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與改革開放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同步，中國人的性實踐、性觀念和性關系經曆了一場革命。這場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愛情與性共同組成的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在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所發生的變化。

　　一、“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性文化”：性被視為革命的政治敵人

　　1949年以後，以“移風易俗”和“階級鬥争”為口号，性，逐漸被視為革命的政治敵人，最終出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性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反性的社會秩序”。

　　“革命樣闆戲”主人公都是無婚、無性、無愛之人

　　當時的許多人就已經注意到：在8億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糧8個“革命樣闆戲”裡，所有的主人公都是無婚、無性、無愛之人，也就是所謂“光棍寡婦鬧革命”。唯一一個結了婚的阿慶嫂，她的丈夫還被編劇給派出去“跑單幫”了。在《紅燈記》裡更絕，幹脆來了個“咱們祖孫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連家庭都給革命掉了。

　　“革命樣闆戲”其實就是“無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義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傳統，因為民間戲劇一直是上流社會對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國人進行道德教化的最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過“革命樣闆戲”，終于把反性、反愛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輸給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1972年版《新華字典》沒有“娼、妓、嫖、姦”幾個字

　　如果說“革命樣闆戲”還屬于正面号召的話，那麼“破四舊”與“靈魂深處鬧革命”就是貨真價實的性的戒律與規訓了。

　　當時的中國人被外國人叫做“藍螞蟻”，因為除了紅衛兵可以穿黃軍裝之外，其他人幾乎都是藍衣服。整個中國放眼一望，到處都是“紅海洋”，都是鮮紅色的毛主席語錄與革命标語，顯示着革命的鋪天蓋地與不可逃遁。

　　人們的語言高度淨化，除了紅衛兵在革命口号裡可以來點“他媽的”之外，就像1980年代的電影《老井》裡演的那樣，就連農村的瞎子藝人要唱點“酸曲”(類似如今的黃段子)，也要請示黨支部書記。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1950年代的革命文學中也還有些許性描寫，雖說最厲害之處也不過是“手伸進了她的褲擋”之類，但到1960年初時，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隻剩下《紅岩》裡寫過特務說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但這一是敵人說的，二是似乎沒真幹，所以文革中沒大批判這一段。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華字典》，連娼、妓、嫖、姦這幾個字都沒有了，更别說屄、屌、肏這些字了。

　　“鐵姑娘”盛行：女性盡量把胸部壓扁

　　文革中，為了充分發動“中國婦女這個最雄厚的人力資源”(毛主席語錄)投入革命運動，實現了抹煞男女一切差異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夠表現女性特征的東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時候的城市女性買乳罩，都是盡量買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緊、壓扁、抹平，生怕它們凸現出來。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掃，女性就會羞愧難當，自責不已，變本加厲地束胸。

　　“無性文化”卻帶來人口爆炸：性隻有生殖目的

　　文革是精神摧殘，因此不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與生孩子，而且源遠流長的“惟生殖目的論”還在此時期内得以複興與稱霸。

　　最經典的例子是當時一個流傳甚廣的民間笑話：某男結婚之後拒絕與妻子性交，因為“那是資産階級生活方式”。該妻子隻好向父母訴苦。父母也無奈，因為當時誰也不敢說“性交不是資産階級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後，嶽父來找女婿說：“是的，你說得對，性交确實是資産階級生活方式。但是，我們還要培養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這種“無性文化”的結果，每個中國人後來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

　　文革使得男人首次性交和自慰的平均年齡推遲

　　“無性文化”這個秩序當然可怕得很，因為任何個人的不軌都會被當成對全社會的破壞;但更可怕的是，誰真想破壞這個秩序也絕對辦不到。毛主席語錄：院校的裸體藝術課還要上;但這個最高指示卻一直無人執行。江青到文革後期突然主張女人穿裙子并親自設計，結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來以一國總理之尊，二号人物之威，在世界曆史上破天荒地提倡對青少年進行性教育，而且從1974年3月一直講到臨終。這就連當今的西方政治領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因為他像是另一個張競生，居然主張在中小學教室裡高懸男女外生殖器的大挂圖，還要彩色的!

