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知道一首唐詩的人，就知道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看到的所有解釋，大緻都是這樣：在一個深秋的晚上，李白睡不着覺，躺在床上，看着地上如霜的月光，不由升起思鄉之情。這首寫進小學課本的詩，影響非常廣泛。但這個解釋中有一個大謬：李白詩中的“床”，不是我們今天睡覺的床，而是一個馬紮，古稱“胡床”。起居方式

　　黃花梨馬紮明代

　　我們要了解這段曆史，首先要了解中國人的起居方式。我們是惟一改變過起居習慣的民族，世界其他民族都沒有改變過。以專業論，人類的起居方式有兩種，一種叫席地坐，一種叫垂足坐。所謂垂足坐，就是坐在椅子上，腿是垂着的狀态。我們是席地而坐的民族。兩千年前，亞洲地區基本上都是席地坐，比如日本、印度、尼泊爾、泰國、韓國、朝鮮，都坐在地上。我們看韓劇、日劇，主人一回家就坐地上了。坐辦公室不算，那是非常西化的一件事情。歐洲則是垂足坐。歐洲人兩千年前已經坐在椅子上了，為什麼呢？因為歐洲地區氣候比較濕冷，迫使他們高坐起來。而我們亞洲地區，尤其我們中國，早期的人類文明大部分都是發生在黃河流域，環境比較幹燥，人坐在地上可以忍受。兩千年來，我們民族慢慢地由席地而坐，轉為垂足而坐。中華民族非常願意吸收外來文化，我們有時候察覺不到，其實很多習慣都改變過。比如中國人吃飯，今天都是共餐制，但曆史上卻是分餐制，大家一人一份。我們很多習慣上的改變，很大程度上都是從起居習慣改變開始的。那麼，席地而坐的起居習慣，究竟給我們後來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呢？我們今天在語言上還保留了很多席地坐的痕迹。比如，我們說席位、出席、筵席。筵席，這個詞很有意思。筵，是鋪在地上的大席子；席，是鋪在你面前的小席子，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我早年去過新疆，進過哈薩克的氈房。哈薩克保留的習慣就有點兒古制，屋子裡全是地毯，人家招待我們吃飯，每個人前面鋪一個小毯子。我那時候年輕，剛進去的時候還不太懂規矩，一腳就踩在人家小毯子上，人家馬上來擋我。哈薩克人的這個小毯子，就相當于我們過去的小席子，功能相當于桌子，你等于一腳踩到人家桌子上去了。毯子上擱着吃飯的東西，每人一個碗，一個馕，還有奶疙瘩，然後給你倒馬奶子酒。我不太懂哈薩克的規矩，不懂喝酒的規矩。馬奶子酒好喝，喝多了也醉。我很豪爽地喝完了一碗，碗往地上一擱，人家一下子又給倒滿一碗，我拿起來又喝了，喝完了又被倒滿了。我就開始犯愣，心裡嘀咕：這是怎麼回事啊？你要不喝，還有人在旁邊勸你、唱歌，一定要讓你喝掉。這時候我就慌了，趕緊看别人怎麼做。原來你表示不喝了的時候，要把碗扣過來，表示我已經喝夠了。如果你的空碗沖天，他永遠會給你倒。《論語》中有一句話：席不正不坐。說的是規矩，席子一定要擺正。《禮記》也有這樣一個規定：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五個人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須另坐一張席子。這就使我們一個偉大的詞彙誕生了：主席。主席的原始含義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個男人，或者席子上的那個主要男人。它跟英文chairman完全不一樣，chairman是指椅子上的男人。我們坐在地上，沒有椅子可坐，所以我們的詞彙與此相關。比如說：我們在聯合國有一個重要的席位，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奧運會的開幕式，說得都很明确。詞彙跟我們的起居習慣有關，如果我們當時是坐椅子的民族，今天的詞彙一定發生變化，主席一定叫“主椅”，出席一定叫“出椅”，席位一定叫“椅位”。因為我們是一個席地而坐的民旅，今天才有這樣相關的詞彙。那麼，既然我們祖先是席地而坐，就有兩個問題出現了：我們是怎麼改過來的？我們又是什麼時候改過來的？可能就是從剛才李白說的那個床――胡床改過來的。我們是席地而坐的民族，遊牧民族帶給我們很多耳目一新的東西。當時我們坐在地上，遊牧民族的兄弟們翻身下馬，從馬背上打開一個紮捆的東西，坐在屁股底下，這個東西就叫馬紮，意思是馬背上紮捆的東西。至今這種家具我們還在應用，出去乘個涼，聊個天，拿個馬紮最方便。這麼一件曆史久遠的家具，影響了我們的生存狀态，改變了我們的起居方式。馬紮，它有一個學名叫做胡床。“胡”字打頭的詞，一定是外來的，比如胡椒、胡琴、胡蘿蔔。胡蘿蔔是外來的，跟我們吃的紅蘿蔔、白蘿蔔、綠蘿蔔都不一樣。它吃起來有異味，剛開始吃胡蘿蔔的人有時還不習慣。《後漢書》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靈帝是東漢人，這是我們有關胡床最早的一個記載。請注意，這裡有八個詞彙，隻有“胡坐”是動詞，其他全是名詞。可見當時高坐是非常重要的變化，高坐決定視野的變化。韓劇和日劇裡，房間裡常常都是矮櫃子，原因是他坐在地上，用高櫃會覺得非常壓抑。高坐決定家具所有的變化，這就是為什麼起居方式以坐姿為準。《靜夜思》新解我們知道了這一點，就可以重新解釋一下已有定論的曆史。比如李白那首《靜夜思》，他說的“床”，就是馬紮。他的語境非常清晰，動作清清楚楚，李白拎着一個馬紮，坐在院子裡，在明月下思鄉。我們躺在床上是沒辦法舉頭和低頭的，頂多探個頭，看看床底下。如果你對中國建築史有了解，就知道唐代的建築門窗非常小，門是闆門，不透光。