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國古代對男女兩性生活十分重視，不僅将性生活看得與飲食一樣重要，而且把它與養生保健密切聯系起來。古代稱性生活為房室生活，簡稱房事，又叫入房和行房，亦種房中、房帏或隐曲之事。古人 認為“房中之事，能殺人，能生人，故知能用者，可以養生，不能用者，立可 緻死。”意即性生活有二重性，即可以用來補益人體，也可能導緻損傷健康， 甚至折壽短命。人們要想多得補益，避免損傷，其關鍵在于掌握房中術，也就 是掌握男女交合的原則和方法，做到合理地安排房室生活。 我國古代對房中養生有比較科學而系統的論述，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認為房室生活是人們所必需的。早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竹簡《十問》中就 說過：“竣氣宛閉，百脈生疾”。意謂陰陽不相交合，造成精道閉塞不通，必 然産生各種疾病。竹簡《合陰陽》說，房室生活能使全身氣血流，能做到“ 中府受輸而盈”，也就是使五髒六腑均受到補益。晉代醫學家葛洪亦曾寫道：“人複不可都絕陰陽，陰陽不交，則坐壅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意思是說，健康的成年男女如果禁絕性生活，非但于身體無益，反而會導緻種種疾病，甚至會影響人的壽命。唐代名醫孫思邈說得更明确：“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無女則意動，意動則神勞，神勞則損壽……強抑郁閉之，難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濁，以緻鬼交之病。損一而當百也”。孫氏的話很有道理，非常值得重視。凡健康的成年男女，必須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勉強抑制則非但無益，反而會導緻氣血阻滞，夢遺鬼交，漏精尿濁及其他各種疾病，所造成的損害将更加嚴重。 古代文獻曾經談到，有不少疾病是因為缺少性生活而引起的。據《史記.倉公傳》所述，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背痛，不時發寒發熱，月經也很混亂。淳于意診斷說：“此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意即韓女的病是因為性生活得不到滿足而引起的。元代李鵬飛在《三元延壽參贊書》中亦曾談到，有個富家子弟叫唐靖，因陰部生瘡而潰爛不已，道人周守真診斷說：“病得之欲洩而不得洩”。此言唐靖由于長期抑制性欲，緻使精道郁閉而生陰部潰爛之疾。清代詩人袁枚在所著《小倉山房文集》裡，曾為當時的名醫徐靈胎立傳。該傳談到商人汪令聞因長期不過性生活而得病，延請徐靈胎先生診之。徐氏診斷後并不開處藥方，隻勸說汪令聞回家與妻子同寝而愈。書中寫首：“商人汪令聞，十年不禦内，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徐靈胎)先生曰：此陽亢也，服參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由此可知，房室生活不得可以密切夫妻感情，給家庭帶來和睦與幸福，而且還能預防某些疾病，促進雙方的身心健康。因此，古人一再指出，性生活是成年健康人的正常需要。 第二、房室生活必須有節制。古人認為，房室生活适度則有益，而房欲太過則招災緻病，因此再三強調，房事必須有所節制。《黃帝内經》反對強力入房和醉酒入房，并且指出，如果“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勢必弄得“半百而衰”。唐代醫家孫思邈認為，放縱情欲必然導緻早衰和短命，尤其反對“兼餌補藥，倍力行房”，否則弄得“精髓枯竭”，就将自食其惡果，甚至“推向死近”，因此年青年人“極須慎之”。元代李鵬飛在《三元延壽參贊書》中，專門寫下一篇《欲不可縱》，詳盡地描述了極情縱欲的危害性。