越多的西域使團和商隊，紛紛奔赴漢朝。這時，漢武帝正頻繁地到沿海地區視察，每次都讓外國客人跟随其後，遇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就要經過。漢武帝不斷賞賜客人财物，确保他們在漢朝生活優渥，還組織大規模的角抵活動（類似現代摔跤的一種技藝表演），演出新奇節目，展出許多怪物，引來衆人圍觀。大漢的娛樂業在那些年裡，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總之，漢武帝要“令外國客遍觀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通過這種方式，讓外國人在皇帝面前傾倒驚駭。

那麼，身為漢朝的黎庶怎樣看待這個景象？漢朝能夠支付這筆巨額支出，是因為桑弘羊主持的财政政策已經卓有成效。在貨币改革、鹽鐵專賣等一系列運作之後，全社會的财富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庫，而一般民衆的生活質量卻大不如前。如果這筆錢是用于抗擊匈奴、開疆拓土，還有理可說，現在這樣揮霍，豈不是讓二十幾年來民衆持續不斷的犧牲，變得像個笑話？

作為時局中人，司馬遷沒有對這種現象做什麼評論。不過他在記述漢武帝款待西域客人的盛況時，竟然用了“酒池肉林”一詞。當然，西域人喜歡喝酒吃肉，這個說法完全可能是寫實的，但這個詞會引起什麼樣的聯想，大家都懂的。

溯本追源，這一切浪費的源頭，就是因為張骞。

在這裡，《史記》和《漢書》的差異值得一提。張骞死後，他那個“結好烏孫”的方案，倒是不斷取得進展。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烏孫王昆莫送來千匹良馬，請求迎娶漢朝的公主，漢武帝答應了，把江都王劉建的女兒劉細君（漢武帝的侄孫女）嫁到了烏孫。昆莫是個60多歲的老頭子，後來劉細君又改嫁給他的孫子。

關于這件事，《漢書·西域傳》的記叙比司馬遷詳細得多。班固稱，公主嫁到烏孫後，和衰老的丈夫言語不通，感到悲愁，創作了著名的《黃鹄歌》。漢武帝聽說後非常同情，隔幾年就派使者給公主送去很多财物。等到昆莫死後，細君公主拒絕嫁給昆莫孫子的時候，武帝就立刻表現出嚴厲的一面：“按照烏孫國的風俗去做，我要與它共滅匈奴。”

不論這支歌是公主所作、傳回中原的，還是同情她的文人創作的，總之，反映了漢地社會的一種情緒：公主遠嫁，極易激起漢家男兒的怒火，文人的傷情更會泛濫得不可收拾。

這件事自然也要歸罪于張骞。按照《史記》記載，這件事其實和張骞無關。但《漢書》卻加入了張骞對漢武帝說“漢遣公主為夫人”的台詞。顯然，是100多年來對張骞的憤怒情緒，促使班固時代的人們相信，他必然會說出這樣一句罪惡的話。

通西域的事業，需要幾代人、幾十代人付出代價，才能轉化為成果。近代以來，中國人才真正感受到“張骞鑿空”的重要意義，對張骞的評價自然也截然不同。然而，站在古人的立場，也不能說司馬遷他們的看法都是偏見。他們當然無法預知現代人的主權觀念和對國際關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為“代價”，自然隻能在代價的立場上發出一聲歎息。

摘自 | 《領導文萃》2020年9月上

稿件來源 | 《環球人物》

本文作者 | 劉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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