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檻低、成本低的後備箱擺攤在疫情之後掀起一陣熱潮，它被不同的人賦予不同的意義——是賺外快的副業，是娛樂的方式，是創業的過渡，是引流的形式。擺攤半個月，提拉米蘇從兩盤賣到六盤，00後何琴嘗到了甜頭，她想繼續幹，但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對掙紮在失業中的前火鍋店老闆曉萌來說，後備箱擺攤更像是一陣風，“做不長久”。

疫情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個體經濟的韌性，它又像篩子，很多人因社交網絡上的月入上萬的帖子和極具煙火氣的後備箱照片而匆匆上路擺攤，又因為失望大于期望而匆匆收攤退場。對大部分人來說，後備箱隻是暫時的過渡，而非最後的歸宿。

文 | 盧妍

編輯 | 趙磊

運營 | 栗子

“說幹就幹”

夜幕降臨，西安市“最具文藝感的街道”體育館東路兩旁，即使不是停車位的區域也停滿了車。晚上八點左右，車主們開始忙碌起來，每輛車挂起五顔六色的LED燈，車旁擺上立式菜單熒光闆，首尾相接，連成一條“後備箱集市”，映亮了半邊天空。

在這些車裡，不到兩平方米的後備箱被塞得滿滿當當，空氣中彌漫着各種味道，音樂聲夾雜着吆喝聲，有人賣飲品，有人賣燒烤，還有人賣服裝飾品。

24歲的哓萌也是其中的一員。四月初，她和一位朋友開始在體育館東路擺攤賣檸檬茶，整個準備過程非常簡單，她在網上購置了檸檬片、100個塑料杯、500張貼紙、一個28升的冰桶和兩個10升的奶茶桶，還有一些裝飾燈，開着車就上路了，啟動成本不到一千元，“賣茶飲挺簡單的，隻需要提前把茶底和檸檬片準備好沖泡一下就行了”。

在她看來，後備箱擺攤講究的是氛圍感，她的車纏繞了好幾圈閃着黃光的串燈，車窗上還挂了一條寫着“把愛留在西安市”的白布，檸檬茶裝在能發光的杯子裡，定價18-22元，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拍照打卡。擺攤第一天，她準備的30杯檸檬茶，兩小時不到就賣光了，賺了500多塊。

成本低、來錢快的後備箱擺攤讓許多人“說幹就幹”了。除了下雨，00後何琴每天都會開着父親的車出去擺攤，她在成都的一所大學修讀攝影專業。因為疫情，大四下學期她一直沒能從老家濟南回學校，即将畢業的她面臨着找工作的壓力。社交平台上後備箱擺攤月入上萬的新聞讓她看到了一絲希望，“就想找點事做，每天在家待着也不是辦法”。她和一位學過烘焙的同學一拍即合，兩人計劃在後備箱賣提拉米蘇。

▲ 搜索“擺攤日記“，收藏量從幾千到上萬不等。圖 / 小紅書

剛開始，何琴隻是抱着“賺一天是一天”的想法，第一天她和朋友在自家小區門口擺攤，隻準備了兩盤提拉米蘇，除了挂着一個寫有“提拉米蘇”的橫幅，車内沒有多餘的裝飾。何琴沒想到，源源不斷的顧客駐足在這輛略顯簡陋的小車旁，一個半小時後，定價26元的提拉米蘇就被搶光了。她嘗到了甜頭，才打算認真幹了。

蛋糕的訂單量不斷增多，她的顧客群成員數字也不斷上漲至500人滿員。有時候還會有人提前在線上預定，從最開始的兩盤賣到六盤，隻花了半個月的時間。何琴的父母去年退休，平時也會幫她配送線上預定的蛋糕，她的姐姐則會和她一起擺攤售賣。原本在她看來“隻是玩玩”的嘗試，變成了全家人參與的“事業”。

後備箱擺攤的地點通常是流動的，多在人流量大的商場、小區門口或者公園内，這些地方的進出口是攤主們虎視眈眈的“黃金位置”，有的城市會做大規模核酸檢測，做核酸的地點也是擺攤的好地方。

