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聞道者布衣

日前文史宴發過劉炜考證官渡之戰的文字，對官渡之戰前後考據得非常到位，但對戰争過程着筆不算太多。本文綜合考察李典、于禁、曹仁、李通等人的列傳，勾勒出全景式的官渡之戰，大家可以發現，剝去曹魏史官的話術，曹操在官渡之戰中大敗于袁紹，相當狼狽，完全靠火燒烏巢才得以翻盤。

官渡戰場上兩軍人數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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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官渡之戰這一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免不了會被後世傳奇化，尤其在參戰人數也就是雙方兵力方面，許多人的觀點還停留在“曹操以袁紹十分之一的兵力擊敗了袁紹”、“曹操以一萬兵力擊敗袁紹十萬精兵”上面；還有一些曆史愛好者了解的深入一些，認為現在在史學界公認的說法應該是曹操領兵三四萬，袁紹則是有十萬多的兵力,認為“曹操兵力是袁紹十分之一”的說法不過是演義中的誇大化、傳奇化，而“曹操領兵三四萬，袁紹領兵十餘萬”才是《三國志》正史所承認的雙方兵力的真實情況。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官渡之戰被神化過頭了

我們來看一下《三國志》對于官渡之戰兵力的描述：“（袁紹）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谌、許攸為謀主，顔良、文醜為将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将攻許。”由此可見，陳壽隻是點明了袁紹的兵力是“衆數十萬”，《後漢書》也據此引用了這個數據，說：“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肯定了“袁紹擁有精兵十萬左右的兵力”這一說法，并且在衆多史學家的考證下也未遭到明确質疑。

但是，《三國志》中卻并未明确說明曹操的軍隊的兵力情況，而是在荀彧傳中說荀彧在給曹操的信中提到“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由此可見，“曹操以袁紹十分之一的兵力擊敗了袁紹”、“曹操以一萬兵力擊敗袁紹十萬精兵”這種觀點非但不是演義和野史的鍋，倒是《三國志》這部“正史”所闡述的觀點啊。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袁紹兵力足有十萬”這一點還是很可靠的，範晔的《後漢書》對此是表示承認和支持的，并且對此照單全收進行了引用。此外，南朝宋史學家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也并未對袁紹兵力進行質疑，最多也隻是将郭頒《世語》中的數據（步卒五萬，騎八千）附在後面，反觀裴松之對于《三國志》中官渡之戰中曹操的軍隊的實際兵力情況的态度，裴松之對于《三國志》的說法表示了強烈的質疑。

按照《三國志》的說法，陳壽所說的“十分居一之衆”也就是曹操的軍隊兵力僅僅隻有袁軍兵力的十分之一的話，那麼以袁紹軍隊十萬兵力來計算，曹操的兵力就是一萬左右。加上其在武帝紀中所提及的，官渡之戰在進行到八月左右的時候，曹操的軍隊“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此外，在同卷中還曾提及曹操與文醜率領的部衆作戰時作戰的騎兵還不滿六百。

《世語》就據此将六百餘騎為曹操的騎兵總數，從而進一步塑造了曹操帶領人數隻有一萬餘人且騎兵不滿千人的部隊對抗袁紹十萬大軍(其中有騎兵一萬)的官渡傳奇。

然而，這些“正史”所塑造的傳奇必定需要也應當受到質疑，早在南北朝時期，裴松之便做了詳細的讨論。

這位裴老先生頗有當代理科男的思維作風，直接根據曹操從發家開始直到官渡的兵力這段時間的兵力增減波動進行了計算：

首先，在曹操剛剛起兵時，基本上沒什麼家底靠山，僅僅隻靠着自己的祖産和一些地方大族支持獲得了五千左右的兵力。随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比如在初平三年時，曹操率兵擊破了兖州的黃巾軍，受降卒足足有三十餘萬人腦，男女人口大概有百餘萬口，雖然說收編時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精選，但就算算上戰争損耗，算作十選其一，也該有三萬多的人馬。

