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依

二〇二〇年初，詩壇宿将梁平推出了他的第十二部詩集《時間筆記》。這部詩集一經問世，便因為它與梁平個人經曆與生命的緊密關聯，被視為梁平新近的代表作，是傳記經驗、理想主義精神和智性思考下的又一精品之作，是對時間與生命、曆史與個人的一次歸結與和解，經得起時間和讀者的翻檢。另一個鮮明的文化坐标系在于，《時間筆記》中的不少詩歌坐落于成都杜甫草堂，與杜甫這樣的詩人在地理方位和心理史上的雙重貼近，使梁平的詩歌有着鮮明的朝向。我們對杜甫的崇尚，不僅因為杜詩代表着過去，更因為杜詩能使讀者更好地理解自身所處的當下。正如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我們對杜詩的理解和所愛各有不同，讀梁平的《時間筆記》，也會發現詩人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面貌，适合不同情境中的讀者去品讀，從而在詩人身上找到屬于自己的内容。

時間的三重奏

《時間筆記》将梁平近年來的詩作劃分為“點到為止”“相安無事”“天高地厚”三輯，從中，我們能體會到梁平的心境變化。如果說正面強攻現實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法門，那麼梁平在第一輯中的詩歌靈感便是源自與之一緻的生活态度，要去追求詩歌的理想，率真、堅韌、無所不及，要去回應詩性的根源，包容、突圍、點到為止；而随着漸次開闊的性情，詩人開始對相安無事不停産生着新的理解——并不是某種妥協或回避，而是天高地厚任逍遙的快意，讓人聯想到杜甫當年也曾寫下一句“人生快意多所辱”，借以開釋人性真理。

從第一輯《我肉身裡住着孫悟空》等詩中，梁平就開始“清點身體内部曆經的劫數，/向每一處傷痛緻敬。”而能鬥、善戰、制勝的孫悟空之所以被封為三十五佛中的鬥戰勝佛，關鍵之處就在于“佛”所代表的“覺悟者”意味。而在《投名狀》等詩裡，詩人則正面表達着激昂的坦蕩胸懷，“老夫拿不出投名狀，/…… /不如相逢狹路，見血封喉。/所以，一笑而過的好，/他走他的下水道，/我寫我的陋室銘。”到了第二輯，詩人以《耳順》自白道：“逢場不再作戲，馬放南山，/刀槍入庫，生旦淨末醜卸了裝，/過眼雲煙心生憐憫。”誠如《卸下》以後，“看天天藍，看雲雲白。”往下的第三輯，詩人便真去遊曆山川，寫作姿态因此逐漸謙卑，活色生香的煙火氣與梁平獨特的詩歌美學相伴，使人讀來不由得更加理解生活、熱愛生活。

不單是心境的三個階段，幾乎每一輯，梁平都在詩作裡呈現了昨日之歌、明日之事和此時此刻三種時間維度，我與我自己、我與故鄉、我與世界的多重關系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疊加。例如《我是我自己的反方向》，“我是我自己的錯覺。/跟自己一天比一天多了隔閡，/跟自己一次又一次發生沖突。/我需要從另一個方向，/找回自己……”不僅是詩人之“我”的自我指認，還關聯讀者這個“你”，“你”對“我”如何進行辨認的問題。例如《老爺子》，“以前他說經常夢見我，/我無動于衷。現在是我夢見他，/不敢給他說我的夢，/害怕說出來，他心滿意足，/就走了。我必須要他一直牽挂，/順他，依他，哄他，/與他相約，百年好合。”詩人與父親呈現的轉換，也是親緣關系上詩人之“我”的根源與自反，也是這個曾經依靠“水上行走”養活的“兵工廠的家族”，對故鄉的回望和想象。

對此，梁平在《别處》中做了更加清晰的勾勒，“别處被我一一指認，/比如我的重慶與成都。/重慶的别處拐彎抹角，/天官府、滄白路、上清寺。/成都的别處平鋪直叙，/紅星路、太古裡、九眼橋。/我在别處沒有一點生分，/喝酒的舉杯，品茶的把盞，/與好玩和有趣的做生死之交，/與耄耋和豆蔻彼此忘年。/親和、親近、親熱、親愛，/絕不把自己當外人。”故鄉的世界是如此，詩人的世界眼光也寫下莫斯科、巴黎、梅斯、阿姆斯特丹、貝爾格萊德、布達佩斯等城市的曆史風景和人文意涵，物的時間狀态沉澱着對話的永恒——緻愛斯梅拉達和卡西莫多，緻米沃什，緻辛波斯卡。由詩性精神支撐着的心境轉變，連同時間裡回響的傳記與故事，以及詩心所向的風景和曆史，梁平悠然締造出個人經驗與公共世界的理解空間。

