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起來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時候看見有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拖着一輛闆車，闆車上是非常重的東西，我現在記不起來是什麼東西，好象是櫃子和書這一類的東西，剛好他過一座橋，一座小橋，就在我們現在的湖北

　　我記起來我在文革初期，在一次街上行走的時候看見有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拖着一輛闆車，闆車上是非常重的東西，我現在記不起來是什麼東西，好象是櫃子和書這一類的東西，剛好他過一座橋，一座小橋，就在我們現在的湖北美院附近，原來叫雲架橋，一個小橋。我就上去幫他推，因為我們同時也受了另外一種教育，就是雷鋒式的教育。當我推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他是個地主，你幫他推？這個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還剩一點他就要上到橋頂了，我如果幫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況下，我還在幫忙，我就失去了階級立場。我如果是不幫他推，他很快就會滑下來，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在依賴我後面的推動力了。但是我确實……我當時還是停了下來，因為我當時所受的教育地主是壞人，地主是黃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我們所有的教育都告訴我們，這個地主是這樣的一類人,盡管這個瘦弱的老人在我看來一點不像在電影、動畫片或者是雕塑、小人書裡邊的那樣的一種人。但是，既然有人那麼說了，我就隻能說我要跟這個地主劃清界限。那麼，當時的青少年，他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呢？他受了十七年的這樣的教育，這個十七年的教育極其成功，通過家長、老師、學校和各級組織，以及到我們全部的宣傳媒體（當時沒有電視，我們聽到的是廣播，我們看的是電影，還有舞台上的歌舞），而我們能夠接觸到的，通過正常渠道能接觸到的絕大部分書刊教給我們的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那些。就像一個孩子，他一直在吃一種最單一的食品，他永遠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别的東西可以吃的。他在吃糠，是最粗的糠，而且有人告訴他，這是最好的糠，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一種糠。所以在這一點上，數千萬的青少年（我說的是在校的）就順理成章地走入了文革。當這些人過了十年以後，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恢複高考，很多人回頭控訴文革，說文革耽誤了我十年的青春，文革剝奪了我上大學的權利，文革弄得我回城無路，那麼我想說一聲，當初這些人，幾乎沒有一個（起碼在我的視野裡）是反對文革的，是拒絕走進文革的，或者是内心有很大的抵觸的。文革對于這樣的一批青少年來說，不管是初中學生還是在校的大學生，他們迎來了一個自己的節日。我記得當時，在文革前幾個月，我寫過一首很短的詩：“青春的翅膀在焦躁地拍動，他想沖出操場、教室，書桌和課本，這一切都是四角方方的樊籠……”因為在文革前的17年，我們一方面受着嚴格的禁欲主義的教育，英雄主義的教育，理想主義的教育，極端的烏托邦的教育，但同時，我們在和我們的内心做着極其艱苦的掙紮，起碼對于我個人來說是這樣的。我想，像我這樣的人有一批，可能不是非常多，但它面臨着一種價值選擇的痛苦，那就是，當你作為一個自然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個男青年，一個女青年，當你到了十二三歲以後，當你進入青春期以後，當你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識以後，當你身上萌生了某種愛意，或者被别人關愛這樣的一種情境的時候，那麼有許多東西是人類天生就具備的，你有個人的一種情懷，你有思念，你有去閱讀許多和這相關的書刊、去看很多與此相關的電影這樣的欲望，你想唱歌，不是唱我剛才放的那些歌，你想學樂器，不是用樂器去演奏我剛才放的那樣的樂曲，而是能夠表達一個個人的内心的情懷的甚至是私密情懷的這樣的一種音樂。

　　（換麥）哦，拿這個，像個小烏龜一樣（笑聲）。那麼當時的青少年，就是處在這樣一種身心分裂極端矛盾痛苦當中，而在當時，可以說後來文革所有受害的領導、老師或者是自己的家長，都參與了謀害自己孩子的過程，他們誰都不讓孩子說出自己想說的真話，包括那些很明白事理的家長，包括那些在這個世上生活了數十年之久，甚至大半個世紀的家長都不跟孩子說真話。我想，可能是49年以後的曆次運動讓所有的中國人，特别讓中國的明白人閉上了嘴。

