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破青絲蠱

編輯|南破青絲蠱

荊湖北路、荊湖南路是北宋湖南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資料可以看出：在湖南，全北宋的鹽都來自于淮鹽。實際上，這種說法非常不精确。在湖南地區，除了以淮鹽為主外，廣鹽亦是其重要的鹽，而且湖南地方出産的鹽也很小。

泰州，通州，楚州，都是淮鹽的主産區，其生産和銷售都非常好。然而，目前湖南地區淮鹽供給的量比較少。長期以來，荊湖一帶的鹽供給十分吃緊。

原因在于：一是政府的價格很高，普通人難以負擔；二是官員在鹽中混入沙土以謀取個人利益，緻使其品質也很差。

從湖南運來的食鹽，《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貨下四》載 ：“初 ， 荊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才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傭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

治平二年（1065）之前

荊湖一帶銷售的鹽質量不高，産量不高；太平四年，糧食産量增至530,000多斤，比平定二年多了一番。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年之前，荊湖南和北二路的鹽供給不足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本文提出了三年前湖南鹽荒的形成，其原因有三：一是湖南人多、多、少。吳松弟先生說：“湖南在宋代是一個快速的人口發展階段。自太平五年到元豐年間，戶均年增長率達到17.6%。在國内排名靠前。”

湖南的人口在北宋的曆史上并不多，但在全國卻是最快的。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長，原有的鹽銷售量明顯不足，北宋朝廷無力提高鹽的銷售，緻使湖南鹽業出現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短缺。

二是鹽業生産的下降。根據上述資料，淮南鹽業在宋初年能生産1562000多斤食鹽，天聖元年（1023~1532年）則下降到697540多斤，所以，宋朝不得不縮減食鹽的銷售，停止向兩浙路進發。作者以為，在淮鹽減産1/3之後，單純地切斷兩浙公路的供給将難以得到根本的緩解。根據《宋史•食貨志》的前面引述，金湖縣的食鹽短缺。

作者認為，北宋時期，為了應付這種情況，應該會降低金湖縣的食鹽供給，而在鹹甯時期，又進一步加大了對金湖縣的食鹽供給。

第三，交通狀況不佳。根據《宋史•食貨志》所述，北宋時期的鹽以舟楫為主，而湖南一帶的水路交通狀況并不十分良好。第一道難關，就是要穿過洞庭湖這片廣袤而又危險的水域。光 緒 《湖南通志》卷首 《诏谕一》 “雍正元年上谕”有這樣一段話： “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洞庭湖的航道并不是一整年都是暢通的，每到六月、七月，都會有狂風巨浪，讓船不能正常的行駛。作者認為，在荊湖南和北二路完全缺乏食鹽的條件下，荊湖南路因受洞庭湖的作用，出現了較荊湖北路更為嚴重的缺水狀況。

湘江的第二大問題，就是長江流域的中遊。光緒編《湖南通志》《食貨二•鹽法》，載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兩淮鹽務朱炳如在奏折中寫道：“衡、永、寶三府界連廣 東 ，湘潭而上水湍急難行，淮商不便，故廣鹽得而乘之。”

朱炳如來自湖南衡陽，他對湘江的水文狀況非常了解。從他的折子上可以看到，淮鹽運到衡陽，永州，寶慶，都是十分不便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湖南，在衡陽、永州和寶慶一帶，由于水路運輸不便，因此，在運輸方面，淮鹽運輸十分困難。

湖南一帶的鹽價與品質，不但量小，而且價錢也高。《宋史》卷一百八十二《食貨下四•鹽 中》記載： “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 ‘天 禧初，嘗以荊湖鹽估高，诏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人寝損。請複舊估，可歲增缗錢四萬。’許之。在淮南，李複圭，張刍，蘇頌，三大都督韓缜，紛紛要求降低淮南的鹽稅，但都無功而返。

天禧年間，北宋朝廷曾将京湖地區的鹽價格降低，因其對經濟收入的影響，使其在慶曆初期又重新實行了原來的價格。在治平年間（1064~1067)，四名官吏提出要調減食鹽價格，然而被北宋政府拒絕了。

北宋政府為保障官鹽的利益，嚴禁商賈買賣。據光緒《湖南通志》卷五十六《食貨•鹽法》記載，鹹平年間 （998— 1003)陳恕等人駁斥舒孫冕建議時說： “江、湖之地，素來官自賣鹽，禁絕私商。蓋由近煮海之地，息犯禁之人，官得缗錢，頗資經費。 今若許通商，必須官、私競賣。既而官價高大， 私價低平，多糴商鹽，則官鹽不售。并依官價， 則私價太高，官利失而鹽商困恐。”

舒孫冕的提議遭到了拒絕，于是，宋朝繼續實行官方的壟斷。載于公元1070年，據 《宋史》卷一百八十 二 《食貨下四•鹽中》記載，熙甯三年（1070 ) ， 提點刑獄張顔言： “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 ，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人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可見，當時私鹽價格大約相當于官鹽的 七分之二，官鹽價格明顯有虛高的成分。

盡管虔州并不在湖南境内，湖南也存在着類似的問題。宋代政府的鹽價格是政府對政府的壟斷，而不是市場所能控制的，這給湖南人民增加了财政上的壓力。除此之外，湖南市場上出售的淮鹽品質也相對較低。

