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美滿與否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既和雙方的身體素質有關，也受雙方的感情狀況、社會生活等影響。潘綏銘在一篇文章中對當下我國居民的性生活狀況做了描述性的統計。潘的研究顯示：

1.夫妻當中，
對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滿意為27.1%的人；比較滿意的62.1%；隻有10.8%的人感到不太滿意或者很不滿意；

2.就全體中國成年人而言，大概的平均性生活頻率是在每星期1次左右；

3.文化程度的高低，與性高潮的多少成正比；

4.做家務影響性滿意度，如果夫妻做家務的時間差不多，對于夫妻雙方的性滿意都沒有什麼影響，多做家務的一方性滿意度會下降；

5.大城市和農村的居民性生活質量比中小城市的居民差；

6.性知識有助于提高性滿意度；7.吃醋和性生活頻率密切相關，相互之間從來不吃醋的人們，性生活頻率比那些有時吃醋和經常吃醋的人們要少得多；

8.婚外性影響性滿意度，如果任何一方有了婚外性行為，不管對方知情與否，自己在婚内的性滿意度可能性也會大降；

9.接受過性服務的男性比例約為6.4%，更大比例的城市男性接受過性服務；

10.收入狀況和性交易可能相關，收入最高的5%的男人接受性服務的可能性，是收入最低的40%的人的33倍。

(本報記者根據潘綏銘文章整理)

性之變

□本報駐京記者南香紅

10月16日，在中人民大學召開的一個全國性研讨會上，有關專家提出：“一場性革命，伴随今日社會的變遷悄然改變着中國人的行為方式，進而改變了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

“性革命”，聽到這樣的詞，不由得讓人心裡一驚，因為這個詞讓人聯想到196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青年人的性解放運動，以及這場運動給整個世界帶來的至今未息的沖擊波。

我們所經曆的愛、婚姻、性真的已經達到了“革命”的程度？“判斷是否是革命應該有兩個标識，一是這種變化是漸進的還是突然的急劇的變化；二是這種變化是發生在少數先鋒人物還是普通的大衆中。”中國人民大學的性社會學教授潘綏銘說。

“我們所說的性革命，是發生在中國城鄉普通人當中的。假如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一個個平常家庭裡的妻子、丈夫，進城打工的男男女女，他們對待婚姻和性的态度變了，那才是一種真正的變化。”

調查數字顯示：打工妹和打工仔們有過任何一種婚前性行為的已經占到總人數的45.7%；非婚同居的已經占到5.8%。這兩個比例都是既多于農村人口，也多于城市人口。此外，已婚者(男女都包括)有過婚外性行為的也是這群人最多，達到28%-30%；超過農村已婚者将近20個百分點，也超過城市已婚者大約11個百分點。

未來10年當中，農村的一半人口将進入城市，在鄉土親情都改變之後，最大的改變必然是婚姻、愛情、性的改變。

“性革命的另一個标識，就是現代中國青年人童貞觀念的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說，1980年代，她在北京做過調查，有婚前性行為的不過15%，而現在有這一行為的已經達到70%-80%，她說，西方婚前性行為達到95%以上，但東方和西方相比，東方有重童貞的文化和傳統，達到70%甚至80%的比例，就說明童貞已經被沖破了。

“這個變化的确非常讓人吃驚，僅僅在幾年前，一個失貞的女子在婚姻上還會遇到問題。”

“革命一般不是指緩慢的變化，而是短時期内的急劇的變化。中國人的性變化也就是集中在10年的時間内和25-35歲的人之中。更核心一些說是發生在25-29歲的人群中。”潘綏銘教授說。

●從社會凝視到性公開

當一個人感覺被一雙眼睛盯着的時候，他的一切行為都會受到壓抑，遑論性。社會學家把這種整個社會對個人的嚴格控制稱作“社會凝視”。

性的解放隻能是發生在一個開明的社會裡，社會學家們認為性革命和我們的社會的變遷緊密相連。中國城市裡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正日益明顯，“陌生人社會”已經形成。

“現在，這種來自社會深處的對個人行為的‘凝視’已經消失，最簡單的例子是：過去男女入住賓館是要出示結婚證的，現在已沒有人這樣要求了，社會給個人騰出了更大的空間。”潘綏銘說。

性被認為是個人的事，隻要不妨礙他人，社會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寬容。無論是在大衆媒體、電影文學，還是在學術領域，性也成了一個可以公開讨論的話題。