如今，詩歌的發布模式聚合了多渠道媒體資源，詩歌創作和傳播的效率大大提高，融媒時代也是全民可以讀詩、寫詩的時代，這同樣是《時間筆記》時時面對的當下。當梁平穿梭于成都紅星路的文學地标，就升騰起《八十五号》裡的自我指認，“魯迅雕像上的黑色素，/從紅星路梧桐樹倒下以後，/沉着了。比門衛更像門衛的先生，/在那裡不動聲色，那裡有/花邊與野草登堂入室。”，已過耳順之年的詩人僅自認“在先生面前隻是過客”。青年詩人、青年讀者從中似乎接收到了詩人有意無意生發的精神性對話，詩人既是自己的反方向，又在自反性中對青年有所指引。詩歌的傳記經驗并非旨在呈現事件的編年，詩人對生活的态度、為人的率性、對詩歌的真誠，以及不急于表達、不懼于喧嚣的性情，作為與心靈史相關的精神向度，使我們初讀《時間筆記》便能獲得一種和解的力量。而倘若讀者稍作沉澱後再以倒序的方式對《時間筆記》進行重讀，這份和解便也能自反于一份适時的昂揚與朝氣，使青年們在砥砺奮鬥中擁抱點到為止的銳氣，在相安無事的歲月裡鍛造天高地厚的胸懷，在不同的閱讀順序裡與時間的筆記一同唱和……

語言的即興轉義

梁平在《時間筆記》裡再次展現出獨特的詩歌藝術創造力，以語言系統的轉喻功能接續詩意的縱深和奧義，既對宏大叙事有所拆解，又以私語化的生命體驗與它産生整體意義上的呼應，詩歌的抒情話語被诙諧的智思替換，諸多關于日常和時間的叙事以及散文化的表達，重構起四川方言的當代詩學活力。

一道虛實交錯的别樣風景存在于梁平詩歌對世界名城風光的透視，在《我的俄國名字叫阿列克謝》裡，梁平将旅行的日常叙述轉義為人的姓名與認同感之間的名實之辯：

“有七杆子打不着，/第八杆講究中文翻譯的相似，/我就叫阿列克謝了。/我不能識别它的相似之處，/不明白我為什麼不可以斯基，/不可以瓦西裡，/不可以夫。/唯一相似的是我們認同，/……/我在莫斯科的胃口，/僅限于對付，有肉就行，/也不去非分成都香辣的街頭，/眼花缭亂的美味。/所以我很快融入了他們，/還叫我廖沙、阿廖沙，/那是我的小名。”

對于這場命名背後顯形的那些我們所熟知的偉大姓名，梁平暗示出一種精神上的牽挂，又以内心的自足再次轉義于外部世界，以食物呈現現代生活裡的差異與融合。這種求同存異的核心，包含人與自我、人與他者以及曆史文化等多組關系的共生共融，例如《巴黎有個蜀九香》：

“巴黎的蜀九香，/與成都蜀九香沒有血緣和裙帶，/在聖丹尼斯168街很火，很成都。/我蘸碟裡任性的小米辣，/暴露了自己的出産地。老闆親曆親為，/毛肚、鵝腸、肥腸、血旺、五花肉悉數伺候，/那叫一個安逸。/老闆知道成都蜀九香，/但不知道有個法國總統去過，/我說這也是一道招牌菜，可以招搖。/老闆大喜過望，連聲說感謝，/我确定他會采納這道菜，也确定/不會打折我的大快朵頤，/真的沒有。”

梁平借助日常叙事及詩歌的分行和分節來實現他對多維度意義關系的追求。在讀者對詩歌逐漸産生閱讀激情的基礎上，梁平務求超越，與讀者經由已讀部分生發的期待和猜測保持距離，并緻力于沿着自己所傾向的另一層隐匿的邏輯，發揮詩歌的表達作用。在詩歌叙事的日常話語裡，梁平将一次大快朵頤從頭寫到尾，從同名的餐廳轉入成都飲食習慣，從成都餐廳有過的政治文化效應轉入巴黎餐廳老闆對經營增值的興奮，最後轉入對老闆行為的預判和驗證，通過某種程度上的醜與欲望的移植，實現詩歌意義的完整性和美學上的陌生化。