再說說曹操收攬的部衆，比如許褚，聚集了“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曹操巡撫淮、汝地區時，許褚“以衆歸太祖”，可見這是一次集體歸附行動。曹操激動地說:“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可見這支許家軍對于曹操的重要性。

再比如李典，養賓客數千家，兼有自己的私家武裝。興平元年曹操與呂布争奪兖州的時候，呂布在乘氏“為縣人李進所破”，足見乘氏李家的實力。官渡之戰期間，李典又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建安九年曹操控制邺城後開始将其建設為一個新的戰略基地，李典主動請纓，率領“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二千餘口”遷徙到邺城。既主動表示了自己不再經營乘氏的地方勢力，也為曹操發展邺城提供了新生力量，故而深得曹操的激賞。其在魏國武将中地位特殊，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樣說來，光這支李家軍就不容小觑。

李典的家底相當雄厚

同時，在不斷的擴張中，曹操還收編了袁術，呂布，劉備等多股力量的殘餘部隊，“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在官渡之戰前，曹操還接受了南陽張繡的投誠，後者亦有數萬部隊，并且直接參與了官渡之戰，“力戰有功，遷破羌将軍”。就算是張繡的部隊也被揀選精銳，進行了大規模的裁汰，也應有數千之衆。

何況荀彧在興平二年勸曹操不要進攻徐州時曾說：“将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裴松之據此認為“益知官渡之役，不得雲兵不滿萬也”。

此外，關于曹操的軍隊的戰馬問題，裴松之也表示懷疑。因為鐘繇傳裡曾提及鐘繇任司隸校尉，曾在官渡之戰期間“送馬二千馀匹以給軍”。可見曹操的軍隊騎兵絕不可能隻有區區六百餘騎。其實，這個問題确實是《世語》使用數據不當。因為陳壽隻是說曹操在擊殺文醜這一場具體戰鬥中騎兵不滿六百，并未說曹操的軍隊隻有這些騎兵。

在曆史上，曹操的騎兵部隊自其讨伐董卓之時起，就一直是由曹仁統率的。可惜對于這支部隊本身，陳壽的描述不多，但曾提及早在官渡之戰前數年，當曹操與張繡作戰時，曹仁曾率領騎兵集群單獨行動，“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正如裴松之在分析殺俘問題時所言“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在農業文明時代，由于缺乏火力武器和速射武器，如果人數很少的話，也很難做到俘獲三千餘人歸來的戰果。

具體到官渡之戰，曹仁的騎兵集群既不在官渡主防線，也不在延津，白馬戰場，而是被部署在陽翟地區，目的在于截擊袁紹軍襲擊曹操後方的迂回部隊。直到形成對峙局面後，才進入官渡戰場。

總之，曹操的軍隊雖然總體上弱于袁軍，但還遠沒有達到相差十倍的懸殊。荀彧所謂“十分居一之衆”，應該屬于一種文學化的誇張表述，而不是嚴謹的軍事分析。而審配，郭圖所謂”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同樣隻是借此強調袁軍處于強勢，而且，二人說這番話時，正是袁紹消滅公孫瓒，擁衆數十萬的時候。

由于曹操長期采取精兵策略，自然與袁軍數量懸殊。但是，這次軍事會議後，袁紹也采取了精簡路線，率領了十萬精兵南下，這樣一來雙方的數量差距就大為縮小了。陳壽所說的“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應該是特指會戰期間某個時段曹操的軍隊大營兵力的數量。

至于曹操在官渡的兵力，少說當有三萬之數，才較為符合當時的情勢。反之，袁紹的十萬大軍，去掉初期的戰損，和随後南下時的沿途留守，最終抵達官渡一線的部隊已經大為縮水。而曹操卻在不斷的後撤中聚集了兵力，而且來到了他選定的戰場上，全面占據了地利。故而，官渡之戰中（尤其是最後的對峙時期）雙方的實力懸殊遠非十倍之大。

