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愛勞模、60年代靠工農、70年代海陸空、80年代找老九、90年代傍大款”……這句上世紀滬上流行的說法多少反映了這幾十年來上海婚姻家庭的變遷。日前，在婦女學學會主辦的改革開放與家庭變遷研讨會上，由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薛亞利撰寫的關于改革開放婚戀變遷的調查報告首次披露了改革開放30年來，人們的婚戀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擇偶愈發看重收入财富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擇偶标準曾經曆了一系列的變遷，數據顯示，1976年以前有1/4的當事人擇偶時特别關心對方的家庭成分，有1/3的當事人特别關心對方的政治面貌。20世紀60-80年代受人口增加、住房擁擠、落實僑務政策等因素影響，對方住房條件的好壞、有無海外關系等一度成為擇偶的加分因素。80年代起則更注重對方的自身素養和潛能。近年來，年輕的、文化和職業層次較高的被訪者在擇偶時有更大的概率關注對方具有現代氣質的人品個性。 “今天，社會大衆評價個人社會地位的基本尺度與視角已徹底改變，收入、财富和消費等經濟能力成為地位衡量天平上的最為重要的砝碼。”薛亞利認為。據2004年對上海500名未婚青年的調查證實，随着年代的推移，人們不僅更關注學曆、職業、健康、事業等隐性的能轉化為物質的潛能，同時依然看重住房、收入、财産、積蓄等顯性的經濟實力，而且增幅甚大。 同窗戀增多鄰居戀驟減 在上海，随着兩性社會交往的擴大，尤其是近十年來夫妻自己認識的比重已達53.1%，同時自己結識的伉俪中，雙方由親戚、鄰居發展成夫婦關系的驟減(從1967年前的36.5%下降為1987年後的9.5%)，而由同學、同事、朋友結為伉俪的則相應遞增。即使是介紹婚，紅娘也由以往的家人、親戚為主轉由以同學、同事、朋友為主，青年人擇偶的社會網絡更多地獲得業緣關系和友情的支持。 據2004年對427位正在戀愛者的結識網絡研究顯示，在學校和工作中相互交往或通過業緣網絡而發展為戀人的高達60%，親緣網絡在青年擇偶中的作用已明顯弱化，即使是父母在子女擇偶時的作用也大為降低。據調查，被訪者在決定戀愛對象時與密友商議的更多些，認同“所愛之人即使都反對也不會在乎”的有近五成。 30年結婚費用增25倍 “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人的結婚費用總體上呈現緩慢上升趨勢。”20世紀90年代，上海青年的平均結婚費用已達31383元，比60年代增長了25倍，是70年代的19.6倍，比80年代前期增長了8倍，是80年代後期的3.29倍。20世紀90年代，“上海青年的最高結婚費用達15萬元，平均結婚消費為6951元，不同層次的市民的結婚消費差距很大。”1997年平均結婚費用為8萬元，2002年為10-15萬元。 近年來，旅行結婚這種簡單的婚禮形式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數據顯示，1979年，旅行結婚占9.15%，1984年占4.56%，1989年占7.78%，旅行結婚也是90年代青年青睐的婚禮形式，占總體的12.33%。 特别關注 上海丈夫不再“妻管嚴” “妻管嚴”幾乎已成為上海已婚男性的專用詞。不過，近年來，“妻管嚴”越來越名不副實。上海圍裙丈夫近年有減少趨勢。幾項調查數據顯示，1990年對1960名男女的調查，其中市區丈夫自認家務以己為主或自己承擔較多的僅為12.2%;1993年對798對市區夫妻的詢問也表明，男女首肯家務“夫為主”和“夫較多”的分别為13.1%和12.2%，“差不多”的分别占21.7%和22.0%。而1996年對上海800對夫妻調查“誰承擔家務更多一些”作判斷時，首肯“夫為主”的僅占5.3%，“夫較多”的為10.3%，“差不多”的占26.9%，而“妻較多”或“妻為主”的則達57.6%。 與此同時，在妻子管理日常開支的家庭，隻有2.5%的丈夫“經常感到不自由”，有時感到不自由為11.5%，偶爾感到的占10.8%，75.2%的丈夫從無不自由的感覺。 另外，在“妻管嚴”的另一重社會交往的含義來看，上海妻子也并沒有對丈夫的社交進行過分限制，如假如要與異性朋友聚會的話，丈夫需征得配偶同意的隻占3.8%且少于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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