認為房事過多過濫，就會使真元耗散，髓腦枯竭，腎虛陽痿，耳聾目盲，肌肉消瘦，齒發搖落。還有消渴病(糖尿病)及各種虛損病，也大多與房勞捐傷有關。更有嚴重者，弄得命同朝露，英年早逝。其危害之大，亦不可輕忽。 孫思邈和李鵬飛的看法很對，試看那些美女盈後宮的封建帝王，他們整天沉溺酒色，淫逸無度，結果一個個成了英年早逝的短命鬼。筆者曾對東漢帝王的壽命作過統計，在東漢的十三個帝王中，除了四個幼年喪命的殇子不計以外，在其他九個成年皇帝中，隻有光武帝劉秀活了六十三歲，獻帝劉協活了五十四歲，明帝劉莊活了四十八歲，餘下的六個皇帝都死得很早。如章帝劉da三十一歲，和帝劉肇二十六歲，安帝劉祜三十一歲，順帝劉保三十二歲，桓帝劉志三十六歲，靈帝劉宏三十四歲。他們早死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他們放縱情欲，生活腐化糜爛所緻。 第三、性生活必須感情高度和諧統一。古人已經認識到，性生活是一種感情生活，男女雙方的情投意合很重要。早在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中就指出：“先戲兩樂，交欲為之，曰智(知)時。”意思是說，男女在交合之前，先應互相嬉戲娛樂，彼此密切感情，要等到雙方都産生了強烈的性欲時再行交合，這就叫“知時”，即掌握了适宜的交合時機。竹簡又指出：“不欲強之，曰絕”。意即在一方不樂意，另一方不能強行交合。在通常情況下，是指女方不樂意，而男方強行交合，這樣做非常有害，不僅危害女方身心健康，而且對優生優育也很不利。因此，強行交合被稱為“絕”猶言陷入絕境。 《洞玄之》在叙述交合方法時，頭一條即為“叙綢缪”，“申缱绻”，就是講的夫妻在交合之前彼此密切感情的過程。進而指出：“凡初交合之時，男坐女左，女坐男右，乃男箕坐，抱女于懷中，于是勒纖腰，撫玉體，申燕婉，叙綢綢缪，同心同意，乍抱乍勒，二形相抟，兩口相……千嬌既申，百慮竟解。” 孫思邈亦強調，行房之前，“必須先徐徐嬉戲，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交合。隻有在彼此感情高度和諧統一的情況下交合受孕，胎兒的質量才會高，才有利于優生優育。 第四、房室生活應根據不同的年齡特征和體質條件來安排。《玉房秘訣》認 為：“人有強弱，年有老壯”，因此房事的安排隻能“各随其氣力”。并且進而指出；“年廿者日再施(瀉精)，赢者一日一施；年三十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四十盛者三日一施,虛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虛者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虛者廿日一施；七十歲盛者可三十日一施，虛者不寫(瀉)。”孫思邈則提出：“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洩；三十者，八日一洩；四十者，十六日一洩；六十者，閉精勿洩，若體力猶壯，一月一洩。”兩相比較，《玉房秘訣》所叙率頻率偏高，而孫氏所叙則偏低，可見孫氏是很注意節欲的，所以活了百餘歲。事實上這些房事頻率都不可能成為絕對标準，身體強壯者可能超過，而身體赢弱者則根本不可能達到。 至于老年人的性生活，亦應根據各自的具體條件來考慮。孫思邈說得很明白：凡人氣力有強盛過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洩，緻生癰疽……或曰：年未六十，當閉精守一為可爾否？曰：不然。男不可無女，女不可無男，無女則意動，意動則神勞，神勞則損壽。若念真正無可思者，則大佳長生也。然而萬無一有。強抑郁閉之，難持易失，以緻鬼交之病，損一而當百也。“認為六十歲左右的老年人，如能真正做到不思性欲，自然很好。然而此種情況是”萬無一有“的。如果尚有性欲而強行抑制則非但無益于養生，反而會導緻種種疾病。因此，老年人、也可根據各自的體質條件，安排适度的性生活，過度則無益有害。孫思邈就曾目睹一位古稀老人，竟因肆意行房而喪命。