　　“文化大革命”也使得男人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齡推遲了。解放之初進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平均是在23.1歲的時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齡就被推遲到24.4歲，推遲了1歲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後期。

　　“文化大革命”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齡推遲。人人都知道，男人的自慰是一個非常隐私的活動，别人很難發現，更難以約束。同時，它又是一個高度精神化的活動，需要性幻想來刺激與輔助。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把“半大小子”們的“手淫”都給管住了。我們的調查數據表明：解放之初進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齡是18.1歲;文革中的那一代男人則推遲到平均18.9歲;可是1989年之後進入青春期的男人卻提前到17.2歲。

　　搞“無性文化”因為性與革命“争奪激情”

　　為什麼要搞“無性文化”，因為性與革命的理念相沖突：

　　當局要革命者“一心一意幹革命”，性卻老讓他(她)關心别的。

　　革命者必須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性卻妄圖在人的生活中塞進别的什麼愉悅。

　　革命者必須永遠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性卻總是耗費戰士們的精力。

　　革命者必須最聽話，性卻常常給人帶來想象的翅膀。

　　革命者必須最守紀律，性卻老是鼓動人去犯忌。

　　革命者必須立場堅定，性卻使他意志薄弱。

　　革命者必須“把一切獻給黨”，性卻使他保留了一塊心中的“自留地”。

　　總而言之，革命與性行為都是人類最富于激情的活動，因此，它們兩個要麼就是聯手作戰，使政治革命與性革命相輔相成;要麼雙方就隻能分庭抗禮，鬥得你死我活。

　　從根本上來說，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性文化的發展變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動，也不是思想觀念與道德取向的作用，而是兩種力量在“形塑”之：一個是統治階級從道德楷模化來獲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個就是“性”與革命“争奪激情”。

　　二、80年代以來中國的性革命：“禁區變鬧市”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性”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可以被稱為經曆了一場“性革命”。

　　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也不等同于中國社會每個方面、每個人都在朝着性開放的方向變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内(主要指文革以來)中國社會和普通大衆的“性”發生了一種整體上的迅速變化。

　　性革命的最直接對象就是文革時期的性文化--筆者從5個方面來總結：

　　性哲學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論”的破産，避孕與流産的合法化以及對同性戀等“性變态”的重新審視;

　　性表現的革命，即1985年以來各種性的書籍與文章的湧現以及與性有關的新詞的出現，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劇增等等;

　　性行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愛撫行為的增加，性行為方式的多樣化以及人們對性生活滿意程度的增加;

　　性關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為的增加以及多伴侶性行為的代際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為、表現(着裝、身體形象)、觀念與性自主方面的變化。

　　21世紀中國進入“性化時代” 性行為和性關系迅速變化

　　這裡首先還是截取最為個人層次的性實踐和性關系兩個方面，以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在2000年和2006年對中國人的“性”進行的成年總人口的随機抽樣調查所得數據為基礎舉例，從2000年到2006年這6年之間，“性的變化”也有了新的趨勢。

　　首先，總人口中性行為和性關系仍在迅速變化。以多性伴為例，在中國20-61歲的總人口中，多性伴的情況從2000年的16.8%;增加到2006年的25.3%;年平均增長率=7.0%;在婚姻(同居)持續期間有另外的性伴侶從2000年的11%上升到2006年的15%

　　其次，盡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會階層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領先人，但是女性的性、低社會階層的性變化程度在加大。

　　“粉紅絲帶”全球性乳腺癌防治運動，中國女星全裸出鏡

　　性的公開化：性開始成為一種社會表達方式

　　1、性現象的更加公開化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電視廣告上，衛生巾廣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黃金時段播出。這在1994年還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

　　此外，隆胸手術、提臀手術、治療各種性障礙與性病的廣告，可以在電視台的黃金時間反複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電視台，使用的畫面與廣告詞就越直露。此外，這樣的廣告還幾乎貼遍了街頭巷尾與公共交通工具。

