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荊轲，戰國時衛人。曾為燕太子丹謀刺秦王嬴政，不成，被殺。 荊轲以此得名，而短短的兩句乃永垂于千古。在詩裡表現雄壯的情緒之難，在于令人心悅誠服，而不在嚣張誇大；在能表現出那暫感情的後面蘊藏着的更永久普遍的情操，而不在那一時的沖動。大約悲壯之辭往往易于感情用事，而人在感情之下便難于辨别真僞，于是字裡行間不但欺騙了别人，而且也欺騙了自己。許多一時興高采烈的作品，而後自己讀起來也覺得索然無味，正是那表現欺騙了自己的緣故。《易水歌》以輕輕二句遂為千古絕唱，我們讀到它時，何嘗一定要有荊轲的身世。這正是藝術的普遍性，它超越了時間與空間而訴之于那永久的情操。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戰争頻仍，征伐不已，世不安甯，民不聊生。朝為公卿，暮填溝壑為尋常事，人人都生活在時刻可能橫死的恐怖裡，所以人們的行為舉止都異于常時，而刺客的行為更異于常人。田光，樊于期等的自刎，除了有古人重聲名輕性命的豪俠之氣外，也和那時變異的環境裡特殊的人性有關。刺秦還沒有開始，已經死了很多人，舉國都籠罩在死亡的恐怖裡，作為主要角色的荊轲其心理壓力更非常人所能承受，其行為的乖戾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中國曆史上，刺客往往如彗星，雖一掠而過，但耀眼的光芒能給人以巨大的震撼。他們以匹夫之軀近強勢者，百步之内血濺。其刺殺的對象必在重重保護之下，輕易不得近身，而刺殺此種人物，往往勢如騎虎，知其必死而為之的。倘如後來小說傳奇中武功蓋世之俠客，千裡之外取人首級，輕松而無任何危險性，也就談不上刺客所為了。
專諸刺吳王，身死而功成，荊轲刺秦王，身死而事敗。然而我們久已忘掉了專諸，而在贊美着荊轲。士固不可以成敗論，而我們之更懷念荊轲，豈不正因為這短短的詩嗎？詩人創造了詩，同時也創造了自己，它屬于荊轲，也屬于一切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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