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選自《人世婆娑》，資華筠／著，廣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5月

　　轉自：陽光天明雅讀院

　　全家福，1970年代

　　1987年以前，三姐妹中惟有我不戴眼鏡。全家人——父母、姐妹、丈夫、姐夫、妹夫——合在一起，也隻有我一人面孔光光。拍“合家歡”時，似乎顯得挺優越。但是“眼鏡集團”大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生，而我迄今為止隻獲得過3張文憑——幼稚園、小學、初中。視力正常卻成了“白丁”，慘哉！

　　論起眼鏡的度數，妹妹民筠首屈一指。1000多度的鏡片，圈套圈！她常常心不在焉地翻開大衣，用裡子擦眼鏡，全然不顧“學者風度”。但是，她的學問和眼鏡的度數确實成正比。

　　三姐妹中，民筠是惟一學理科的——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的高材生，探索太空奧秘的樂趣我們實在難以和她分享。算上中文，她通六國文字，除俄語、英語外，日、法兩門外語主要靠自學，德語則是1979～1981年在西德馬普空間物理研究中心搞科研時學習的。1980年國慶節她試着用德語為同事們現場口譯一部我國的紀錄片，學者們竟起立為她鼓掌。無怪乎父親說：“民筠學起外語來，生字好像小蟲子似地徑直往她腦子裡飛。”

　　她的愛好極為廣泛，彈得一手好鋼琴；創作的歌曲、劇本曾是北大業餘劇團上演的優秀節目；此外常有科幻小說問世，且不隻一篇獲獎；不僅能背“戲考”，涉足曲藝，高興起來還寫上一篇《墨子論》，或是譯一篇《電子音樂》……我和大姐對此不敢恭維，生怕她這般“廣泛”下去，會誤了正業。不過平心而論，幸好她有這麼多愛好，多少幫她排解了一些由于諸多不順而造成的苦惱。

　　如果有人猜測民筠因為是家中相繼出世的第3個女兒而受過什麼委屈，那是天大的冤枉。父母都很反對重男輕女，在她出世後決意不再要孩子，并格外鐘愛三閨女。

　　但是先天不足的體質加上淪陷區的過期奶粉，使襁褓中的民筠險些喪命，此後幾乎什麼病都找上了門兒。母親動了恻隐之心，決定讓她滿了6周歲——比姐姐們晚一年——再上小學。她卻對此耿耿于懷，在學習上格外好強。有時，一個學期近一半時間在病榻上度過，爬起來去參加大考，依然名列前茅。媽媽常感慨地數落我：“妹妹的健康好像都歸了你，可你卻不懂得發奮用功。”

　　是的，我這年長兩歲的“二姐”，不僅學習的自覺性不如妹妹，玩起來也不會哄人兒。一塊兒給洋娃娃更衣，不耐煩了我會把娃娃的身首分家，弄得她傷心落淚。過家家玩，我總要甩着拐杖當“父親”，害得她在幼雅園入學考試時，執意說：“二姐是男的。”更有甚者，每每看中她的新衣，我就來個“姐先穿”，她呢，竟欣然任我挑選……不過，别以為她事事都謙讓。我剛入小學時，得了一次全校講演第一。她不顧患有過敏性哮喘病，非要也在一年級報名參賽不可。屢敗屢賽，從不氣餒，終于在恢複健康後的第10次參賽時，獲得冠軍。我高興得一路飛奔，搶先向媽媽報了信兒……

　　比起民筠，大姐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所長）似乎更能體現母親的教育模式。她比我年長6歲，母親有充分時間對她實施學齡前教育。在我懂事後的記憶中，伴随着大姐的學校生涯，似乎總有不少額外負擔——放學後，還要上課。漢文經典自不必說，英文、法文在讀大學前也有了一定基礎。高中畢業時，開了鋼琴獨奏音樂會——劃個“句号”。按母親當時的觀念，不僅不同意她專修音樂，而且非要她先理後文。因此她是在燕京大學數學系讀了一年之後，轉入清華大學，作為錢锺書先生的門生，畢業于西語系。大姐常歎息自己缺少一個輕松、歡樂的童年，不過當她興之所至地寫一篇《史記》讀書筆記——《太史公筆法小議》發表在《光明日報》時，竟被認為出自史學家之手；當她利用業餘時間，選譯了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時，竟有長篇評論，出版後倍受贊揚；當她給毛主席當翻譯時，對他老人家的談古論今、旁征博引應付自如；她跟随廖公郭老馳騁于世界和平代表大會；她以沉甸甸的專著和卓越的學術活動成為海内外公認的國際問題專家……我認為這正是對她“不快樂”、“不輕松”的青少年時代的最好補償。