　　2.給更多的事物或現象賦予性的含義

　　這種情況已經廣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義，從過去的哺乳器官變成了現在的性器官。

　　3.更加突出性别差異中的性的方面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這個詞，從最開始的類似于罵人的“風騷”，到後來變成了恭維話;從最開始的類似于“有女人味”，到現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4.性的詞彙日益增加

　　在這方面，新的話語已經足以建構話語迷宮：都市年輕人中，不僅僅是新的“性”的話語猶如雨後春筍，而且這些話語已經開始支配人的行為。

　　5.“性”開始成為一種社會表達方式

　　在一些大都市的娛樂場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當衆裸露自己的雙乳，更多的女青年則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鬧市。在網上，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自我曝光，從日記到照片到視頻。她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性”作為工具，來表達自己的某些意識形态。

　　性的消費化：滿大街性健康的藥品廣告

　　性的消費化指的并不是性産業或者性服務，而是說：以前你可以不花一分錢地獲得愛情，而現在你要獲得愛情，就不可能不花一分錢。在一個消費社會中，性不僅僅成為了消費的對象，而且足以産生消費的需求與現實的市場。

　　性的消費化，在商家、傳媒霸權與時尚主導的共同促進下，發展得非常迅猛，至少表現在如下這些方面：

　　滿足“身體想象”：為了獲得所謂的性感、“骨感”、風度、氣質，相當多的年輕人不得不超額地消費;從“塑身”、美容到“包裝”、“找派”等等，不一而足。雖然許多人都把這些活動解釋為“求美”，但是如果沒有“性”的訴求與色彩，大概這些消費不會如此發達的。

　　制造浪漫情景：現在談戀愛，到酒吧或者咖啡廳坐一坐并不為過，一起來些娛樂活動也并不為過，因為那裡的環境與氣氛比較适于培養感情，可是這就要花錢，就要消費。

　　弘揚激情崇拜：21世紀的中國，最突出的就是獨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會上日益彰顯;結果，在商業力量的“陰謀”之下，激情崇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費化了。198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農村青年在村口大樹下，跟着最初的便攜式錄音機(俗稱：半頭磚)在跳迪斯科。那是激情崇拜。可是21世紀，都市青年要花幾百元錢去體育館裡手舞足蹈地給歌星捧場，可是1990年代還可以看到的自發的“街舞”卻消失了，變成了“的廳”裡的收費表演。這就是消費化了。

　　性的符号化：傳媒“性化”使得性被放大和被扭曲

　　中國的傳媒是一個怪胎，一切西方的“傳媒學”都不适用。一方面，它的最優的社會功能――輿論監督――基本上不可能實現;另一方面，它的最劣功能――“教化人生”――卻得到畸形的發展。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少了，另外一個就不得不多起來了。傳媒已經基本控制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話一點都不過分。

　　對于傳媒來說，任何與“性”可能有關的内容，當然會成為最佳賣點。對于讀者來說，在關心社會毫無意義的環境中，眼球也隻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紀的中國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許多時候則被扭曲了。

　　可是，說來悲哀，我們中國人對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國大陸的中文網站上去看看，所謂“性知識”、“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網站不計其數，但是其内容幾乎都與社會無關，與文化無關，甚至與社會性别無關。這樣的“禁區變鬧市”，對于中國人對于“性”的認知水平總歸是失之偏頗，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什麼正面的作用。

　　對性的管制：公共權力的“作秀化”

　　在21世紀的中國，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對于“性”的态度已經出現了變化，我把它總結為“四個堅持，兩個放棄”：堅持“精神文明建設”;堅持“教育青少年”;堅持“掃黃”(針對各種情色品);堅持禁娼;但是在打擊對象方面，已經放棄了對于普通人的各種一般的非婚性行為(主要是婚前性行為、婚外戀、一夜情等等)的追究與打擊;在打擊方式方面，已經放棄了“執法必嚴”，而是開始走向“民不舉，官不究”。

　　這是21世紀中國“性”的一切變化的基礎之一。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一直強調各種社會力量對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動，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黨和政府“恩典”與“賞賜”的産物。所以，基于這一事實，中國的性革命從某種意義上看，應該尚未真正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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