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勵 - 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 第三章少女的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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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第三章少女的初戀

　　油畫上的顔色，由于年代久了，有時候就斑駁了。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有一些畫會露出最初勾勒的線條：透過一件女人的衣服露出一棵樹，一個孩子讓位給一隻狗，一條大船不再漂浮在海面上。這叫做“原畫再現”，因為畫家“悔悟”了，改變了初衷。大概這也可以說，最初的看法被後來的抉擇所取代，是一種觀察和再觀察的方式。

　　這是我在這本書裡描摹這些人物的用意。現在顔色已經老化了，我想看一看過去我有過什麼機遇，現在我又有些什麼可回憶的。

　　我認為我對自己的回憶是一清二楚的。我知道什麼時候，它是可信的，什麼時候是願望或者幻想占領了生活。而這種願望，這種迫切的願望會導緻對實際生活的曲解。

　　我不是有意過分謙虛地貶低自己的智力，我的智力常常是很高的。

　　以上是英國女作家莉連・海爾曼著的電影劇本《朱莉亞》的開頭，裴陽曾在我面前大段大段地背誦着這部劇本，并且說上海電影譯制廠陳叙一先生的翻譯水平有多麼了不起。到美國後，我又多次地看了這部在１９７２年獲奧斯卡金像獎，由簡・方達擔任女主角的電影，它幾乎成了我一生中最喜歡的電影之一。雖然它以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為背景，但是那隽永的風格、對友誼和人生的勾畫，卻影響了我一生的生活。我非常喜歡《朱莉亞》，以至于我一到紐約，在人人都需要有個英文名字的時候，我立即把我的名字改為朱莉亞（Julia），她正好與我的中文名字周勵的發音相似。

　　裴陽有着驚人的記憶力，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一緻公認的。他曾經在我面前大聲背誦維克多・雨果的《九三年》、托爾斯泰的《複活》、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亨利希・海涅的《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塔維爾的《拿破侖傳》和保羅・薩特的《肮髒的手》。我之所以羅列這一大串書名，還不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的無數詩篇及屈原的《離騷》，是因為他确确實實、一字不漏地、滿懷着激情背誦過它們中的精采片段，就像沉浸在初見到尼亞加拉大瀑布那種狂歡的喜悅之中。有時背誦到令人哀傷之處，他的聲音又變得無比低沉，就像一把在空曠的原野中拉響的大提琴。有時他為書中人物扼腕歎息，有時他會突然停止背誦，淚花在他那雙深邃的、大大的黑眼睛中閃動，他揮了揮手說：“算了吧，……還是你自己去看吧！”

　　随便他看了哪本好書，那本書便會像刀刻火烙般地印在他頭腦中，而在談話時，一本本書就會自然地打開，而那一行行“不朽的文字”，便很快地化為燃燒着的激情。有一次，他和我談生物學家巴士德的傳記時說：“你能理解嗎？這位發現了細菌的法國人說：‘細菌在我身上越多我就越舒服！’”說着，他扭動了一下上身，自然地展開雙臂，作出了一個極其舒暢的動作，然後眨眼嘿嘿一笑，“全身都是細菌，這是多麼令人暢快的事啊！”

　　當我１７歲初次和裴陽見面時，他正好２２歲。我很快地就被他渾身散發的魅力和才氣所吸引，從而陷入了如醉如癡的、不可遏止的單戀的狂焰之中。我還不懂得什麼是戀愛。

　　從生理學上講，我并不屬于那種早熟型的女孩子，但是從十二三歲起，我便開始感覺到了一種青春的騷動。那時我小學四年級，是少先隊中隊委員，班級裡一半男生，一半女生。老師規定“不能有分男、女生的封建思想”，一定要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合坐一張課桌，這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但糟糕的是，每次開學分位子的時候，女同學們都吵吵嚷嚷地争着要和一個長得文靜而又秀氣，戴着大隊長标志的小男生同桌，他簡直就是我們心中的白馬王子，由于我比大隊長稍高一點，我始終坐在他的後面，并且離得很遠。我好羨慕搶到了他旁邊位子的女生。終于在四年級下學期，他分坐到了我的前面，我可以天天欣賞他那顆長滿烏黑濃發的腦袋了。我常常把課桌盡量地往前搬，以便更靠近他那張椅子。有時，我伸出兩隻腳，擱在他椅子下面的一根橫木上，心中便溢出一股心滿意足的感覺。終于，我想出了一個不安分的念頭。我在下課時偷偷地塞給他一張小紙條，上面的内容是；

　　“你參加我們的學習雷鋒小組好嗎？”

　　那時正是１９６２年，班裡的同學自願地組織了幾個學習雷鋒小組，大隊長可以自己選定他願意參加的小組。給他遞了紙條之後，我整整興奮了一夜，腦子裡充斥着種種激動人心的幻想：我和他一起在大街上攙扶老太太過馬路，下課了一起幫同學補課，一起到街頭演出、宣傳，一起玩官兵捉強盜……隻要和他在一起，隻要看到他，我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我期待着他也偷偷塞給我一張紙條，并且答應參加我的小組。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他仿佛根本沒有看到我那張紙條似的，他參加了别的小組。

　　那份失望，那種被忽視、被冷落的傷心及自尊心受到羞辱所帶來的痛楚，至今還記憶猶新。直到幾星期後，我忍不住問他為什麼不參加我的小組時，他才告訴我說根本沒有看到我的什麼小紙條。原來當我偷偷地把紙條塞到他的台闆底下時，被教室窗外吹來的一陣風刮到地上，衛生值班員當廢紙垃圾一下子掃出了教室。