袁紹一度大敗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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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役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從解白馬之圍到擊破文醜，劉備率領的騎兵追擊集群這一階段，曹軍确實表現出色，在機動戰中不斷調動敵軍，連斬顔良，文醜兩員大将，大挫了袁軍的士氣。可是，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問題就不簡單了。

曹軍白馬之戰表現出色

袁紹在渡過黃河後，先是派遣韓荀、劉備深入敵後，騷擾曹軍後方，自己則率領主力一路南下，直逼曹操在官渡的大營，一度令曹軍非常被動。曹操冒險派出曹仁的精銳騎兵部隊，暫時擊敗了劉備與韓荀，但卻難以改變主戰場的被動局面。

建安五年八月，袁紹大軍逼近曹操官渡主防線，依沙丘為陣，東西連營數十裡。曹操也分營相距，形成了标準的連貫戰線式陣地對抗局面。在這個階段，袁紹軍的數量優勢得到了發揮。

雙方一直對峙到九月初一，就在這天，發生了在戰場地域可以觀測到的日食。在谶緯之學盛行的東漢，天象往往被視為對人事的預警。初一的日食預示不利于采取軍事行動，曹操突發奇想，趁日食的機會，組織了一次奇襲。但是遺憾的是，似乎袁紹已經料到了曹操的這次襲擊，也可能是因為組織過于倉促，總之，曹操的這次日食襲擊慘遭失敗。

于是，接着就出現了曹軍“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的局面，可見此戰曹軍傷亡很大，是曹操征戰史上罕有的慘敗。不過，随着于禁，曹仁等增援部隊的抵達，曹軍的數量又有所提升，戰鬥力也得到了部分恢複。

此時的袁紹則乘勝進軍，對曹操的大營展開了猛烈攻擊。袁軍堆砌土山，山上再以木材建帶有護欄的露天木樓，在樓上布置弓箭手，齊射曹營，“矢如雨下”，曹軍将士隻有頂着盾牌走路，“士卒多死傷，軍中懼”。(《三國志.于禁傳》)同時，袁紹又動用了那支在消滅公孫瓒的最後戰鬥中建立奇功的工兵部隊，挖掘地道，準備在箭雨攻勢的同時，派出突擊隊從地道襲擊了曹操中軍。

這個時候是袁紹最接近勝利的時刻，據獻帝春秋記載，他給每名士兵配發三尺長繩，名為”捉曹繩”，要生縛曹操，與之當面一論高下。

可是，出乎袁紹意料之外的是，曹操不僅打野戰非常詭詐，打本來沒有什麼懸念的陣地戰也很有一套。曹操派出于禁，也堆砌土山，集中弓箭手與袁軍對射。同時，曹操利用這個間隙制造出了多部投石機，将袁軍的木樓相繼擊毀，袁軍将這件武器恐怖地稱為“霹靂車”。至于袁軍的地道挖掘隊，也遭到曹操針鋒相對的橫向挖掘阻斷，無功而返。

曹操還采納荀攸的計策，派出曹仁、徐晃、史渙，率領精銳騎兵深入敵後，襲擊了袁紹的運糧車隊，将數千輛運輸車及糧草付之一炬。于是，戰鬥又恢複到了相持的老局面。

曹操後院起火，覆亡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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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曹操的日子并不好過，而且是極其不好過。當時曹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賦，多叛歸紹者”。(《資治通鑒》)

另據《三國志.李通傳》的記載，因為頻繁地征調物資，曹統區很多地方都發生了暴亂。這位李通和許褚、李典、臧霸一樣，也是一個地方豪強，以軍事編制部勒親族、門客，先是兼并了豪族周直的兩千餘人的私家武裝，後來又收編了黃巾餘黨，勢力很大，是曹操委任的征南将軍，以陽安郡為根據地，負責牽制劉表，并為曹操提供物資支援。