為了找到合适的位置，何琴經常會和姐姐一起到不同的地方踩點，有時候去得晚了，連個普通的停車位都找不到。曉萌就吃過這個虧，有一次她晚上七點才出門，到了場地才發現道路兩旁早就擠滿了車，花了兩個小時準備的材料又颠簸了四五公裡後才成功出攤。之後每次擺攤前，她都會找朋友提前四個小時去體育館東路占位子，位置一旦占好，她就開始準備制作檸檬茶的材料。

城管則是“黃金位置定理”的破壞者，也是攤主們找位置時盡力躲避的對象，用曉萌的話，“每一次擺攤都是一場遊擊戰”。大多數攤主在與城管的較量中也不斷總結經驗，逐漸熟悉他們的上下班時間。

十次擺攤，何琴有八次都能遇上城管，“我們小區樓下的城管平時六點就下班了，商圈的城管會晚些，基本在七八點。有的地方城管比較嚴，可能十點還在那守着”。遇到城管後，她有兩套解決方案，要麼立馬關掉後備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等城管離開後再重新售賣，要麼乖乖地把車先開走，在周邊繞個幾圈再回來。如果都不行，就隻能再換地方，“一共也就兩三個小時的黃金時段，如果一直跟城管耗着，東西就賣不出去了”。

最倒黴的時候，何琴曾在一天之内連續換了四個地方，一打開後備箱就有城管讓她們離開，跑了二十公裡才落腳。當天剩下十幾塊提拉米蘇沒賣出去，她隻好送給身邊的朋友。

▲ 圖 / 視覺中國

随着後備箱擺攤熱度不斷上漲，許多攤主也形成了一個小圈子，何琴被拉入了一個叫做“濟南打工人”的群聊，經常會有人在群裡通氣，哪裡有城管不能擺了，哪裡适合擺。

後備箱擺攤也不僅僅是體力活。在曉萌看來，之所以自己能賣得這麼好，一方面是車輛集聚帶來的客群，另一方面是社交媒體帶來的流量。

很多攤主會在攤位前架一個三腳架，從打開後備箱準備擺攤到收攤回家，都會全程直播。期間他們會與觀衆們互動聊天，接着加聯系方式，進入顧客群，拉新水到渠成。有些則會拍攝一些小視頻，或者在社交媒體上寫擺攤日記，分享擺攤經驗，如擺攤準備的材料、擺攤的地點等，很多人都會在底下評論“可以線上預定嗎”“明天在哪裡擺，我也想買”。

萬物皆可後備箱。在部分城市不能堂食的政策限制下，實體店主們也使出了渾身解數，在昆明開甜品店的阿雅，在自己的摩托車後面安裝了一個30厘米高、擁有兩層抽屜的鐵皮箱，賣手工生牛乳酸奶。還有人另辟蹊徑，開起了“自行車上的咖啡館”。

總得找個賺錢的門路

擺攤的營生并不新鮮，隻是在持久的治理下，流動攤位越來越少。在疫情中，許多人原本的生活和工作節奏被打亂，一些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把車開到街上開始擺攤，賣的東西五花八門，加上社交媒體的發酵，後備箱擺攤這件事成了潮流，也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在精緻的後備箱下，掩蓋着攤主們無奈的現實生活。有人是實體店老闆，帶着三五員工出來擺攤，想拯救不景氣的生意；有人白天是坐在辦公室的白領，晚上則成了搞副業賺錢的攤主；有人是剛畢業或正在上學的大學生，将擺攤當鍛煉或者找不到工作的過渡；有人因疫情失業，想通過擺攤白手起家。

曉萌擺攤也是出于無奈。去年，她在西安小南門附近經營着一家200平方米的火鍋店，由于疫情反反複複，她的店也經常關停，最長的時候關了一個星期，員工的工資和房租照花，入不敷出的狀況讓她焦頭爛額，沒開半年，她就将店面低價轉讓，虧了60萬。