　　于是，那把可詛咒的掃帚，把我對大隊長的莫名的熱情也掃到了九霄雲外！

　　小學五年級時，班級裡發生了一件事情。班上一個女同學悄悄地喜歡上了一個男同學，她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他的一張一寸照片――後來在校長辦公室“交待”時，她講是從體育委員那兒弄到了他的遊泳卡，然後撕下來的――她買了一本相冊，在當時，這對一個小學生來講是相當講究和昂貴的。她把那張照片貼在了相冊首頁的正當中，而且在他的照片四周貼滿了《五朵金花》、《阿詩瑪》、《柳堡的故事》、《冰上姐妹》中那些女演員的劇照，還貼了許多花鳥作為裝飾。她把這本相冊帶到了課堂上，居然在語文課上直接傳遞給那位男同學，而且是翻開了首頁傳遞的！那位男同學正好是我的同桌，我實在看不出來他究竟有什麼魅力引起她的如此癡迷。他從山東來到上海剛一年，是個插班生，渾身散發着大蒜和生蔥的氣味。他爸爸在徐彙公安分局當警察，他也繼承了一種警察的威嚴：高高大大，走起路來威風十足。他的學習成績不怎麼好，但他是籃球隊隊長。恐怕正是因為他那山東後生的憨勁和體育健兒的體魄，才吸引了那個女孩子吧。

　　他看到了那本相冊，立即顯得非常緊張，漲紅了臉，望着前面隔了二三排，那個梳着長辮子正扭頭望着他的女生。他倆就這麼呆呆地相望了十幾秒種，他不知怎麼在慌亂中碰掉了那本厚厚的相冊，發出了“嘣”的聲響。語文老師迅速從講台邊走了過來，她撿起了相冊，瞪大眼睛，異常驚訝地望着我的同桌。下課後，語文老師把相冊交到了校長室。這件事立即轟動了學校，許多同學擠在校長室窗口看那個女孩子一邊流淚哭泣一邊陳述。而過了一周，那個男同學就被轉到另外一所小學去了。

　　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惋惜我的同桌的被迫調走，我突然發現他似乎對我也存在着某種吸引力。從此以後，我才逐漸感覺到：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雖然隻有１３歲的年齡，但内心常常被一種什麼東西激動着，充滿着騷動不安的情愫。特别是當春天來到的時候，你聽不進課，你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你呆呆地盯着教室的窗外，望着正爆出一個個小嫩芽的垂拂着的柳枝，忽而又感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一陣怅惘之後，你突然感到，你多麼希望有一個很好的男孩子和你手拉着手，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啊！

　　這種年齡，在美國叫“DangerousAge”（危險年齡），而美國政府對這種“危險年齡”的唯一辦法，就是發放避孕套。這種辦法曾經遭到紐約一批華裔家長的反對，認為這是“教唆、引誘少男少女犯罪”。但是這個呼聲畢竟太弱了，美國就是美國，你了解這點，就不會為在地鐵中看到一個１４歲的少女抱着一個嬰兒而驚奇。“少女媽媽”在美國已經成了普遍的社會問題。每當想起我少女時期那段由生理發育所引起的青春騷動，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感激籠罩在我的祖國的那種嚴謹笃厚的儒家傳統，那種深沉的克制力量和對精神生活的開導和追求。不然，将寶貴的青春毀壞，将少女的貞潔連同前途一起葬送，是一件多麼容易的事情啊！

　　小學畢業了。我像一頭發育成熟的小羚羊，不知是應當蹦跳着奔向波瀾壯闊的大海呢，還是沖向原始古老的森林？是邁向那令人目眩的高山頂峰，還是走回一望無際、芳草萋萋的原野？我就這樣帶着激動，帶着渺茫和幾分惆怅跨進了中學的校門。那時，許多孩子的夢想是到蘇聯去，看紅場，看克裡姆林宮和列甯墓，而我更是懊惱自己為什麼不是蘇聯人，為什麼不是娜塔莎，或者是奧爾迦那樣梳着金黃色辮子的蘇聯姑娘？蘇聯對我們來講像天堂一樣美，卻又遙遠不可及。正在這時，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蘇兩黨的理論論戰。我們守着收音機，一遍又一遍地收聽０點廣播，生怕漏掉一個字：“赫魯曉夫杜魯門修正主義和平演變導彈核武器……”站在一大堆政治術語和曆史的帷幕前，我們感到既莊重又敬畏，而在内心深處還是暗暗地想：做蘇聯人比做中國人要幸福。

　　案頭上都是蘇聯小說：《古麗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真正的人》、《列甯傳》、《紅肩章》、《馬雅可夫斯基詩選》、《普希金詩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黑面包幹》，這些蘇聯小說成了我少女時期的精神食糧，點燃了我獻身于人類一項什麼偉大事業的熊熊理想之火，但我又不知道該怎麼做。我不能回答最簡單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兒來？我到底要什麼？宇宙是否真的無限？等等。

　　有一天，我從我姐姐的書架上，翻到一本《赫爾岑選集》，我姐姐也完全是受蘇聯式教育的典型。她在１２歲時，就和一個叫娜嘉的蘇聯大隊長女孩子通信，互寄娃娃等禮物，她的書架上都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大部頭作品。當我翻到這一頁時，我的淚水不覺湧上眼眶：

　　“當一個孩子意識到自己成為少年人并第一次要求在一切人類的活動中參加一份的時候，那可真是人生中美妙的時刻：活力沸騰着，心髒猛跳着，血是熱的，力量是充沛的。世界也是那麼地美好，新穎、光輝，充滿着勝利、歡躍和生命……心靈中洋溢着阿喀琉斯的膽量，波查的理想，這是高尚的憧憬和自我犧牲的時期，是柏拉圖主義以及對人類的熱愛和天高地厚的友情的時期，是輝煌的序幕。可是跟在這序幕後面的卻常常地、常常地是庸俗的市俗式的戲劇……”