當官渡之戰進入到對峙階段後，李通的很多親族部屬都不再看好曹操，勸說李通可以考慮轉向袁紹或劉表另謀發展，李通堅持追随曹操到底，但也感到物資征調棘手。最後是郎陵長趙俨出面聯絡荀彧，荀彧說動曹操，使後者特令豁免了陽安郡的物資征集任務，已經強征的物資也全部發還給百姓，這才使得一場民變得以平息。

可是，二次南下的劉備卻在許昌之南站住了腳跟，并且再次吸引了大批反曹勢力歸附。因為這個時候的官渡戰局已經非常不利于曹操，曹操自然不敢再冒派出曹仁這樣的主力戰将統帥的精銳騎兵部隊的危險了。

這一次，曹操點了一位不知名的地方駐軍将領蔡陽，統率所部前往征讨。曹操應該知道蔡陽的戰鬥力，但似乎也希望能夠趁劉備立足未穩，予以殲滅，或至少重創。不想事與願違，劉備這次卻布下堂堂之陣與之會戰，并一舉擊殺蔡陽，在汝南站穩了腳跟，建立了根據地，使曹操如芒在背，陷入了腹背受敵的情形之中。

在這個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曹操以糧草不足為借口，寫信給留守後方的荀彧，試探性地提出了撤軍回許昌過冬的構想。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曆史性關頭，一向擅長乾綱獨斷的曹操，卻寫信給遠離前線的荀彧，商讨撤軍問題，這正表明，曹操自己也不想撤軍，但又黔驢技窮，實在是沒有辦法。

收到曹操的來信後，荀彧立即回信嚴厲地反駁了曹操的這個危險念頭。他指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荀彧在信中還提到了楚漢争霸的典故，認為現在“軍食雖少”，但還是比當年劉邦在荥陽，成臯與項羽苦鬥時的形勢要好。“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将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

其實，袁紹是否“能聚人而不能用”，曹操此時的形勢是否就一定樂觀于當年在荥陽、成臯與項羽苦鬥的劉邦，實在很難說。可是，正是因為有了荀彧這封連安慰加說理，又再帶點兒強迫的信函，曹操這才總算打消了後撤的念頭，決定死扛下去。此時是建安五年的九月末。

當月終運糧車隊抵達前線時，曹操對運輸隊員說:“十五日為汝破紹，不複勞汝矣。”意思是說，十五天後必敗袁紹，到時候就不用再麻煩你們了。

這段話被作為曹操的成竹在胸，高瞻遠矚而收入史冊。可是結合前文後文，我們實在看不出此時的曹操有何成竹。這句話與其說是曹操的成竹在胸，不如說是一語雙關的感慨，反正就是這十五天了，不是我死就是袁紹失敗，無論如何到時候都不再需要這些雜役運糧食了。

但曹操的霸氣和詭詐也正在于此，不到最後一刻，絕不認輸，而且要把話說得很有霸氣，不過，這個霸氣還真找到了落腳點。這個落腳點就是袁紹帳下謀士許攸的叛逃投降。

正是許攸向曹操提出“劫烏巢燒糧”的建議

然而，這還不是重點。

接下來講的，是更恐怖的一個猜想。

呂思勉先生在《三國史話》的《袁紹和曹操的戰争》一節中說：“曆史上所傳的情節，多非其真，讀書的人不可不自出手眼了”，意思是說，正史記載的東西，很多都是靠不住的，不能一概相信，真正聰明的讀書人，要有自己的思維判斷。

關于官渡之戰，呂先生認為假的記載很多，比如“劫烏巢孟德燒糧”，呂先生認為史書的記載不合情理，不是真相。

《三國演義》中的“劫烏巢孟德燒糧”

《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袁紹聽得曹操攻淳于瓊，對袁譚說道：“我趁這時機，把他的大營打破，他就無家可歸了。”就派張郃、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不能破。後來聽得淳于瓊被殺，張郃、高覽就投降了曹操。