研究性戀亞文化的李銀河對此感受頗深。作為一個性社會學研究者，她曾在1980年代三次申請在某大學開設性學課程，但均被拒絕。

李銀河說，從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性從禁忌走向開放。

我們與美國人作一下橫向比較。

在政府并不掃黃的美國，在1992年，即使加上使用性工具、打色情電話、看脫衣舞等活動，也隻不過有41%的男人和16%的女性曾經從事過。可調查反映出，在調查之前的12個月裡，僅看過“黃”(直接表現性生活的詳細内容的圖像材料)的中國成年男性就有39.8%，與美國男人相差無幾；看過“黃”的中國成年女性有21.6%之多，比美國女性還多5.6個百分點。

當警察幹預一對夫婦在家看“黃”時，在社會上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因為有很多人這樣做，他們自然會聯想到自己，進而引發對個人權利的讨論。李銀河說。

“‘社會凝視’消失了，與其相伴随的社會行為和道德方式也消失了，另一種則在生長，這就是對個人權利尊重的道德。

“從對電影上接吻的鏡頭高呼‘閉眼’，到對大街上摟摟抱抱的青年泰然處之視而不見，或許有些看不慣的，但那是别人的私事，不會沖上去幹涉，這就是變化。社會如舞台，不是舞台上的‘戲劇’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是‘觀衆’自己變了，是對戲劇作出評價的人變了，至少是不反對了，不反對才有存在的可能，才有認同的可能。”潘綏銘說。

而這些“觀衆”，是社會的大多數，他們的态度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态度。他們的寬容也是社會的寬容。

●性與生殖分離

生完一個孩子之後，中國的夫妻為什麼再過性生活？這是一個問題。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性從來沒有脫離過“傳宗接代”這一目的，性在中國人的婚姻當中從來沒有獨立存在過，娶妻納妾的目的是“為後，非為色也”，性被淹沒了。

從1981年起，中國開始在城市人口中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以後又陸續擴展到農村人口。在當時和以後的很長時間裡，沒有人覺得這與“性”有什麼關系，但它的實際後果是徹底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性。

人們在生過一個孩子後，性的生殖任務就完成了，人們再過性生活的理由就隻能是為了維系雙方感情，或者幹脆就是為了“尋歡作樂”。潘綏銘教授說。

在40歲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經有49.1%的人至少做過一次人流，在農村則是29.1%。在45歲以下的妻子中，不再害怕懷孕的人與仍然害怕的人相比，對于夫妻性生活感到滿意的可能性是後者的2.05倍。

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性，賦予它新的意義和作用，性成了婚姻、情感的潤滑劑。據潘綏銘教授調查，在離婚又再婚者中，現在的性生活，比過去跟前夫妻的性生活要好得多。

孩子的減少，使得夫妻之間的“養育合作時期”被極大地縮短了，“空巢期”(子女成年離家而去)卻被加長了，離婚時對于子女的顧慮減輕，夫妻雙方的性選擇也相對自由。

婚姻不再隻有一個結局：白頭偕老。在20-64歲的中國人裡，曾離過婚的人已達2.8%；相當于大約2500萬人。

●性沖破婚姻

對于中國人來說，想過性生活就得結婚，這是一個常識。但這個常識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改變了。沒有婚姻卻有性生活，有了婚姻也可以有婚姻之外的性生活，婚姻已經包不住性了。

現在，人們堅守的道德界線是：看和誰有婚前性關系。

和自己将要結婚的人發生婚前性行為，人們基本上不反對，但和未來配偶之外的其他人，是人們難以容忍的。

潘綏銘教授曾經在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四次随機抽樣調查全國大學生的婚前性行為，前三次大學生中婚前性行為都沒有顯著差異，都在9.4%到10.7%之間，2001年出現激增，男生當中達到20.0%，女生達12.8%，總計16.9%。

你讓一個有15年性“待業期”的年輕人怎麼辦？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從事青少年性教育的陳一筠女士說，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想不讓他們有婚外的性是不可能的，婚前性行為在青春期提前了而婚姻推後的情景下是很正常的，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走進了婚姻的性，也在尋找婚外的嘗試。那就是困擾許多家庭的“婚外戀">婚外戀”。

1980年代末，性正在偷偷摸摸地越過婚姻。李銀河就在北京做了小範圍的調查，當時承認自己有婚外戀的占有效調查人數的3.7%。80%以上的人對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為都持嚴厲的不容許态度，但那個時候人們就對有愛的婚外性關系容許的程度比無愛的性要高。

進入1990年代，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學者範麗娟的報告的内容是婚外情大量攀升，全國因婚外情引起的離婚訴訟已經占離婚訴訟總數的25%-35%。無錫市婦聯的數據，無錫市1997-1999年的1356起離婚案件中，婚外情引發的占71%。