　　我發誓不讓自己的一生變成一出庸俗的市俗式的戲劇。從１６歲起――那時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久，我開始大量地閱讀和曆史有關的理論書籍。《聯共（布）黨史》在我父親的書房放了十幾年，從我記事起就記得那本厚厚的、精裝的米褐色封面的冊子。我從書櫥中取出，如饑似渴地讀着，我感到比讀《大衛・科波菲爾》、《安娜・卡列尼娜》更有一股特殊的、無法形容的強烈吸引力。我又讀了普列漢諾夫的《一元論史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世界通史》和《法國大革命史》，随着書頁的翻疊在眼前出現的一幅幅壯麗而又悲壯的曆史劇幕，不僅使人胸中産生一股扭轉乾坤的力量，同時也能使人如此明晰地看到當今現實舞台上那種明争暗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勝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嘲諷式的陰暗面。斯大林時代和“文化大革命”簡直像孿生兄弟一樣，一個人的突然失蹤，一個人的突然死去，以及一個家庭未知的命運，都是和黨的要求、黨的事業這些永遠冠冕堂皇的辭令連在一起的。我開始考慮人的價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義。１９６７年，當“文化大革命”正被武鬥、互相殘殺、打倒一切攪得昏天黑地時，我用兩個晝夜時間，寫了一封信寄給《文彙報》，要求發表我的信，并且呼籲結束這場“把人類推向毀滅邊緣”的所謂政治大革命。如果不是獲得了曆史這一面鏡子，我是絕不可能寫那封幾乎葬送了我整個青春的信的。

　　那青春騷動的情愫并沒有在我的心中停止，作為一個妙齡時期的少女，我雖然穿着标志着血統的淡黃色軍服――或者上半身，或者是下半身輪換着穿，有半年左右的時期，我還佩帶着紅衛兵袖章。但我内心卻像天使一樣地渴望着愛，渴望着在赤裸裸的藍天和赤裸裸的綠野中飛翔。我開始和一個比我高一年級的男孩子一起散步了，那時他初三，我初二。他長得很端正，有着那種吸引女孩子的颀長的身材，他是屬于沉思型的男孩子，臉上常常帶着憂郁神情。有一次，當我和他談了許多各自心愛的讀物時，他提議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姑夫――當時正在倒黴挨整的、大名鼎鼎的作家巴金。我至今還清晰地記着那位老人的形象：他穿着中間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３０年代的長衫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邊坐下，眼睛很細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腫，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場随便碰上的任何一個老頭，你簡直難以想象他就是寫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那天正是陰天，窗外陰霾重疊，小小的客廳裡十分寒冷，他的兒女都去大串連了，可以想見老人的孤獨和心境的凄慘。突然看到侄子帶來了一個女孩前來探望，他獲得的一點快慰可以從他慌慌忙忙地倒上兩杯開水，又抓起一大把茶葉放進杯子的動作中看出來。

　　“你們怎麼樣，在學校好吧？”他嗫嚅地說。布滿皺紋的臉上綻露出一絲微笑，正在這時，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發出了一道依然是聰明睿智的光芒。

　　我們坐了一個小時，他似乎不願提起他寫的任何一部作品，因為那時報刊上正連篇累牍地批判他的書皆為大毒草，并且誣稱他是由于崇拜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他的侄子一再地試圖安慰他，讓他當心身體，甚至提出讓他不要看任何一份報紙。我則堅信他是沒有罪的，我對面前這個老人像對一座豐碑一樣充滿了敬意。從巴金家裡出來，已經是華燈初放的黃昏了，沒有晚霞，沒有歌聲，我的心中卻充滿了喜悅。我和他一直從武康路走到了永嘉路，在他家門口那棵法國梧桐樹下，我們有談不完的話，但大多時是我在談。我給他背誦《聯共（布）黨史》中的精采片段，和他講那份阻止斯大林掌權的《列甯遺囑》，也談對“文革”這場運動的種種焦慮，對當時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某些大人物的懷疑與鄙視……他總是靜靜地、口角帶着微笑地聽我講，他善解人意，卻不喜歡表達。但是，當你看到他那雙如一頭小花鹿般的烏黑光亮的眼睛正盯着你，一動不動地盯着你，你就無法停止和他談話，無法和他說一聲“再見”。

　　那年夏天，我們在淮海路、常熟路、永嘉路上一共走了多少遍，我已經記不得了。每天看不到他的時候，我就會想他；每次見到他，我會覺得心怦怦跳，全身的血液在奔騰，可是一和他談話就平靜了下來。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會産生一種渴望，我渴望去拉住他的手，啊，如果能拉起他的手，那該湧起多麼幸福的波濤！

　　我從來沒有拉過他的手，我們互相連一根手指頭都沒有碰過，他沉靜的個性能夠接受我的任何思想：從《斯巴達克思》到《奧賽羅》，從黑格爾到斯大林。當我告訴他，我給《文彙報》寫了那封信時，他一點也沒有表露出任何驚訝和恐慌，好像我早就應該寫那封信似的。我們又一起去看了幾次巴金，我不敢用自己滿腹的疑問去打擾這位正在受難的老人，我深知任何一場嚴肅的談話都會給他徒增更重的思想負擔，我試圖為他倒一杯開水，或是整理一下零亂的房間，盡量少說話地同他一起打發一個黃昏或一段時間。有一次，他指着一大排空着的書架，那上面放着幾隻藥瓶和雜物，他的胸膛裡發出了嘶嘶的聲音：“那麼多的書，都搜走了！……”那種發自肺腑的悲哀，使我難過了許久。還有一次，他對我的同伴說：“小濟（他的名字），要好好學習外語……外語是人生鬥争的武器，這是馬克思說的，你懂嗎？”他特意提高了語調，強調“馬克思”這三個字，仿佛這是他對侄子的某種期待的必不可缺的後盾。他瘦弱的身影在房間裡摸索着，常常面對着一大堆檢讨材料仰天歎息……２０年後，當我從美國回到上海，看到武康路上那所被層層護衛起來的住宅，心裡真有說不出的萬般感慨，耳邊仿佛又響起了他的歎息聲。