梁平的詩歌創作思維和他對語言的天然敏感之間，不僅存在互補與同步，還由于思維寓于詩歌語言的特性，呈現出了鮮明的地域風格。不時出現的巴蜀語言習慣和具體的方言詞彙，以鮮活的口語特點中斷了約定俗成的語言秩序，從而實現思維情境的轉化，所帶來的跳躍式的審美效果，智慧而深刻，拓寬着詩意與詩性的可能。誠如梁平自己所題，“拒絕膚淺和妖豔，把詩寫進骨子裡”，這也是梁平寫詩四十餘年找到的安逸。《流浪貓》《從巴黎到梅斯》《羅浮宮我沒去見蒙娜麗莎》《意外》《我不方便說羊》《長春短秋》等作品，将詩還原成日常經驗與現實生活，通過詩歌的及物性驅使想象力的運行，借以領悟存在的本真和生命的徹底。

一方面，梁平詩歌裡的日常生活呈現出诙諧的思想意蘊，與作為詩歌創作起點的現象學、語言的自主及真實的生命保持一緻；另一方面，詩歌的叙事性始終在形式上進行創新，啟發讀者不斷捕捉詩意與詩性，與作為詩學前提的詩歌的“暗示性”相契合。因此，我們能從一隻流浪貓的身上反觀人與人的關系和為人的道義，從巴黎到梅斯的片刻休息中意識到曆史文化對現實的深刻介入，從羊的失語關切到話語的意義，從短秋的街景延伸至現代文明的烙印……具有深刻意義的詩人視界和詩歌向度，在對語感和語義的雙重追求中構思提煉，最終以自然言說的語态向讀者展示出詩與思的同構，成為詩人“唯一想做的事”。

叢生的奇異審美

梁平顯然不屬于被動的詩人，他的詩歌總是在能動地創造新的美學，不僅奇巧，有時也變形為一種怪異，力求打破習以為常的美學規範。在貌似怪異的審美背後，深藏着詩人對詩歌創作的嚴肅關切，對固有的思維邏輯和固定的形式進行詩歌的越界，在跨越中不斷遊移、安放、塑形着詩歌美學的邊界。

梁平的詩歌中，新異的意義主體和臨時的意象接續都能在詩意中顯形為順理成章的情境表達，這種出乎自然而又自然而然的美學風貌之所以得以成功創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詩人長久以來葆有着的寫作話語的活力。例如，《我對成語情有獨鐘》是一首具有元詩歌意味的詩作：

“我身邊很多朋友，/一直反對在詩裡面用成語。/我不明白這是不是說，/成語是先人創造的，/詩歌的語言不能拾人牙慧，(對不起，來了) /應該唯我獨尊。(又來了) /漢字也是先人創造的，/寫詩是不是可以不用漢字，/用鳥語，或者飛禽走獸說的小語種。(又來了) /我從來不認為鐘情于成語，/就老态龍鐘，就迂腐。(又來了) /先人的智慧是因為有先人在先，/……/我的詩歌隻講究說人話，/包括先人留下的成語，/可以以一當十，包羅萬象。(又來了) /隻是我在使用它的時候，/會把它嫁接在别的枝丫上，/節外生枝，死不悔改。(又來了，對不起) ”

梁平透視出的當代詩歌創作中的某些征兆，包含着他對詩學理路從未間斷的探尋。詩中的标點符号從屬于詩人的語言系統，闡釋出詩人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創作定位，詩歌從梁平與友人的談笑逐漸轉向語言共通性和詩歌審美承續等關鍵性議題。這在《我不方便說羊》中也有映現：“與羊對話，/說它們的小語種。/現在我在黃甲過麻羊的節日，/也隻能說這樣小語種，/不方便用普通話，/說羊。”與羊的“對話”本來是對少年記憶的回望，詩人在詩歌的結尾卻直接把它表現為具體語言的互動，從而促成了詩歌語意的蔓延和關于語言更為果敢的跨越。