接着她便嘗試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化妝品銷售員，底薪1500元，提成得靠自己拉客。沒幹兩天，曉萌就覺得幹不下去了，“因為疫情，商場人太少了，沒有客源，掙的還沒花的多”。她又接連找了幾份其他的工作，從化妝品銷售員到女主播，再到醫美銷售，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四月初，她辭掉足浴城前台的工作，意識到自己徹底失業了。

因為疫情，很多城市取消了聚集性活動，禁止了堂食，對于餐飲業的實體店主來說，後備箱擺攤無疑成為了一根救命稻草。石雯在蘇州市吳中區經營一家奶茶店，疫情之前每天能賣200單。2月中旬，當地疫情變化，每天能否正常開業都不确定，即使開業了，顧客也無法堂食，訂單量急速下降，每天最多隻有50單。

▲ 禁止堂食後，顧客隻能到店取餐。圖 / 視覺中國

她的丈夫在工地做包工頭，受疫情影響，工地的施工也暫停了，有一批農民工還被困在老家，人手不夠。每個月，他們家需要繳納74000元的工地廠房房租和2000多元的房貸。去年八月份，兩人生下二胎，各類支出壓得這對90後夫妻喘不過氣。

總得想想辦法吧。石雯偶然發現，有人在丈夫工作的廠區門口擺地攤賣飲料，上下班的時間，總會有很多人在這裡買水。她靈機一動，把自己的奶茶店也搬進了後備箱，奶茶定價在15-20元左右，比店裡貴兩三塊。擺攤的第一天，生意好得出乎她的意料，準備了30杯一個小時就賣完了，到了第三天，她準備了40杯，車前甚至出現了“網紅級”茶飲品牌才有的擁堵排隊。

支付到賬的聲音激勵着石雯風雨無阻地出攤，生意也越來越好，一起似乎都在步入正軌。5月7日，30度的氣溫透出蘇州的夏日氣息，濕熱的空氣鑽進人們的皮膚。下午五點，石雯紮起一個高馬尾，将劉海夾至腦後，将20升的冰塊桶、冰水桶、紅茶桶和其它物料依次擺入後備箱内，一切準備就緒。到了廠房門口，剛準備下車，就被眼前閃着紅藍光的執法車輛給“吓懵了”——城管正在驅趕和她一樣在此擺攤的車主。

等了兩個小時，城管還沒走，可是東西都準備好了，“再等五分鐘”的僥幸心理下，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點，城管還在，她隻好認栽，家裡還有小孩需要照顧。

回到家後，已是晚上十一點，将兩個孩子哄睡後，丈夫給饑腸辘辘的她煮了一碗泡面，還沒來得及吃，石雯又急忙開車上路，因為有人在擺攤群裡發了一個晚上人多的擺攤地點。此時出攤，迎接的是和白天截然不同的客群，一大批沉浸在夜生活當中的年輕人聚集在後備箱攤外，當天石雯忙到了淩晨一點半，幾乎賣完了40杯，回家後倒頭便睡。

之後她就開始半夜出攤，丈夫怕她吃不消，勸她不要再繼續做了。跟不上的體力也一度讓石雯想過放棄，但是她也想不到更好的辦法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她沒讀過大學，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技能，“經濟壓力之下，擺攤帶來的小小的收入反饋，是很鼓舞人心的”。通過後備箱，她每天能賺200-300元，雖然比開店少得多，但總比沒有好。

談到後備箱擺攤的契機，闫國強的東北口音中樂觀诙諧的語調消失不見。他原本在天津的一條商業街擁有80平米的服裝店，賣潮牌服裝，女朋友則在隔壁開美甲店，剛開始每天都很忙。疫情暴發後，線下客流量越來越少，“大街上出門的人都沒見幾個”。

最後，花了40萬投資的商鋪轉手了，他還負債30萬。迷茫了一陣子，他終于決定開車出來擺攤，“剛開始會覺得沒面子”，但是生活還要繼續，“債要還，窮得隻剩下一台車了”。就這樣，他開始在後備箱賣泡面，在竈台前從下午四點站到淩晨一點。