　　我的那封信很快被《文彙報》社退回了學校，并且立即掀起了巨大波瀾。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黑闆報連篇的批判檄文中。工宣隊、軍宣隊、造反派如魚貫般地輪流不息找我問話，對我進行審查，将我的學習筆記、日記通通搜去。有一天，學校裡突然刷出了一條大标語：“揪出《一封信》後面的黑手！”有人揭發在武康路巴金住宅門口看到我和小濟，并且說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又過了幾天，學校居然出現了批判巴金的大字報，而且宣稱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絕對寫不出如此尖銳、引經據典、政論性極強的文章，後面一定有一個長胡子的黑手，連《文彙報》也不相信。我氣極了，噩夢整夜整夜地纏繞着我，我生怕巴金會知道這一切，我生怕羸弱的老人會突然死掉……有一天，我從工宣隊的審查室出來，剛跨出校門，一個聲音喊住了我。是他，又是他，他曾經多次地等在離審查室不遠的角落，我一出來，他便追上我的腳步――可是現在，校園裡滿是批判我和莫名其妙地批判他姑夫的大字報，我怎麼能再授人以柄呢？

　　“等一下！”他跑了上來：“我不怕，你也不用怕……”我不敢回頭望他，我沒有理睬他，加快腳步拼命地走着，直至走到高安路的弄堂口，我猛一回頭，像發瘋似的叫道：“不要跟着我！……不要再和我講話！你明白嗎？你難道不知道這是在害你姑夫嗎？……你難道願意看到别人借着你和我，再往他身上砍一刀？！”

　　性格向來沉靜的他，被我幾乎失去常态的大叫震懵了，他愣愣地站在那裡，過了一會兒，他一轉身跑掉了……

　　他比我高一年級，比我早一年下鄉。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那雙如同小花鹿一般烏黑發亮的眼睛。

　　如果連手指頭也沒有碰過，這算不算戀愛，我不知道。但是幻想的翅膀已經被砍掉，我郁郁寡言，心中充滿痛苦，我知道我已經不能再回頭：我不能放棄理性的思索。我渴望有一個比我更通事理，學識淵博的人，把我從思維的一片迷亂之中拯救出來；不管是什麼人，男的或是女的，也不管年紀多大，隻要我相信他、崇拜他。

　　我開始相信别人，不再相信我自己。

　　輪到我下鄉之前，批判的浪潮已經過去，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學裡的幾個女友約我到杭州去散散心，在向北大荒進軍之前，再看一看美麗的西子湖，登一下青翠蔥茏的南高峰。

　　我和我的女友們，曾舉着一面小旗，從陝西銅川步行到延安。我們在貧瘠蒼涼、橫亘天際的黃土高原上大聲地向牧羊老人問路，晚上和農民家的孩子擠在一個炕上，我們第一次捧起破碗喝小米粥，我們驚歎農人如牛馬般的勞作和滿野裸露的貧窮。大串連把中國最底層的畫面翻到了我們眼前，當我們展開雙管，歡呼着奔向走了七天七夜才終于見到的寶塔山時，又隐隐地感到理想同現實的距離是如此遙遠……

　　沒有什麼事比離開上海更吸引我了，我立即答應去杭州作最後一次“串連”。

　　在錢塘江大橋上，我遇見了他――裴陽。每當我回想起和他的初次見面，我總會想起日本電影《啊，海軍》中男女主人公在一座大橋上相逢又告别的特定鏡頭。我是我們四個女孩子中最憂郁的，幾乎沒有笑過。我們在錢塘江大橋上剛剛拍了兩張合影，橋頭堡裡就走出了一個解放軍，他幾乎是奔着跑向我們，一把奪去了我們的相機，然後指着遠處一塊牌子大叫着：“這裡禁拍照片！”說着馬上要打開相機将膠卷曝光。我們急着和他争辯，并且保證到上海後把兩張禁拍的膠片寄回到橋頭堡，但是他還是堅持要立即打開相機。正在争執不下時，我們身後響起了一個洪亮的聲音：“解放軍同志，我們是複旦大學的，我們會負責監督執行這件事！”

　　我們得救了，我們保住了那卷對我們來說十分珍貴的膠卷。我回過頭去仔細地望着這位“天外來客”，他看上去比我大四五歲，身材魁梧，氣質潇灑，眉宇間充滿一股英氣，特别是那兩道飛向兩額角的濃濃的烏眉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加上白皙細膩、胡子刮得很幹淨的面孔，給人一種人品出衆的感覺：“地傑人靈，江南才子。”好帥的複旦大學生！

　　“我們已經注意你們好久了，你們是從哪兒冒冒失失地闖上錢塘江大橋的？”他邊上的那位同伴問。

　　“我們直接從蔡永祥紀念館上來的，怎麼？你們倆也偷偷拍了照嗎？”我的一位女友和他的同伴交談了起來。

　　不知怎麼，他一句話也沒說，隻是望着我，我也默默地望着他。橋頭上的風吹亂了他烏黑的頭發，我就像看着一部電影似的望着他。多年以後，他對我說，我站在橋上，滿臉憂傷的樣子，使他困惑，并且不由産生了一種憐愛之心。幾分鐘後，他和同伴走向橋東面的蔡永祥紀念館，我們走向西面橋尾，當我回過頭去再望一眼那位複旦大學生時，我發現他也正回轉頭，在遙遠的橋那頭望着我。

　　原以為會像天上的流星轉瞬即逝，很快地對橋頭上發生的事也淡忘了（那兩張膠卷寄回了橋頭堡），沒有想到幾星期後在複旦又碰到他，而且知道了他就是在整個複旦校園，甚至整個上海都十分聞名的裴陽。

