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對房價的影響?（本文作者簡容，為經濟學博士，就職于國有大型銀行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經濟的發展對房價的影響?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經濟的發展對房價的影響

（本文作者簡容，為經濟學博士，就職于國有大型銀行。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一般而言，伴随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産業結構相應也會由第二産業為主逐漸向第三産業為主邁進，而第三産業比重的持續提升已被普遍視作是結構優化的标準。按照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無論是現價口徑，還是不變價口徑，2018年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已穩定在50%以上，而且在反危機刺激政策退出之後的八年間，第三産業占比以每年一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持續上升，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專家認為，第三産業占比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經濟主力的轉變，既是前期經濟運行的結果，更是後期經濟運行的前設條件，所以無論是對宏觀部門而言，還是對微觀經濟主體而言，這一轉變都無比關鍵，尤其當經濟結構完成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轉變之後，經濟運行在就業結構、融資分布，以及土地條件約束等方面均會發生本質變化，這些變化均對後期經濟運行的結果産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再進一步說，就是經濟運行結果主要受兩個維度的因素制約，即要素的投入規模和要素間組合方式，雖然要素投資規模越大，産出會增多，但産出增多未必有效率（無效增加就是産能過剩），而要素間組合方式則事關效率，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經濟産出背後的要素投入和投入産出效率。那麼經濟結構的變化也就包括了兩個方面，既包括要素的投入規模的增減，也包括要素的組合方式的變化，與此對應，針對經濟波動的宏觀調控方略也應有所不同。

與經濟結構變化同步，我國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也越來越近，2018年中國人均GDP已近1萬美元，不僅較2010年的4560美元大幅提升，而且也距離世界銀行給出的1.2萬美元高收入國家的标準又進一步，照理說，經濟增長了，結構優化了，對于社會而言應該更舒心才對，但“行百步半九十”，近年來我們對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焦慮感卻越來越重，這種焦慮不僅廣泛影響了微觀主體的預期，更影響着宏觀部門的施策。例如，各界關切的房價問題，就最為典型。

例如，2010—2018年期間，人民币貸款累計淨新增了88萬億元，其中有超過22%的新增貸款（近20萬億元）流向了個人住房貸款，可見“房奴”的比喻并非誇張；如果再看看房子背後的政府土地收入，截止到2018年末，公開統計數據顯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占地方政府本級基金性收入的比重已升至91.2%，“土地财政”更是名副其實。

然而，2010—2018年期間，包括房地産行業在内的第三産業增加值雖然累計增長了近160%，但同期百城住宅平均價格的累計漲幅更是高達60%。換而言之，若房價是統計第三産業增加值的主要價格因素，那麼160%的第三産業增加值的增長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源自房價上漲。當然這并不是說，房價上漲是壞事。

但由此帶來的一個直觀感受就是，如果将這些年圍繞着地價和房價上漲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剔除，或者僅僅把地價和房價的上漲因素簡單剔除掉，剩餘的其他第三産業變化究竟又如何呢？是否我們依然還能得出第三産業是主力軍的判斷呢？

當然此問題的提出，并非是要把讨論引向對統計數據質量的質疑，隻是想透過統計數據的變化，換個視角來觀察尋找經濟運行的變化，因為此判斷的結果不僅直接決定了未來宏觀調控政策的側重和着力點，進而還必将影響和改變微觀經濟主體的經營環境。

為此，筆者想當然地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準确刻畫了經濟結構變化？

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條例》，今年國家統計部門就将公布第四次經濟普查結果，前三次普查經驗顯示，普查過後必将對經濟數據進行全面的修正，而在前三次修正中，第三産業的增加值均被向上修正。若不出意外的話，“四普”後的數據修正重點也應在第三産業身上。對此，筆者更加關注和期盼，相關部門用更廣泛的維度來刻畫的經濟結構變化，進而保證後期宏觀調控的“第一個扣子”能夠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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