宋代以後才出現隔扇門。中國現存的唐代建築，全國有四座，比如山西的佛光寺、南禅寺，都是現存于世的唐代建築，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而且，唐代的窗戶非常小，月亮的光幾乎不可能進入室内。尤其當你的窗戶糊上紙、糊上绫子的時候，光線根本就進不來。所以李白說得很清楚：我在院子裡坐着。杜甫有一首寫景的詩，對李白這首詩做了一個诠釋。杜甫的《樹間》：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幾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沾葉露，乘月坐胡床。杜甫說得非常清楚：我衣服上都沾上樹葉上的露水，都不記得在樹下坐了多少回了，說的是室外。其實李白還有一首流傳甚廣的《長幹行》，開頭這樣寫：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詩中以小女孩的口吻說：我小的時候，拿了一個馬紮坐在門口，折了一支花，在門前玩耍。小男孩騎着竹馬，圍着我繞圈起膩。說得多清楚啊！一般的書往往解釋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講不通了。小女孩坐在門口玩，“折花門前劇”，劇是戲劇，當玩耍講。“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下一個鏡頭進屋了，小男孩圍着一張大床轉。好像很蒙太奇，很電影化。這種解釋根本不通。且不要說當時的床是頂着牆放，根本不能繞圈兒轉，就算可以轉，小男孩圍着小女孩很暧昧地轉來轉去，也不是李白的原意。這句詩是成語“青梅竹馬”的來曆，表示兩小無猜。我們一提唐詩，就說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也有一首《詠興》，對李白所說的“床”也做了诠釋。這首詩是長詩，有點兒像打油詩。開頭幾句：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獨酌還獨嘗。白居易說得很清楚：水上有一條小船，小船上有一個胡床。下面由于唐詩韻律、字數的限制，他不能說“胡床前有新酒”，隻能說“床前有新酒”，我自己邊倒邊喝。詩中的“胡床”與“床”明顯指一個東西。我們對《靜夜思》的誤解，來自于我們起居方式的徹底變化。千年之後，我們不知道我們民族已徹底告别了席地坐。古代很多名詞是一詞多用，今天很少有這個現象。今天，由于文化的進步，名詞都盡可能分類。一個事物就是一個名詞，說得很清楚，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詞。古代不是這樣，古代的一個名詞可能代表多種事物，比如“床”。李白還有一首小詩，很有意思。其中一句說：“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寄上吳王三首》）這裡有一個動作：挂。意思就是馬紮折起來，可以挂在牆上。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要了解過去的社會，就一定要了解它強大的文化背景。其實，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就發生了變化。《貞觀政要》有這樣一段記載，唐太宗說：“隋炀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隋炀帝有鮮卑血統，反而特别忌諱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名。因為胡床腿部交叉，所以改為“交床”。同時，隋炀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比如說我們吃的黃瓜原來就叫胡瓜，蠶豆原來叫胡豆，綿羊原來叫胡羊，核桃原來叫胡桃，等等。但是，當政府下了政令以後，民間适應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才能徹底執行。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國家公布實行公斤制，但是我們今天仍習慣于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說的“斤”。現在建國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決心要改，都未能徹底改過來。除了新疆和雲南這些邊遠地區，現在實行公斤制，内陸地區大部分還是習慣用市斤。如果你去買雞蛋，一定說“我買二斤雞蛋”，肯定不說“我買一公斤雞蛋”。最近幾年，政府又說要更準确些，說“千克”。你跟售貨員說“來兩千克雞蛋”，那個售貨員肯定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幹嘛。其實你就是要買四斤雞蛋，但是你不好好說，你非說“來兩千克雞蛋，是國家讓我說的”。這話聽着就很别扭。由此可見，民間要把一個習慣詞彙改過來，需要漫長的時間。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雖然政府已将馬紮的學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還是一直叫“胡床”。比如，現在山西、河北等地，對小凳子、小馬紮還保留了這種古老的稱謂，稱為“小床”。