《張郃傳》則說：郃聞曹操攻淳于瓊，勸袁紹派兵往救。郭圖說不如去攻曹操的大營。張郃說：曹操的營很堅固，攻他必不能破。袁紹不聽，而聽了郭圖的話，隻派些輕騎去救淳于瓊等，而遣張郃和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果不能破，淳于瓊等卻被曹操殺了。郭圖覺得慚愧，反對袁紹說：“張郃等聞兵敗而喜。”郃等因此畏懼，就去投降曹操。這些話，也都是不實的。

那麼，呂思勉先生認為“不實”的依據何在呢？

淳于瓊屯兵之處，名為烏巢，離袁紹的大營隻有四十裡。倘使來得及救援，袁紹不是兵少分撥不開的，何難一面派兵去攻曹操的大營，一面再多派些兵去救淳于瓊等?曹操的兵不過五千，淳于瓊等的兵已有一萬，袁紹倘使再派馬兵五千名去，也比曹操的兵加出三倍了，何至于還不能敵?倘使還不能敵，相隔四十裡，續派大兵何難?何至淳于瓊等還會被殺?

可見曹操的攻淳于瓊，是疾雷不及掩耳的。他所以隻帶馬、步兵五千，正因兵多容易被人覺察之故。然則當時淳于瓊等被攻的消息達到袁紹的大營時，怕早已來不及救援。派張郃、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也不過無聊的嘗試而已。袁紹連營數十裡，而曹操能分兵和他相持，其兵數雖不如袁紹之多，亦必不能甚少。曹操攻淳于瓊等，不過抽去五千人，何至于大營就不能守呢？

官渡之戰不是什麼決定性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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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認為官渡之戰是袁曹争霸戰的決定性會戰。實則不然。

官渡戰敗後，袁紹精銳盡喪，但比這個結果更有震撼力的是關于袁紹已死的傳言。在這個謠傳下，冀州的很多郡縣紛紛宣布投順曹操。可是，當袁紹在黎陽露面後，一些投奔曹操的郡縣又轉回到袁紹門下，官渡之戰後滞留在河南的袁軍散卒也紛紛北歸，向袁紹聚攏。結果，袁紹短期内居然又死灰複燃了。

同時，官渡之戰也基本耗盡了曹操此前的經濟積蓄，所以他一度打算趁袁紹新敗之機南征劉表。通過奪取經濟富庶的荊襄地區來度過危機。這一次又是荀彧提出了不同見解，曹操才決定在一個方向上先取得決定性勝利再說。

可是，後續的戰鬥進行得非常艱苦。曹軍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得以渡過黃河北上，雖然在倉亭擊敗了一支袁軍，袁紹卻也得以“複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

此後曹操轉向南線收拾劉備，到建安七年才再次轉移兵力于北線。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同年五月，袁紹因病去世。接着，袁家内部發生袁譚與袁尚争奪繼承權的内戰，曹操借助這個機會，借力打力，逐個擊破，終于消滅了袁家的勢力。但此時已經是建安十二年的冬天了。

換言之，官渡之戰後，曹操又花了七年的時問，才克成大功，而且多次陷入苦戰狀态。如是可知，袁紹未能在生前解決繼承人問題，進而造成智囊團的分裂，才是袁氏最終覆滅的決定性原因。

袁曹之争的決定性因素是袁紹之死

而非官渡之戰

至于官渡之戰，固然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會戰，但并非決定性會戰。它既沒有給予曹操決定性勝利，也沒有賦予袁紹決定性失敗。隻不過對曹操而言，這一戰意義相對更為重大，主要是避免了立即滅亡的命運，并大大縮小了雙方的實力差距，這才是官渡之戰的真實面目。

說了這麼多，我所想表達的觀點也很明确，史書上的知識也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學者質疑整理才得以條理化，雖不敢說去僞存真，但是質疑後還原和進一步解釋的曆史給了我們更多的學習空間和啟迪，史書需要被多方位的看待，曆史也不是單一的典籍所能說清的，我們了解曆史就要多方參考，在現實憑據的基礎上大膽質疑，在史學道路上提出更多屬于自我的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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