　　和他在複旦碰面純屬偶然。我姐姐是複旦大學化學系三年級的學生，我常常以我姐姐為驕傲。她一貫是正統的好學生，從不惹麻煩，父母親十分喜愛她。在我１０歲時，有一次爸爸帶姐姐去看戲，爸爸講我不懂京劇，怎麼也不肯帶上我，是市委派的黑轎車來接他們的。半夜裡我已經入睡，從劇院回來的姐姐拼命地把我搖醒：“我見到了毛主席！……快起來呀！我見到了毛主席！”我一骨碌爬起來，驚呆地望着滿面紅光的姐姐興奮地叙述：“在京戲開幕前，報幕員講，毛主席也來看戲了，我就拼命地擠出座位，沖到前面第一排，爸爸急急忙忙地緊追着我，毛主席就坐在第二排當中！我跑到毛主席面前，敬了隊禮，毛主席和藹地笑着說：‘小鬼，你也來啦？’說着，用他那隻溫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是多麼幸福啊！……你要摸一摸我的手嗎？這是毛主席握過的手啊！”興奮、羨慕、嫉妒、懊惱……我們倆姐妹一夜也沒睡好覺，我更加以我姐姐為驕傲了。不久，她在《中國少年報》上登了一篇作文，題目是：《我見到了毛主席》。姐姐由同濟附中考入複旦大學後，馬上被選為班長和系團委委員，她的功課一直是拔尖的。每逢周末她回到家裡，總是滔滔不絕地對我們講述複旦校園發生的事。１９６４年，毛主席提出要培養無産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并且對全國幾所著名的高等學府提出：要培養幾個中央級的接班人，還提出要年輕，思想不要有框框……任務下達到複旦，複旦校長兼黨委書記在人才濟濟的幾千名大學生、研究生中，挑選了兩名學生作為接班人重點培養：國際關系系的裴陽和新聞系的一位學生。１９６６年在複旦大學提到這兩位學生的名字，就像１９９１年在波斯灣戰争中提起美國斯瓦思柯夫将軍一樣。我姐姐每次回家，都要帶回裴陽寫的範文，或是裴陽和新聞系那位學生兩人聯名在全國各大報刊上發表的大篇文章。“這是複旦的驕傲！”我姐姐說。

　　那天我去複旦找我姐姐――我幾乎每星期都騎着自行車往複旦跑。我要姐姐幫我搞一本約翰・裡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帶到北大荒去，我那時正在整理去兵團的行囊和書箱。姐姐對我說，這類政治史記性小說她們化學系沒有，她讓我去國際關系系問問，也許能碰上運氣。那時社會上的圖書館差不多都已經砸爛了，許多書籍散落在大學生手中。

　　我走到距離化學系有兩、三幢樓的國際關系系，聽我姐姐說，國際關系系培養三種人：資深的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外交人才和高等學府的教授。這是一幢五層樓的紅色磚樓，我一直夢想自己哪天能夠進入這個系，但是我将要奔赴北大荒，夢想總是夢想。當我走進這座樓時，仍恍若在夢幻中。樓梯和走廊間靜得出奇，牆上也沒有什麼大字報，比起當時正在開展大批判運動如火如荼的複旦校園，這裡簡直像另一個世界，連一個人也沒有。我一直走到四樓，終于看到一扇稍稍開着的門，大白天裡面也亮着燈，我輕輕地敲了一下門上的玻璃，聽到了一個聲音：“請進來”，便推開門走了進去。

　　這是一間在當時可以稱作“典雅”的寬大的辦公室，兩扇大玻璃窗加上幾支日光燈的照亮，房間内顯得明亮開闊，四壁都是陳舊的棕色的木制老式書櫥，透過書櫥的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中文和外文的、都是國際政治方面的書籍。最令人驚奇的是，窗台上還有一盆小而别緻的萬年松，這被照料得很好的盆景，給這屋子帶來了一股盎然的生氣。坐在一張很寬大的、堆滿了書籍報刊的辦公桌後面的那個人，正俯首疾書着什麼，我想他在說“請進來”時，也不曾擡一下頭。他寫得很快，當他的筆畫上了最後一個句号，并且把信箋塞進信封時，他擡起了頭，幾乎在同一瞬間，我們倆都發出了一個驚奇的聲音：“――是你？！在大橋上碰見的人？”

　　他比一個月前我在大橋上遇見他的時候更潇灑了，穿着一件雪白的襯衫，領子筆挺地翻開，套了一件米色開司米毛衣，他看人的時候，目光總是咄咄逼人，這是一雙中國南方的、深深凹陷的眼睛，烏黑的眸子透過長長的睫毛發出攝人心魄的光芒，他的鼻子不很挺，嘴唇很厚，但棱角分明。他沉思的時候像個飽經滄桑的學者，“嘿嘿”一笑時，又像個孩子那樣開朗自在。現在想起來，他那時隻有２２歲，而在當時隻有１７歲的我的眼裡，他竟是如此偉岸得高不可攀。

　　“你怎麼會到複旦來？”他站起身子到窗台旁去拿暖瓶沏茶。

　　“我想搞一本美國記者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帶到北大荒去。”

　　“什麼？……你要去北大荒嗎？……帶約翰・裡德的書去北大荒，很有意思！”他拿起一張紙頭，刷刷地寫了幾行字，遞給我，“你去找我的這個朋友，他會幫你搞到這本書的。”我高興地接過紙條，他在錢塘江大橋上救了我們的膠卷，現在又為我找到了那本書，命運的機遇真是實在奇妙！我道謝後，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來，看來他很忙，我本不該如此冒昧地打擾他。我想我應當馬上離開，回到我姐姐那裡去，可是這所房間竟像一塊強大的磁石，使我站在那裡一動不動，這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向往的理想境界：滿屋的書，明亮的窗，寬大的辦公桌……況且，我姐姐班上也有許多聰明幽默的男同學，但就氣質來講，沒有一個能與他相比。我呆呆地凝視着他躬起身子去接電話，突然，我聽到他在講：