　　顧闳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五代

　　胡床到交椅的演變過程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個概念：“床”，在早期是坐具，不是卧具。《說文》中解釋：“床，安身之坐者。”說得非常清楚，床以坐為它的主要功能。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裡說：“交床以木交午為足……足交午處複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交午”，午是中午，“交午”指中間交叉，“交午處”是指胡床腿部中間交叉的位置。唐代是中國人的起居習慣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個時期。從東漢開始就有“胡坐”的記載了，從東漢一直到唐，是完成中國起居變化的一個漫長過程。唐代加快了變化的速度，為什麼呢？因為唐代的經濟發達，外來文化迅速增多，人們的生活頻率加快。比如我們今天的生活跟過去比較，今天的生活頻率非常快。我們今天一年接觸的事情，可能過去十年才能接觸到。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了解中國繪畫史的人都知道這件國寶。在這幅畫裡，韓熙載五次出現，三坐兩站。其中有一次是盤腿坐在椅子上，盤腿坐是一個習俗。比如在陝北鄉下呆慣的人進了城，他總願意蹲着，因為他從小習慣了，他覺得坐在沙發上不舒服。韓熙載也是這個情況，即使地位很高，讓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所以要盤腿坐在椅子上。這幅畫充分證明了我們改變起居習慣的一個中間過程。宋代是中國所有家具定型的一個最後時期。胡床，到宋代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坐的馬紮是臨時性的坐具，它有一個缺點，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後，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我們說過，宋代人非常貪圖安逸，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這時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這樣就可以倚靠了。所以這時它的名字又改了，叫做“交椅”。稱為椅，就必須可以倚靠。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詩詞作品，就可以看出來胡床功能上的變化。比如劉禹錫《洛中逢白監同話遊梁之樂因寄宣武令狐相公》：借問風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對胡床。李颀《贈張旭》：露頂踞胡床，長叫三五聲。“對”和“踞”是詩人對胡床的兩個動作，踞，就是盤踞。宋人秦觀則在《納涼》中說：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床。注意，這時開始有“倚”這個動作了。還有和楊萬裡同時期的、非常著名的詩人範成大，其《北窗偶書》：胡床憩午暑，簾影久徘徊。憩，是小憩；憩午暑，就是睡午覺。既然能睡午覺，就肯定能倚靠。詩歌中的這種細微表現能夠明顯看出來，胡床改為交床，交床改為交椅在功能性上的進化。

　　（摘自《馬未都說收藏：家具篇》，中華書局2008年3月版，定價：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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