中國人的婚姻已經被泛濫的婚外情沖得七零八落了，人們可以從周圍的人，從媒體的大量事例上作出這樣的判斷。

潘綏銘則認為“中國人還遠遠沒有‘亂套’”。

潘綏銘主持的全國性調查顯示：在全中國20-64歲的結婚或同居的總人口裡，越過婚姻而有性的人，隻有13.1%到13.9%之間(正負差0.34%)。

從和婚外的“别人”保持性關系的時間長度上來看，中國人的婚外性行為，不是以“一夜情”為主，也不是以“性交易”為主，仍然是以持續時間較長的“婚外性關系”為主，因為在有過的人裡，性關系超過一個月的占83.4%；不到一個月的占56.3%。

婚姻自由和性自由似乎是一對永遠也難以調和的矛盾，婚姻越不自由，性就越自由；婚姻越自由，性反而可能變得不自由。婚外性的增加，某種程度上和中國離婚負擔過重有關。當離婚變成一條危途時，男女雙方都不願付出太大的代價。而“愛”又不能舍棄，婚外性就成為一個不算是好辦法的辦法。

婚外戀和性交易如兩道夾闆，向婚姻進逼，婚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婚姻的内容就在這種局勢下發生了悄悄的變化。

婚姻内部的變化，聲音最小，最不易為人們發現，但它的意義最大，我們的普通夫妻變了，也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變了。

更多的人把婚姻看作是一個過程，愛就存在這個過程中，白頭偕老已經不是人們追求的惟一目标。愛，已經不是過去的恩愛式的，浪漫情愛是更多人的追求。

人們越來越認同浪漫情愛的美好，認同浪漫情愛所共守的準則：男女雙方人格平等、排斥物質利益、追求美好的過程等等，這是現在的年輕人的天然選擇和傾向，沒有人願意選擇先結婚後恩愛的模式。

潘綏銘認為，婚外性對婚姻的破壞遠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嚴重，隻不過在這種沖擊下，婚姻、愛、性三者的關系變了。愛和性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越是相愛的夫妻，性越和諧、性生活越多，性越好，雙方之間的互相滿意度越高。

令人欣慰的是，高達70%的人覺得夫妻相愛，婚姻滿意，但是覺得非常滿意非常相愛的人也很少。

●互聯網成為“性革命催化劑”？

專家們認為，互聯網的普及也是中國“性革命”的“催化劑”。學者們笑言：“過去張生為了會崔莺莺，得爬多少次牆才得見一次？如今QQ、E-mail、虛拟社區等極大地方便了性交往；由于網絡的開放性，也使中國人的性教育材料比幾年前極大地豐富了。”

一個顯著的标志是“網戀”和“網絡性愛”，帶着超越時空性、虛拟性、滿足多種需求性等特征。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學者薛雅利認為，當前網絡性愛被廣為傳播的現實原因是“性”認識正常途徑缺乏、教育存在偏差、影視等現代傳媒宣傳的影響，性缺乏明顯。

●“性權利”受到空前重視

在今日中國，人權話語已進入性的領域。

北京師範大學學者趙合俊認為今天中國人的性權利主要在3個方面得到彰顯：1.非生殖的性快樂也被看作目的；2.性被看成是個人的事，是一種私人化體驗；3.任何人的任何性行為與性關系，隻要沒有妨礙和傷害他人，都被認為具有正當性。

過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權利成為一個公開的社會流行話題；同性戀這一名詞在社會普及，而過去通常被稱為“雞奸”。

●“性革命”伴生的問題

學者們認為：當前的“性革命”也伴随着不少社會問題，但闆子不可完全打到“性革命”本身上頭。如重婚、納妾、拐賣婦女、破壞軍婚等現象，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度和婦女的人身自由；性病與艾滋病都可能通過人際性行為來傳播，多伴侶性行為和造成血液接觸的性行為都可能擴大傳播，因此對此進行社會管理是必要的，但最終消除病患的隻能是醫學；未婚先孕、少女母親等問題隻是性活動産物。它們的要害是違反了社會對婚姻家庭的設置，同時也對婚姻家庭實體單位的建設和女性的保健客觀上帶來不利。

從“性”着手來消解伴生的社會問題，一個最重要的途徑是性教育，當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會化和終身化。中國曆史上缺乏的并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現代科學成果為基礎的性的全面知識，缺乏對個人選擇能力和發展能力的終生培養，也缺乏适應于轉型社會的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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