　　“是啊！我就是裴陽！……什麼？去市裡開會？晚上七點？”他一邊回答，一邊伸手拿鉛筆在一張大月曆上畫着，那張平面月曆上被紅色或黑色的筆勾滿了圈圈。

　　裴陽！他就是裴陽！我感到興奮卻并不驚訝。我心目中的裴陽，我姐姐常提起并且稱為“複旦的驕傲”的裴陽，就應該是這樣一種人！

　　我充滿敬仰之心凝視着他打電話的神情，他一點也不興奮，聲音平靜，帶着很好聽的喉音。他一面回答，一面翻着桌上的一大堆文件，邊找邊回答。我很驚訝他會在這麼一個安靜優雅的辦公室裡日理萬機，好像複旦、上海每個角落都将電話線通到他的辦公桌底下似的。

　　他終于放下了電話，望着我微笑着，他顯然并沒有忘記我一直筆直地站立在他的辦公桌前。

　　“我早就聽我姐姐講到過你。”我說。

　　“你姐姐？”

　　我告訴他我姐姐是化學系三年級的，不是什麼出名人物，但“文革”開始之前她是班長。

　　他看來對我姐姐并不感興趣，因為他馬上問我：

　　“你的神情看上去很憂郁，你能不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使我感到很窘迫，我心底的創傷是因為我被批判過，那種當人民的敵人――不是當你所針對的那幾個家夥的敵人，卻是當全體人民，哪怕是一個拎籃子上街買菜的老太太的敵人――那種感覺把我吓得半死，每一張新的大字報出來都讓我膽戰心驚，我這才理解為什麼“文革”一開始許多人就抹了脖子跳了河。但我并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于是罪上加罪，我變成态度頑固不肯悔改，直至送進北橋幹部子女學習班。沒有人願意讓更多人知道自己受批判和挨整挨鬥，雖然思想上不肯悔改，但我心理上卻籠罩了一層深深的自卑感，與衆不同感：我羨慕馬路上任何一個普通人，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批鬥過，他們的靈魂不曾受到過攪擾。

　　說還是不說？為什麼要把我的傷疤抖開來給這個聞名遐迩、處境完全與我不同的人看？這并不關他的事。

　　“我被批鬥過……就在不久之前。”

　　“什麼？坐噴氣式飛機？挂牌子？”他露出無比驚訝又不可置信的神情。

　　“不，沒有人碰我……但他們貼大字報，搜去了我的日記筆記。”

　　于是，我把向《文彙報》寫信那件事和信的内容詳情叙述給他聽。

　　他聽完，神情變得十分肅穆，踱着步子沉思了許久，回到辦公桌後面，用手指指着我說：

　　“你錯了！你完全錯了！……第一，你對你并沒有完全了解和理解的東西去進行批判，這本身就是荒謬的。第二，……”他停頓了一下，眼睛緊緊地盯着我，“第二，你還很年輕，你做這種傻事，那是會斷送你的整個前途的呀！”

　　我的淚水不覺湧上眼眶，我确實不知道我将會面臨怎樣一條道路。中學裡幾千名學生，隻有我一人受到批判，這是鐵定的事實。我曾經是中隊長，曾經是優秀學生和班級幹部，不過這都已經一筆勾銷，我覺得一個黑暗的洞穴正張着大口在等待着我。

　　而這間屋裡，卻是如此明亮、安甯，四壁書櫥中的每一本書都使我感到陣陣刺痛：如果我能像過去一樣，安靜潛心地大量閱讀，再寫下心得筆記，那該多好！我為什麼要發那封該死的信給《文彙報》呢？我為什麼總想把思想變成行動？我為什麼不僅僅是遨遊在書籍中，然後等待曆史去證明一切？

　　我咬住牙關不讓淚水滴落下來，我不能讓任何一個男人看到我在哭，我不是小姑娘。

　　“我們出去散散步好嗎？”他提議說。

　　初春的時節乍暖還寒，我們并排走過複旦校園的一行行垂柳、一排排紅磚樓，來到登輝堂前。“李登輝，複旦大學的奠基人。”他望着一座年深日久、黑黝黝的銅像說：“我常常來這裡散步。……未經考究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你可以去看看《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海涅寫的，是本出色的書。有可能的話，你再去看一下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那些十二月黨人的貴族，自願到西伯利亞流放，那些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心甘情願地跟随着他們的丈夫，十年二十年胼手胝足地度過漫長黑暗的流放歲月，那種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長久以來一直鼓舞着我……今天的社會，政治風雲變幻多端，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道路都不會是平坦的。你要有一種寬廣的胸懷，如果你再多讀些曆史和哲學，你會懂得：個人的命運是微不足道的，關鍵在于，你是否建立了一個理想？一個目标？”每一個字都好像徑直從他的靈魂深處迸湧出來，燃燒起全部信仰的火焰。也許我并不确切明白他講的是什麼，但是我的胸臆為之掀動，好像有什麼帏幕在我面前揭開，有什麼光輝在我眼前閃耀……我低着頭，一邊走一邊默默地聽着他侃侃地講的每一句話。當我偶爾擡頭，看到他的眼睛時，我發現那裡籠罩着一層沉思的霧。

　　我們離開登輝堂，來到複旦校園南部一個小湖邊的時候，他用低沉的聲音說：“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寫道：言語并不構成罪體，它們僅僅栖息在思想裡，有時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言語表示的意義還更多，所以無論什麼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語是罪體這一項法律，那麼不但不再有自由可言，甚至連自由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在講這句話時往四下看了看，然後沉默了許久。