　　我們1956年入校的那一批一年級學生，到了第二年，學校的很多老師，特别是我們喜歡的一些老師不見了，後來發現，有一些老師已經到操場上掃地了。但是沒有人跟我們說為什麼，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更沒有人說這個人實際上是個好人，他是被冤枉了，或者說他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那個時候社會就已經開始對我們隐瞞真相，所以當隐瞞真相的這些老師在五六年，甚至是九年以後，他們自己在校園裡受到沖擊的時候，沒有人會為他們說話，包括那些在五七年打了許多右派的幹部，到了六六年底，被作為走資派拖到舞台上操場上或是大街上遊鬥的時候，也沒有人幫他們說話，那麼，作為我們這一代青少年，到了1966年文革的時候，恰恰是有勁沒地方使，我們當時有很多同學密謀要去越南打仗，不是去跟越南打仗，要去幫越南和美國佬打仗，因為當時越南已經開始跟美國幹起來了。越南的那樣一種艱苦卓絕的戰争，通過電影，通過歌舞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有一部歌舞片叫《椰林怒火》，非常優美，非常凄切，但又非常激昂的一台晚會拍成的電影，還有一部話劇叫“南方來信”把整個越南的這樣一種戰争，被無限地詩意化了。本來我們這一代人就經常被一些我們要早生幾十年多好，我們可以去爬雪山過草地啊，我們可以去抗日戰争啊，我們可以去打蔣匪啊，我們可以跨過鴨綠江同美國去打仗啊，恰好碰上了一個比較長的和平時代。

　　那個時候，我剛才說到，整個社會開始營造一種氣氛，一種什麼樣的氣氛呢？一種高度的戲劇化的氣氛，一開始的時候是美國打過鴨綠江，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然後就是很多很多美蔣特務還潛伏在大陸，經常要辦這樣的一些展覽，哪個地道裡邊抓住一個老頭，胡子已經一米多長了，他在地道裡面生活了十幾年，天天在底下發電報。然後還有誰家誰家水缸裡面躲着個什麼人。街頭上修皮鞋的是特務頭子。這些東西真真假假，但它确實營造出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氣氛。而我們許多兒童讀物，它也是在渲染這些東西，我記得我最小就看到一本讓我感到恐懼的連環畫，有一個孩子，七八歲的孩子，半夜起來聽到父母親的房間有滴滴哒哒的聲音，他出于好奇，他從門縫裡偷偷一看，他父親在那兒發電報！他立刻想起了一部反特電影，他就開始做思想鬥争，是要自己的父母，還是要革命，所以最後他決定檢舉揭發自己的父親。這個晚上他偷看他父親發電報的這樣一個畫面情節，讓當時五六歲的我感到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說，你身邊就有一個大壞蛋，而且他很可能是你父親。所以當時我們這代人就在這樣的一種戲劇化的情緒當中慢慢長大的，越長大發現我們面臨的問題越多，我們面前的危險也越多，我們成天生活在帝修反的包圍當中，蘇聯老大哥沒有叫幾天，然後說蘇聯變修了，蘇聯要我們還債，要我們全中國人民餓肚子。然後呢，印度在喜瑪拉雅山那一邊打起來了，然後國民黨蔣介石在東南沿海也開始反攻倒算了，美帝國主義打越南是想通過越南進攻我們中國，所以我們處在一個全世界的邪惡勢力的包圍當中。每一個處于這樣這種戲劇情節的青少年也都把自己戲劇化了，也都把自己作為戲劇當中的一個角色，當然是一個正面的角色，而且陶醉于這樣的角色當中，陶醉于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懷當中，希望自己有一天在現實生活當中真的變成一個他所羨慕的小英雄一樣。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在我當時讀書的那個學校附近突然發現一個穿風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風衣的非常少，為什麼呢？當時穿風衣的在電影裡面全是特務。（笑聲）所以有風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為什麼穿着風衣，但被我們幾個學生看起來，我們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個特務。然後我們幾個開始跟蹤他，大街小巷跟蹤了好半天，越覺得他是個特務，我們當時差不多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一直跟蹤到天都黑了，結果還是給跟丢了，我們非常非常地懊悔，就是說我們還是沒有經驗，那個時候太小了，所以當時我們就處于這種情緒當中。（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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