▲ 圖 / 視覺中國

權宜之計

店面倒閉和找工作的經曆給曉萌留下了陰影，她不敢在充滿不确定性的疫情中繼續投資，但是一直待業在家也不是辦法。有一次偶然路過一個後備箱攤位，賣提拉米蘇，25元一塊，價格比實體店都貴，但車外排了四五十個人，一個女人在包裝，一個男人則負責收錢，兩人忙得頭都沒擡起過。人散去後，曉萌和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一天的流水能有上萬吧？”對方隻是笑笑，沒有否認。這抹意味深長的微笑激發了曉萌分一杯羹的興趣。

但當曉萌真正開始擺攤，才發現錢并沒有那麼好賺。有一次，她隻賣了78元，加上油費和不能過夜的原材料，她還虧了。

靈活自由是後備箱擺攤的優勢，也是劣勢，這意味着每天擺攤的地點和持續時間都是不确定的，有些機構雖然會開設專門的“後備箱集市”，但往往依附于節假日的大型活動，并不長久。遇到綜合執法後，重新收拾辛苦準備好的物料，再次尋找落腳點，消磨了大多數人的熱情。社交平台上随處可見的“擺攤日記”往往在一個星期内就停更了。

月入上萬的攤主也有，但隻是少數人。天氣好壞、有無城管都需要考慮，連滿天飛的柳絮也讓無數賣食品的攤主頭疼。很多人因社交網絡上的帖子而匆匆上路擺攤，又因為失望大于期望而匆匆收攤退場。

體育館東路的後備箱集市被帶火後，生意的确越來越好，但是水洩不通的馬路也惹來了附近居民的投訴。五月中旬開始，曉萌每天隻能夜裡十一點出攤。她性格大大咧咧，總愛在話說完後發出幾聲輕笑，但是對于未來，她卻看得很通透，“如果說是純粹想玩，想趕時髦，後備箱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如果想掙錢的話，這個東西絕對不是第一選擇”。她隻是把擺攤當作自己暫時失業的過渡。

“擺攤就是玩玩”，石雯對此感觸很深。換了地方之後，她仿佛闖入了另一個世界。深夜十一點，成群的帥氣小夥和漂亮妹妹聚集于此，坐在車外的小闆凳上喝酒聊天。各種石雯沒見過的豪車如法拉利、保時捷、勞斯萊斯也都挂上了擺攤的橫幅，形成一道新奇的景觀，每輛車外都架着幾台手機搞直播，攤主大部分時間在和人聊天，“大家好像不是來擺攤，而是來玩的”。

▲ 後備箱集市中的豪車與年輕人。圖 / 視覺中國

對于大連的小K來說，後備箱擺攤隻是為自己的實體店引流。她原本在大連的一家婚紗店當婚禮策劃師，去年5月份，由于疫情，當地限制聚集活動，客戶不斷改期或取消訂單，還流失了一批國外的顧客，每個月的工資從一萬以上降至7000元，慢慢又降到5000元。去年11月，她選擇了辭職。沒有工作，她不想閑着，又不能沒有錢花，她開始通過後備箱賣甜品，“大家都後備箱擺攤，我也後備箱吧”。但她并不指望後備箱擺攤能給她帶來多大收益，她一邊擺攤，一邊籌備開實體店。

在此之前，她并未專門學過甜品的制作，主要是在網上找教程跟着學，但是這并不影響她的生意，兩小時能賣30份，一天的流水在500元左右。但相比擺攤，她更青睐于實體店，在她看來，後者的發揮空間更大，外賣和團購都可以做，而前者的客戶都是不穩定的，“顧客找你都很困難，因為畢竟你要躲嘛，顧客總不能追着你的車跑”。

更重要的是，大衆對後備箱賣貨的信任度也比實體店少了一大截，産品是否安全？食品是否過關？是否有相應的食品經營許可、衛生許可？各種懷疑的聲音決定了後備箱經濟隻能是權宜之計。目前，她的實體店正在裝修，待疫情好轉，她将從攤主轉換為店主。

石雯也很清楚，又累又讓人提心吊膽的後備箱擺攤并不是長久之計。每天從晚上十一點忙到淩晨，賺的錢有限不說，身體也吃不消，“還是希望找一個安穩點的事做吧”，現在她隻希望疫情能早點結束。

▲ 圖 /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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