　　我多麼渴望就這麼一直走下去，一直聽他談下去啊！

　　黃昏中，鳥兒啼鳴着飛過校園，晚霞把天邊染成一片黛紅色和金黃色。他陪我向化學系樓走去，突然，他問我：“你看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嗎？”

　　我點點頭。

　　“那你一定記得他講的人生的三種境界了？”

　　我在記憶的河流中搜尋着，一邊回憶一邊緩緩地說：“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對！你的記憶不錯！”

　　“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種境界：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時我真想叫出來：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這正是你啊！

　　我們站在化學系大樓前，他默默地凝視着我，我也睜大眼睛望着他。我心中一種消失了很久的情愫又開始騷動起來，如果為這樣的人去死，我絕不會遲疑。然而晚霞已經消失，我必須自制，必須說再見，必須保持女性的尊嚴。

　　他寫給了我他的電話号碼，說如果有什麼事可以随時去找他。末了，他握住我的手說：“記住，生活的激情很重要，它有時可以彌補才能的不足……不過，你的确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女孩子……你不要低估了你自己。不要自卑，不要老是一副受難的樣子。”

　　說罷，他便回轉身，消失在越來越暗淡下去的晚霞之中。隔了一個星期，我給他的辦公室挂了電話，我們很快又見面了。又過了幾天，他約我走出複旦大學校園，一直向江灣鎮五角場走去，他總是沉穩地邊走邊談，他的談話融熱烈的情感、精辟的哲理、淵博的知識和隽永的機智于一爐。對他越崇仰我就越感到自己才疏學淺。他自視極高而又不失謙恭，有一次，當我談到我姐姐和她的同學認為他是屬于一種很正派的人時，他說：“正派人”的概念不能使他感到滿足。在他眼裡，“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準相當于“集體水準”的人。他還說，不必對他有什麼贊揚之辭，“躬逢其盛，躬任其勞”，他說，他總是覺得自己做得太少了。

　　一個周末，我姐姐一回家就叫：“整個複旦都知道裴陽在和我的妹妹約會！……究竟是怎麼回事？……你怎麼會認識他的？連我都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啊！見面也隻是在全校開大會時，看到他坐在校革委會的一排頭頭們的當中！”

　　聽到我姐姐這麼叫着，我心頭湧起一股甜蜜的意味。确實，那種輕柔如水，飄忽如夢的缱绻柔情，已經使我銷魄蕩魂。不過，我又清醒地覺得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再過一個半月，我就要去北大荒，我就要告别上海，可能永遠也不能回來了。啊，在上路之前，遇到一個充滿理想又才智橫溢的人，對人的一生多麼重要！複旦園那爆發枝芽的翠柳，那微波粼粼的小湖，通向五角場的那條幽靜蜿蜒的小路，同他那如和諧的天籁一般的話語……這一切，像春天裡一股清新的風，直吹我的胸襟，麻木、委頓、自卑、迷惘……統統被一掃而去！我要成為一個新人！我要到北大荒兵團去譜寫我新的曆史！

　　５月９日，正是春風桃李燦若火的季節，我和千千萬萬的兵團戰士一起，離開了上海。裴陽沒有送給我任何東西，隻是給了我一大疊印有“複旦大學”擡頭的空白信箋。

　　“給我來信。”他說。

　　從上海開往黑龍江的列車，整整晃蕩了三天三夜。從第一天晚上，我就在同伴們鼾聲大作進入睡夢時，一個人偷偷地溜進餐車，借着廚房裡透過來的一點亮光給他寫信。第一封信是這麼開頭的：

　　“裴陽：

　　你好。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稱你老師呢？還是朋友？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不再陌生了，和你的每一次談話，都給了我一種能承受苦難的巨大力量。而在這之前，你是知道的，我就像受難的普羅米修斯，隻是手中沒有那一把火，我幾乎要絕望了……”

　　我寫了滿滿三頁紙，火車一到站我就把它投到郵筒裡。當我投信的時候，把信捧在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多麼幸運的信箋，它能夠回到他的辦公室，回到他的手中……”我吻信的時候，覺得臉在發紅發燙，仿佛海浪親吻着黃金般的沙灘，仿佛山泉洗濯着清波蕩漾的月色。如果說過去和小濟一起散步，我有過和他拉手的朦胧願望，那麼現在我可以說：“愛情，一種真正的愛情，伴随着仰慕、敬畏和眷戀，已經開始照亮我的人生。它像大江奔騰，奇峰突起，它是海濤洶湧，一瀉汪洋，如泛濫的春水一樣融會着豐富、強烈的生命！”如果我在向他告别時，和他擁抱一下，那該多好！想到這兒，我的心怦怦地大跳起來。我過去全部教養教給我的關于愛情的觀念，和我現在沉浸于其中的感情如此截然不同：這種愛情是如此溫柔缱绻、含蓄隽永，深沉的情懷帶有幾分傷感和憂郁，就像一朵帶露珠的嫩弱的康乃馨，又有着幾分野氣，甚至性幻想。

　　列車從哈爾濱轉到齊齊哈爾，又從齊齊哈爾轉到嫩江，最後再從嫩江搭上裝運豬的幾十輛卡車――因為附近有一個很大規模的專業養豬場――把我們送到克山縣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五師五十四團一營二十三連。一個又瘦又小、長得像一隻鳥的當地人，自稱是連長，把我們三十幾個從１５歲到１９歲的上海女知青領進一個威虎廳一樣的大草棚洞裡，深處是一個大洞，橫七豎八地支着幾根大原木，外面是枯黃的、厚厚的蘆葦草搭起的延伸空間，裡面僅有的是黑爛泥地上面壘起的兩鋪極長極大的土炕。