淮鹽的數量和質量都很差，百姓們不得不想辦法從别的地方買鹽，而其它地方的鹽，則可以進入湖南縣的鹽市場。據現有文獻記載，湖南境内無鹽産區。然而，這并不能證明湖南完全沒有鹽的生産。

吉成名 《湖南食鹽産地變遷》指出： “在傳統手工業生産階段，湖南從事井鹽生産和膏鹽生 産 ，井鹽産地有湘陰、湘鄉、澧州、東安四處， 膏鹽産地有湘潭、浏陽、湘鄉、激浦、衡陽等； 井鹽産量妙 ，由于得不償失，被迫停産；膏鹽産量較多，但是價高、質劣，也不得不停産；湖南食鹽供應基本上依賴外省。”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湖南地區具有一定的鹽礦，在沒有必要保證的情況下，當地就有了鹽業的發展。雖然産量低，質量差，但還是要制造。根據文獻考證，唐、五代時期，湘陰和湘鄉都曾在湖南一帶出現過井鹽的開采。作者由此推斷：在宋代，由于淮鹽短缺，湘陰和湘鄉一帶有一定的鹽業。但是，在那些地方，就算有，産量也很低，根本不能滿足湖南人的需要。

湖南南方的私賣嶺南鹽業在《宋史•食貨志》中并未有所記錄。《宋史•劉摯傳》中提到，“遠人未嘗食善鹽”，是指衡州人民在劉摯上任之後，為他們提供優質鹽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并将其命名為“學士鹽”。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衡州直至熙甯時期都沒有出現過嶺南私鹽的銷售。《劉摯傳》把衡州的居民叫做“遠客”，也就是說，在衡州一帶，淮鹽的銷售，就是南方的極限，衡州在湖南的中心地帶，所以，嶺南的私鹽，在湖南的南方，也有很大的機會。

在很久以前，湖南一帶的食鹽供應不足，質量低劣，價格昂貴，廣鹽的生産也很高，所以廣鹽在湖南市沒有足夠的食鹽供應的情況下，也會采取一些措施。據此，作者推測，在北宋時，廣鹽很有可能被銷往湖南，但其銷售範圍隻局限在湖南的南方，而在北方則不會超出衡州的範圍。

宋神宗年間，朝廷就開始在湖南一帶進行廣鹽的買賣。《宋史》卷182卷《食貨下四•鹽中》 記載： “（元豐 ）六年，（蹇 ）周輔為戶部侍郎， 複奏湖南郴、道州鄰接韶、連 ，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卻均舊賣淮鹽于潭、衡、永、全、邵等州， 并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郏亶初議，郴、全、 道三州亦賣廣鹽。诏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傯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條約來上，诏施行之 ，額利增加，一方騷然。”

元豐六年，蹇周輔建議，張士澄和陳偬制定了詳細的計劃，自元豐七年起，荊湖南路郴州、全州和道州都有大量的廣鹽出售。全州治在今朝廣西的全州縣，是荊湖南路的管轄範圍，與廣西的全州和灌陽二縣相對應。1394年，廣西桂林府縣治。郴、道二州，依然是湖南布政使的天下。其實，早在這以前，廣鹽業就曾進入過湖南縣。《宋史》同卷記載： “及章惇察訪湖南， 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搬 ）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

章惇察赴湖南，商議廣鹽的計劃是在元豐三年以前進行的，但因為各種因素，廣鹽的銷售并沒有在那個時候實施。正如上文所述，湖南在太平三年之前，一直是一個缺乏食鹽的國家。在湖南四年，因鹽的供給大幅度提高，基本解決了鹽荒的問題。元豐年間，廣鹽已在柿州，全州，道州等地銷售。

據我估計，荊湖南和北二路的食鹽，53萬斤的淮鹽是不夠的，再加上運輸和運輸的限制，進入湖南的難度太大，所以宋神宗命将廣鹽出售給荊湖南路的南方。應當注意的是：元豐七年之後，湖南一帶廣鹽的銷量與規模大緻相當。

北宋年間，郴、道二州皆屬中州，《宋史》八十八《地理志》所述，崇甯年間，郴、道二州人口約8997戶，吳松弟稱，湖南地區的人口比例在宋代是1:5，若能如此，崇甯年間，郴、道二州人口約有404635。《明太 宗實錄》卷二十八“永樂二年二月戊子”稱 ：“承運庫大使周端等言：‘廣東地廣民稀，鹽課無商中納 ，軍民多食私鹽。宜令所司核實人口，大口歲食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每斤納鈔三百文，于近場支給為宜。’

成年人一年12斤的鹽，未成年人一年6斤鹽，是明王朝按照人口的數量來計算的。若将此指标定為北宋時期的定額，假設郴、道二州成人與未成年人口之比是2:3的話，那麼，成人161854名，未成年242781名未成年人口，郴、道二州每年的鹽分約為339萬8千934斤。王周二人的折子上寫着，郴、道二州每年能運送幾百萬兩廣鹽，這與我的預測是一樣的。可見，湖南廣鹽的銷量和銷量規模都比較大。

在宋朝，很久以來，隻有湖南地方政府才準許使用這種鹽。但是，由于淮鹽的成本高、産量低、品質低，使湖南人民生活十分不方便。湖南雖然有鹽井的産出，但其産量卻很低。天聖之後，廣鹽生産有了長足的發展，生産規模成倍增加，急需擴大大銷路。時至今日，食鹽不夠吃已經成為了過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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