　　民筠的學校教育基本是在解放後，新中國成立時，她才11歲。自帶上紅領巾起，曾一路順風。高中畢業時，她獲金質獎章，入了黨被選入留蘇預備班。一年後因兩國關系問題，取消了原計劃，随即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年年都是全優生。為了服從國家需要，她提前走上工作崗位，拿着肄業生40多元的月工資，擔任起新建的空間物理專業的助教。她絲毫沒有意識到肄業生所失去的“實惠”，隻為了充實學識，在緊張的教學工作之餘再次以全優成績修完了大學全部課程，待領到畢業證書時，已遲至1963年。萬萬沒有想到，這竟然成了她日後評職晉級的一個“坎兒”。

　　1979年，西德馬普空間物理所研究中心負責人來北大進行學術交流時，對民筠格外器重，鄭重地邀請她赴德，參與該中心的科研工作。這是獲博士學位後，才有資格參與的課題。他們哪裡知道，民筠當時是個16年一貫制的助教，出國前才突擊授予了中級職稱。

　　“或許人生太促，曆史太緩／播種在今日，收獲待萬年／隻要有精衛的魂，刑天的膽……”這是民筠從西半球寄回的詩。同時寄回的還有一盤錄音帶，裡面有她的一串歌聲。那是在異鄉過春節時，關起門來一人放聲歌唱的實況。從《快樂的風》一直唱到《紅軍不怕遠征難》……到後來聲不是聲，調不是調，八成是思鄉之情哽住了喉嚨。

　　她在研究中心有一個綽号叫“Brave Woman”（勇敢的女性），不僅因為她是第一位進入這個高級研究機構的婦女，更因為她果敢地為課題修正過重要數據。“馬普中心”有意為她辦理延期手續，她斷然拒絕。同事們說：“科學無祖國。”她說：“科學家有祖國。”研究中心敬重她的選擇，派她為代表，參加了在英、法、瑞典挪威等國舉行的學術會議後，同意其如期返國。然而凱旋者竟然從飛機上被擡下來，直接送往醫院，幸好成功的脊椎手術挽救了她的生命。此後的七百多天，她穿着石膏背心，躺在病床上帶研究生。由于她沒有高級職稱，隻能擔任不挂名的導師，卻從未惜過力，或有半點怨氣。她依然是那個純真的“紅領巾”，隻要祖國需要，做任何事都義無反顧。

　　和姐姐、妹妹相比較，我好似一匹脫了缰的野馬，越出了家教的軌迹。論起學習成績，當初并不遜色。現在回想起來，大約一半靠母親的“拳頭”，一半憑興趣、靠運氣。真的，我至今對考試有特殊的好感，似乎在那一瞬間可以調動起全部腦細胞，臨場發揮總比平時好一些。若不是解放，家裡無論如何不會同意我走上舞蹈之路，老同學們見了面，至今仍在争論究竟我學什麼專業更有出息。

　　在選擇終身事業上，大姐是第一個支持者。她的理由是：“華筠會有快樂、輕松的一生。”她哪裡知道舞蹈演員所從事的勞動的殘酷性，更不理解“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社會偏見壓在頭上有多麼沉重。即使是“成名”之後，面對鮮花與喝彩時，也常常因為隻有自己才知道的藝術瑕疵而引起無名的惆怅。無論是誰，隻要稍稍流露出對舞蹈藝術的不恭，我就會高頻率地反唇相譏。此類争論，經常發生于我和大姐之間。仔細想想，對方并無惡意，隻是觸動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經，而我的不依不饒，又多少有點色厲内荏。