　　“歡迎你們到這裡安家！”連長講話很幹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他拿出一隻哨子晃了晃，“休息一天，後天清早聽到哨子聲，集合下地！”又補充一句，“這個屋子裡的都屬女一排！”說完就兩手抄在身後走了。

　　世上再沒有比種地更苦的事情了。單調、重複的動作，從６０秒到下一個１分鐘，從６０分鐘到下一個１小時、兩小時……直至１０個小時太陽下山為止，你始終在作同樣一個動作。這不是動作，而是把你的心髒、你的肺腑、你的血脈、筋肉統統都扒出來，讓每一根骨頭裂開的、刀耕火種般的原始式的勞作！

　　我們來到北大荒不久，正好碰上６月份鏟大地季節。一眼望不到邊的垅溝長得叫人心裡打顫，毒日頭慷慨地饋贈給每個人，全身像小溪流一樣無止無盡地流淌着汗水。我們像小蟲子一樣趴在一片雜綠、良莠不齊的垅溝裡，睜着大眼睛去分辨什麼是草什麼是苗，然後用長滿血泡的手狠狠地拉起鋤具。十幾裡垅溝鏟下來，背上像壓負着沉重的十字架，擡眼一看，還有十幾裡垅溝在你眼前伸展……北大荒啊！真是又大又荒。不時聽到又有誰誰誰昏過去了的叫聲，你隻覺得你的血，你的汗，全部都被這垅溝、鋤頭吮吸、榨幹！唯一能夠使自己堅持下去的，就是精神上的東西。

　　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保爾・柯察金，想着牛虻，好像隻有他們才能給予我一股丹田之氣，使我一步一鏟地活下去、幹下去。我也默默地背誦：“……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空乏其身……”我多麼盼望裴陽給我來信呵！特别是每天清早，當哨子吹響，我們從迷蒙中驚醒，一骨碌爬起來時，不少女生用上海話講：“心驚别别跳！”真的，對每一個人來說，生存的壓力從來沒有這麼重，就好像每天你一定要背着十字架去翻三座大山，才能活下來，否則就不能活。“今天他一定會來信！”每當清晨聽到哨子，“心驚别别跳”時，我就立即這樣想。可是他沒有來信，一個多月了，我給他寫了三封信，可他一封也沒有回。每天晚上放工回來，是一個小時的反帝反修軍事訓練，再加上一個小時的政治學習和革命大批判，上炕時已是１１點了。集體熄燈後，我在炕頭箱子上架起一支小蠟燭，讀他讓我看的兩本書：海涅的《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曆史》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我無法形容讀書時心靈所受到的強烈震動。１５、１６世紀德國的思想家、哲學家，都是了不起的受難者，翻譯了《聖經》的馬丁・路德的父親是曼斯菲爾德的一個礦工，兒童時代的路德經常跟随父親來到地下礦場，那裡積聚着巨大的金屬礦石，清冽的礦泉潺潺地流着，這幼小的心靈也許在不知不覺間早已攝取了最為神秘的自然之力，或許還受到山中精靈們的魔法保護，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身上才凝聚了那麼多的大地靈氣，那麼多的熱情渣滓。

　　路德雖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卻相信妖魔的存在。他的席間演說集充滿着妖魔鬼怪的離奇故事，他本人在困難中就常常以為自己在和具有形體的魔鬼作鬥争。他在瓦爾特堡翻譯《新約》時，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擾，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猛力擲向魔鬼的頭顱，從此以後，魔鬼對于墨水，尤其是對印刷用的油墨便産生了巨大的恐怖。

　　榮譽歸于路德！海涅寫道：永恒的榮譽歸于這位敬愛的人物，多虧他拯救了我們最寶貴的财富！我們今天還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們絕不應當抱怨他的觀點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當然能夠比這位巨人看得更遠，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鏡的時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觀卻缺乏崇高的感情，那種巨人的心靈，這是我們無法取得的，我們尤其不應對他的缺點輕下尖酸刻薄的斷語。

　　２０年之後，當我再看已經完全不同了的裴陽時，所想到的也正是這句話。

　　讀斯賓諾沙的著作時，我們會産生一種感覺，好像看到一個在靜态中生氣勃勃的大自然。參天的思想樹林，枝頭開滿了鮮花，不斷地搖擺着，但那無法搖動的樹幹卻深深地紮根在永恒的土壤裡。在斯賓諾沙的著作中有一種難以說明的氣息，人們仿佛感到一陣陣屬于未來的微風。他心中有一種真誠，一種自覺的驕傲，一種思想的威嚴，這好像是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一份遺産：因為斯賓諾沙出身于一個殉道者的家庭，而這個家庭當時是被笃信天主教的君主從西班牙驅逐出境的。他的情人的父親由于政治上的罪名，在尼德蘭被處絞刑。你簡直難以想象行刑之前要進行多少準備和舉行多少儀式，長時間的等待使罪犯厭倦得要命，而旁觀者卻有了足夠的餘暇來進行思考，所以别涅狄克・斯賓諾沙對老人範・恩德的被處決是想得很多的，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長劍而理解了宗教一樣，現在他又因為政治的絞索而理解了政治。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中的薇拉，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位伯爵夫人的寫照。她相伴他遭沙皇驅逐，在西伯利亞整整流放了２１年。他從來不允許别人憐憫自己，他懷着民主自由的烏托邦理想，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

　　我每天閱讀到深夜一、兩點，并且寫下大量的筆記。承受苦難、承受生存壓力和笨重勞作的心理支撐越來越強大起來，每天深夜當我吹熄“威虎廳”的最後一支燭光，鑽進冰冷的被窩時，我的心靈又充沛起來，我想起他，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入睡，我相信他一定會來信的，一定會來信的……

　　他終于來信了！那天下工回來，我正要端水洗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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