原來在唐代貞觀年間，有位七十多歲的村民，突然春情大發，陽事暴興，甚至白天也想與老妻同寝。每次“春事皆成”。老人向孫氏求教，問主何吉兇。孫氏回答說，這是不祥之兆，就象燈火将滅之時，突然大亮一下，亮後很快就會熄滅。并且勸戒那位老人，趕快禁絕房事。老人不聽，仍然恣意行房，結果僅僅四十多天就一命嗚呼了。孫氏指出，象這樣的老人，不止一個兩個，特舉一例，叫人們引以指出，在醉酒昏沉、精疲力竭、憂愁惱怒等情下，在患病、大病初愈及女子月經期間，乃至在嚴寒酷暑或驚雷霹靂之時， 均應禁止行房，否則後果嚴重。 比如在醉酒的情況下行房，不但嚴重摧殘自己的身體，而且影響優生優育。《玉房秘訣》就曾說過：“新飲酒飽食，谷氣未行，以合陰陽，腹中彭亨，小便 白濁，以是生子，子必颠狂。”又說：“大醉之子必癡狂。”醉酒者精子被酒 精殺傷，如果此時交合成孕，胎兒必定受到損傷，雖不一定都成為“颠狂”或 “癡狂”，但體質和智力受到損害是必然的，甚至産生白癡或頭大身小等畸形 兒。晉代大詩人陶淵明嗜酒，他的詩篇篇有酒，本人也幾乎天天醉酒，結果所 生五個兒子皆智能低下。陶氏在《責子詩》中寫道：“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 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 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 此，且進杯中物。”雍、端當是一對雙生子，即阿雍與阿端，他們已經十三歲 了，卻分不清六與七兩個數字孰大孰小。其智能之低下，由此可見一斑。陶淵 明認為這是“天命”決定的，于是繼續悶酒，“且進杯中物”。殊不知此種可 悲的結局正是他酷嗜“杯中物”所造成的。 在大汗淋漓不止，身體勞累疲乏的情況下，亦應禁止行房。否則疲勞加房勞，将使身體加倍勞損。而且“勞倦之子必廢傷”，對繁衍後代很不利。 在憂愁惱怒的情況下，必須禁止行房，因憂愁惱怒使人精神内傷，而性生活是一種感情生活,在情緒不佳時行房,根本不可能得到快感，隻會加重房勞損傷。 在患病或大病初愈之時，一定要禁止行房，否則後果難測。據《三國志.華佗 傳》記載，督郵頓子獻生病，華佗勸他禁絕房事。其妻子前來探望。因與交合 ，結果僅僅三天就殒了命。孫思邈亦曾目睹幾個大病初愈的人因不禁房事而喪命。 在女子月經來潮其間，應當嚴禁行房，否則就會嚴重損傷婦女健康，也是直接釀成各種婦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六、古人提倡晚婚，反對早婚。《禮記.内則》曾經指出：“男子……三十 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意即男子要等到三十歲才能娶妻，隻有到了這個年齡才具備做父親和教養子女的資格。女子十五歲開始講究發型，插下簪子，叫做“及笄”，要等到二十歲才能出嫁，有特殊情況，應等到二十三歲再出嫁。 古人認為，早婚對身體健康非常有害。元代李鵬飛在《三元延壽參贊書》中明 确指出：“男破陽太早，則傷其精氣，女破陰太早，則傷其血脈。”清代汪昂 在《勿藥元诠》中也說：“交合太早，斫喪天元，乃夭之由。”認為結婚太早，未成年就過性生活，必然摧殘身體，甚至可能短命夭折。早婚對生育也很不 利，早在馬王堆漢墓竹簡《十問》中就指出：“竣氣不成，不能繁生。”認為 性器官尚未發育成熟就過性生活，這對繁衍後代十分不利。 近代學者梁啟超曾寫過一篇《禁早婚議》。他認為早婚有五大害處：一害養生 ，即影響健康；二害傳種，即影響優生優育；三害養蒙，即影響對子女的教育 ；四害修學，也就是妨自身的學習與提高；五害國計言早婚者在經濟上不能獨 立，必然加重社會負擔，給國計民生帶來不利。他認為要想提高國民的健康水 平和改善人口素質，“其必自禁早婚始”。這些意見很值得重視，無論對房中 養生或優生優育來說，均具極高之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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