　　平心而論，大姐對我文化素質的提高還是蠻關心的。記得剛到舞蹈團時，曾給她寫過一封自以為詩情洋溢的信，卻遭到了一通批評：“你什麼時候學會了這麼多不倫不類的倒裝句？是不是除了看蘇聯小說之外，再不讀别的書了？”信的後面附上了一長串書目，其中包括川劇劇本。這件事對我刺激很大。我下定決心，把她開出的書目全部啃完，此後還自學了北師大中文系的大部分課程。不久前，在“20世紀世界文化藝術讨論會”上遇到一位知名教授，他笑着對我說：“你姐姐常感慨，三姐妹中你的學曆最淺，發的文章卻最多，而且讀者面寬。”我當然知道資中筠的《美國戰後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等專著的真正分量，為了完成此類專著，她多次赴美考察，翻遍了各種檔案材料，采訪了曆史風雲人物，還要對那特定曆史時期的國際關系作出透辟的分析，史、論均容不得訛誤。而我的文章大都讓筆尖順着自己的心思自由滑動……不過，我總算奮鬥到了一個與她相提并論的資格——研究所長，研究員。這算不算“白丁阿Q主義”呢？

　　為了彌補學識之淺薄，最受不了冷遇的我，一旦瞄準了請教對象，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忍氣吞聲，在家中也不例外。為了哄大姐給我修改英文造句，我那種超常的“低三下四”常令母親發笑，并在一旁幫腔：“你們可憐可憐華筠吧！”

　　熟悉我們的人，都說三姐妹的性格、長相迥然不同，但是通起電話，卻分不清誰是誰。這或許可以比作我們之間的關系。對問題的看法各執己見時，釘是釘、鉚是鉚，互不相讓。但是其中任何一人的歡樂與痛苦、成功與挫折，姐妹們都感同身受，就連各自的子女也好像是三家所共有。

　　大姐的女兒陳豐，文革中曾寄養在我的婆家。從1972年到1984年大學畢業，一直住在民筠那裡，由她照管。從北大附中→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赴法攻讀博士，民筠不知操了多少心。大姐雖然無暇過問自己的孩子，文革中，我被隔離時，卻帶過我的女兒王雷睡覺，雷雷至今對此十分得意，因為這在大姨是絕無僅有的。民筠膝下無子女，兒女雙全的我，根據她的選擇，把兒子王鵬過繼給了她，我愛人讓鵬鵬改姓，民筠卻不同意，認為“名字隻是個符号”。現在我們三家各有一個“獨生子女”，每個孩子成長的關鍵時刻，都經過集體讨論，作出決議，共同出力。現在3個孩子分别在法國、美國、日本求學，雖然天各一方，他們之間同樣是互相幫襯，親密無間。

　　1988年，民筠的職稱問題屢屢受挫後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我和大姐都很難過。對于她的志向、才能、貢獻以及經受的磨難了解愈多，當然也就愈心疼。當她緻信校長，毅然要求調離北大時，我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主動向我院（中國藝術研究院）領導推薦了她，并順利地将她聘為藝術科技室的副研究員，從事交叉學科研究。父親認為我将她引入了歧途，世俗觀念則認為姐姐推薦妹妹無異于走後門，對我多有非議，我卻坦然若素。舉賢不避親，古訓有之，何慮之有？民筠也确實争氣，她不僅依然延續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空間物理研究，獲得了教委的科技進步三等獎，而且主持着我院科研重點課題——高科技在藝術領域中的應用和發展。此外，1991年3月，母校北大還專門請她回去一起操辦了全國第一屆音樂物理、音樂心理研讨會。更有意思的是，我們姐妹倆還委實“交叉”了一下——與另一位語言學家王甯一起，合著了《舞蹈生态學導論》，試圖給舞蹈插上科學的翅膀。

　　如今，我也加入了“眼鏡集團”。有人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出任舞蹈研究所所長後的“扮相”，其實，這是年輪無情的印迹。在讀寫量急劇增長的情況下，我多麼希望依然保持年輕時的視力呢！“合家歡”的例外雖然消除了，我在姐姐和妹妹面前，仍然常有自慚形穢之感。看來消聲斂氣地向人家請教的日子還長着呢，可謂生命不息，學而不止。這當然不隻限于家庭内部的姐妹之間，祖國大家庭裡的姐妹中，處處有我的師長、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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