不單是寫作話語，詩歌中的奇異審美作為創作心理的接續現象，呼應着詩人的詩心詩性。梁平的詩歌，審美的獨特與精彩的思維互相成就，豐厚的人生情境顯現于能動的創意，以觀照、體認與感覺，拓寬語言的可能性，并以此作為行動，暗示一種無止境的展延和一種生命本質上的開闊。例如《南嶽邂逅一隻蝴蝶》中的物我關系：“那隻蝴蝶應該是皇後級别，/在南嶽半坡的木欄上，望着我。/……/那是一隻打坐的蝶，悟空了，/對視隻是我的幻覺。”不同于慣常的描繪狀物，詩歌的起點直指物象存在的等級與秩序，既是詩人深刻的洞見，又因在禅意的氛圍中宕出一筆異質感而增添起詩歌的趣味，也類似《惠山泥人屋》中的心齋：“他手裡的老漁翁正在收線收杆，/我是被他釣起的那條魚。”《在西雙版納》中，多重時空重疊以文化景觀，物我關系的對峙和轉換被呈現得更為驚心動魄，詩歌貫通以一種生命意識，“齊物我、齊生死、齊大小、齊是非、齊貴賤”：“熱帶的雨說下就下，/老虎不會說來就來。/……/晚宴上的虎骨酒，姓孟，/……/ 我和那隻倒下的虎，/素不相識，但我知道，/有一雙眼睛在叢林的深處，/望着我。”

梁平的妙想異趣也出現在一些生活情境下的群像描寫，例如《破局》中以棋局描繪飯局：“無關心計，無關尊卑，/……/現場演變成棋局，有點亂——/馬失前蹄可耕田，/象瞎了眼敢日天，/當頭炮東倒西歪滿場跑，/過河的卒子橫沖直撞，/自己當了将帥。”拟物的準确使動作有了徹底性，構建出應接不暇的畫面感，酒足飯飽的人天真可愛，人與人的交往重拾了樸實與純粹。《白喜事》一詩中，人與人的關系被圈定在鄭重的場合：“吊唁的人聞聲而來，/認識和不認識的，/隻一句‘節哀順變’， /就自娛自樂。/……/露天手搓的麻将，/……/幾顆星星掉下來，/被當作九筒扛上了花。/披麻的戴孝的圍了過來，/誇上幾句好手氣。/一大早出殡的隊伍走成九條，/末尾的幺雞，/還後悔最後一把，點了炮。”在這樣的事件中，有必要懂得克制悲恸、尊重傳統，在生活中繼續尋找樂趣和有意義的瞬間，同時，詩人也以靜觀疏離的暗諷，将自我放置于有關生命意義和情感真實的思考當中。

時而，詩歌以緊貼表象的方式切入，浮現出直接而大膽的戲谑與幽默。如《草的市》裡，“我就是你的爺。/那一根壓死駱駝的草的遺言，/在舊時草垛之上成為經典”；《心甘情願》裡，“從做爺爺那天開始，/我就當孫子了。”。時而，詩歌以叙事和散文化的手法實現變形，搭建現實實然世界與詩歌應然世界之間的聯系。如《海壽島上》，“島上的水文刻度是海的生辰，/海在隔壁。島上種棵樹種幾行詩給海，/我最後一行結尾在路邊，/那個滿頭灰白的老太太，/臉上溝壑交錯，一看就在深水區。”，元詩歌的意味通過古怪奇異的轉喻，形成強烈的表達效果，在這樣的美學風格下，人人、事事皆有詩。如《瓊海那隻鳌》裡，“我與那隻鳌最近的距離，/就是這首詩，一尾從長江入海的魚，/在博鳌。”；如《趣味青青農場》裡，“夜色裡我與别院擦肩而過，/一首詩尾随而至，最後一行，/掉進泥土裡，節外生枝。”。

本文的最後，必須向梁平《時間筆記》裡的一個關節緻意——有詩題為《墓志銘》：“我叫梁平，省略了履曆，/同名同姓成千上萬，隻有你，/能夠指認，而且萬無一失。”我們知道，任何寫作都包含作者如何想象讀者的問題，或尋求認同，或尋找理想讀者。對詩人梁平而言，已在寫作過程中實現着他對讀者的想象與交流；那麼有關詩人與《時間筆記》的真正指認，則需要留待不停到訪的讀者去探尋和追問；而這種發掘，必将無處不在、一直持續，并始終處于未完成之中，與中國詩歌的對話精神同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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