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與私權的邊界在哪兒出現?#2022生機大會#為何疫情防控需要國家制定公共政策、動用公共資源來進行？，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公權與私權的邊界在哪兒出現?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公權與私權的邊界在哪兒出現

#2022生機大會#

為何疫情防控需要國家制定公共政策、動用公共資源來進行？

這是由國家職能決定的，其中還包含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問題。

為什麼疫情防控期間在網上買到假冒僞劣的口罩可以向市場監管部門、消費者協會投訴？

這是因為維護市場秩序是行政機關作為行業主管部門的職責，也有消費者協會作為公益性組織的定位問題。

為什麼疫情防控期間房開不交房、購房者還不起房貸隻能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因為這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國家不能直接幹預。

無處不在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對應的就是公權和私權。

可以說，全部法律就是圍繞公權和私權的邊界來展開的，哪些領域需要國家發揮調控作用？哪些又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

此處的政治國家隻是代表公權力一方的國家，市民社會代表的公民一方，是一個虛拟的空間，其背後是無數個原子化、具體的人。

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邊界，充斥着各種妥協和讓渡。

按照學者觀點，“妥協的意思就是用這樣一個規範來解決沖突，它既不完全符合一方的利益，但也并不完全違背另一方的利益。”

權利如何讓渡？需要社會共同體成員形成公意。而公意如何形成呢？有需要在共同體成員的相互妥協讓步之間形成公意。

正如凱爾森所言：“多數和少數之間的自由讨論之所以對民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就因為這是創造有利于多數和少數之間妥協氣氛的一個途徑：而妥協則是民主本性的組成部分。”

置身利益多元化、訴求多元化、價值多元化的時代，權利與權利（right與right）、權利與權力（right 與power）、權力與權力（power與power）都需要妥協、讓步。隻有妥協、讓步才能達成共識，形成公意，才能使共同體的活動規則、成員行為規範符合民主的要求，也才能實現社群成員之間、社群與社群之間的利益最大化。

“不僅一個社會内部的民主是建立在容忍差異的基礎上，而且國家之間的平等關系也必須容忍差異。”

有學者指出，傳統政治模式下，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有以下特點：一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和至上；二是自然經濟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條件；三，制度和法律缺乏，是帝王擁有高度集權的國家權力的必然；四王權主義的政治文化環境為中國古代權力結構提供意識形态上的支持。這一觀點道出了公民權利弱勢的原因。

自二戰以後，社會實現了由“警察國家”到“福利國家”的轉變，甚至有個别發達國家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制。

随着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社會組織力量的壯大，政府管制過程中問題頻發，基于強勢地位的國家權力顯露出弱化的迹象，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矛盾趨于緊張。

一方面，國家仍然處于強勢地位，在占有公共資源、分配公共福利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又向市民社會表現出某種“妥協”，将大量原本由國家享有的權力轉向市民社會，甚至包括私人組織。

網絡時代，是個權威失落、正統動搖的時代。互聯網的存在，可以說就是權威失落的明證，即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中心，每個人都在動搖現存的中心，逐步去中心化。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後，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以經濟學家凱恩斯思想為指導，推行一系列新政，開創了國家幹預經濟的先河。

自此，政府這雙“看得見的手”的存在感越來越強，廣泛觸及市民社會的各個方面，可以說政府無處不在。

一方面，政府這雙“看得見的手“廣泛存在，在提供公共服務、增進公民福祉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政府不安分于“守夜人”的角色，進入到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公權與私權矛盾也越來越多。

那麼，到底是管得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呢？什麼樣的國家是好國家呢？理想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筆者認為好的政府應該具備三種能力，或者說理想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應該包括三部分，即公共秩序、公共感情和公共精神。

維護公共秩序的能力，可以細化為多元化的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的解紛止争渠道、高效的司法體系。

公共感情即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高度和諧，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增進公共福祉，政府依法履行職責，公民其樂融融，兩者關系融洽。約翰·密爾提到稅收和财政制度時，指出“負擔的公平分配給每一個公民展示出具體運用于困難的調整工作上的道德和良心的範例，以及最高當局高度評價這種工作的證明”，“大大地培養了社會的道德情感”。

公共精神即政府為公民的發展提供平台，營造環境，“就是促進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同一奮鬥目标使他熱愛社會存在，不再在自己的同胞中看到當前的或者未來的敵人，從而培育起對待他人的親切感和友誼。”而作為公民，敢于、樂于為完善政府的職能權限建言獻策、添磚加瓦，積極參與政治實踐，貢獻自己的才幹智慧。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就需要培育公民這種公共精神。他們會認為這個政府提供的服務于自身有利，它在哪些方面還需要改進、還有改進的餘地。

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壯大，可以反映出政府不是作為暴力機器、強權機關存在的，公民敢于更樂于開口說話，并付諸實踐。由此，政府是一個親民、友善的政府，公民具有公共精神，對政府管理下的社會具有歸屬感和參與感，認同這種管理，并願意為這種管理秩序貢獻自己的才智和精力。

因此，筆者認為好的政府首先要學會培育人們的公共精神，以達到善于培育這種公共精神。誠如約翰·密爾在所說的：“……對社會普遍福利的關心，所有這些都是社會進步十分重要的部分。如果人民對市行政漠不關心，不能誘使忠實而有才能的人出來管理，把職務交給那些為謀取私利的人去擔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個好的市行政的呢？”

這三者層層遞進，密不可分，是政府與公民之間互動的結果。可以說，如果一個政府具備了這三個能力，那麼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也是和諧有序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矛盾也是得到很好調和。

近年來，小政府、大社會的論調十分火熱，這一論調主張限制、縮減國家幹預社會的範圍和力度，國家的歸國家，社會的歸社會，公民權利的歸公民所有，國家權力歸國家所有。

當下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時代，社會組織的發展，社會力量的崛起，倒逼作為公權力一方的政治國家做出讓步。

同時，在傳統公權力管控機制下，暴露了許多問題，例如成本高、效果差，而且極易發生對抗沖突，尤其在當下社會轉型時期。這也就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政府與公民之間謀求對話成為可能。在多元社會現實的背景下，通過公民參與，就決策和立法達成共識，通過培育公民社會，謀求雙方利益最大化。

時代發展也更好地回應民衆的訴求，鍛煉和培育民衆的公民精神，降低政府決策和行政失誤的概率。通過地方自治和社會自治制度的建構, 中央集權的風險可以大大降低, 社會運轉的效率會更高，更能适應時代發展。

在立法過程中，拓寬市民參與立法的途徑，保障立法公衆參與渠道的暢通，建立完善的立法參與體制機制，壯大市民社會階層，暢通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對話協商的渠道，促成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使權力不能任性、權利得到切實維護。公民權利逐漸發展壯大，其制約、監督國家權力的力量愈加強大，而國家也向社會、向公民表現出一些善意。逐步形成發達的市場經濟, 成熟的公民社會, 以及民主的政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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