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記載了古典志怪的奇書，《山海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是極高的。其内容龐雜豐富，從山川湖海、金銀鐵礦、奇花異果、異獸珍禽，再到巫禮祭祀、宗教民俗、鬼怪神仙幾乎無所不包。

書中不但囊括了各類遠古氏族的地域資料，還詳細記載了多種奇特的民俗與神話傳說。它既是無數先民們的智慧結晶，又網羅了豐瞻繁富的地理人文知識，堪稱上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根據相關文獻的記載，《山海經》一書的書名，最早出現于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傳》中。原文中明确寫到“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也”，可見《山海經》在此前便已有成書記錄，而因為書中描寫過于荒誕奇異，故司馬遷作史時不敢以之為參考。

西漢的劉歆是最早負責《山海經》的整理工作的，而且其明确指出《山海經》創作者為禹、益二人。劉歆在《上<山海經>表》中記載道：“已定 《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禹别九州，任土作貢 ，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東漢的王充又在《論衡》中進行了補充。

他認為禹、益一同治水，其中禹主要治水，益主要記物，然後将其所見所聞編為《山海經》。此後，“禹益所記”這一觀點，也紛紛得到了趙嘩郭璞等學者的廣泛支持。

到了20世紀中期，舊的禹益說被逐步推翻，其後又出現了鄒衍說與随巢子說。鄒衍，原為戰國齊臨淄人，著作有《始終》。其主張大九州說，認為神州之内有九州，而九州則環繞于無盡的大瀛海中央。

此觀點雖說與《山海經》的整體世界觀有幾分相似之處，但并不足以作為支撐其為創作者的依據。而随巢子說則是由衛聚賢提出的，衛聚賢認為此書乃墨子弟子随巢子作，但此觀點的支持者則較少。

在對《山海經》的來源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後，學者們更是突破了傳統的思維局限，得出了“成書非一時，作者亦非一人”的重要結論。研究角度也不再拘泥為具體某人的創作，而是漸漸形成指向某一特定群體創作的基本趨勢。北人說和南人說作為長期以來的争論焦點，還衍生出了巴人說或蜀人說等等新觀點。北人說主要以秦人說和洛陽人說為主，南人說則主要是以楚人說為主。

茅盾先生作為北人說的主要支持者，認為《山海經》的主要由東周時期的洛陽人所著。

許順湛也主張此說，其認為《山海經》的作者是以中原為中心而延伸到四周，而并不單單隻體現了南方文化。南人說則是當今多數學者所普遍支持的一種觀點，該派支持者主要代表為陸侃和胡小石。陸侃如認為《山海經》與《楚辭》和《莊子》有許多相通之處，可能為楚民族的作品。

胡小石則通過《南山經》的記載，推斷出《山海經》應為“南方人所著書”。且楚地巫禮盛行，文風奇異浪漫。

作為楚辭突出代表的屈原，行文中也往往大量提及各種神話傳說，其中所引用的不少故事都與《山海經》有重合。可見，楚人說的盛行也不無道理。

關于《山海經》具體的作者的認定方面，目前來說不論是學壇又或者是民間讨論中都存在着各類不同意見。而關于成書時間的研究發現則顯得較為明朗，大概可以确定其創于周漢時期。

不過，也有部分的人持其它意見。有人認為本書成書年代可上溯至商周，但也有人認為《山海經》的相對年代應該“以儒家所說堯舜時較為準确。”在未來還需要依靠新史料的發現，才能真正形成定論。

現如今，我們所能看到的《山海經》，已經是經過無數後人編纂過的版本了。而最初由劉歆所校訂的版本，也由于曆史原因早早流失。現存曆史最為悠久的《山海經》古本，乃是由晉代學者郭璞所整理的《山海經傳》。它囊括了5篇《山經》和13篇《海經》，共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

晉版的《山海經注》附有較為精細的注釋與插圖，其對于解讀《山海經》的原文大有幫助。由于晉本原附插圖已失傳，袁珂的《山海經校注》便另采用了吳任臣《山海經廣注》中的插圖，其它帶有附圖的《山海經》版本也多為明清所繪制。

盡管郭璞注本有所流失，但大部分内容依然較為完整地保存了下來。現存的《山海經》基本都來源于郭璞注本，假使沒有郭璞先生的努力，說不定這部曠世奇作就會消逝在曆史的塵埃中了。

今天給大家推薦的便是由郭璞注解，明代萬曆聚錦堂刊《山海經（圖繪全像）》為底本，内含75副插畫按十八卷順序插入經文的《山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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