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公益機構運行如何公開透明，捐贈物資分發如何高效、精準，機構運行是否精減高效，都是公益機構公信力的來源。而這些要求在九年前曹德旺的一次捐款中，都已經完美的做到了。早在 2011 年，曹德旺要求捐款給中國扶貧基金會的 2 億元，要精準發放到五個省區市 5820 個自然村近 10 萬貧困戶手上，錯誤率要低于 1%。更苛刻的是基金管理費隻有 3%，遠低于國内 7%-8% 的水平！最終這樣的低運行費高精準度的捐贈要求，是怎麼在他要求下做到的？

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

2 億元善款，6 個月時間，發到五個省區市的 5820 個自然村的近 10 萬人手裡，每人 2000 元，該怎麼發？雲南省尋甸縣扶貧辦工作人員張海波第一次感覺到，發錢也是件苦差事。「在尋甸發放了 1500 萬，已經很頭疼了。」張海波指的是「曹德旺曹晖 2 億元扶貧善款項目」。2010 年 5 月 4 日，福建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捐贈協議，曹德旺、曹晖父子向西南五省區市旱災區貧困農戶捐贈 2 億元善款。數額受人矚目，卻附加了不少條件。按曹德旺要求，中國扶貧基金會必須在半年内将 2 億元善款以每戶 2000 元的标準發放到滇、桂、渝、黔、川五省區市的近 10 萬農戶手中，管理費不超過 3%，差錯率不得超過 1%，否則按超出部分的 30 倍進行賠償。因此，這個項目也被賦予了「史上最苛刻捐款」的稱号。然而當曹德旺提出這幾項條件，并要寫入合同時，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王行最的第一反應是：這活兒，接了。

管理費之争

事實上，曹德旺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合作并非一蹴而就。西南大旱後，曹德旺決定向災區捐款兩個億。他起初想給災民發糧食，考慮到糧食的運輸問題以及可能帶來哄擡當地糧價的風險，便決定發現金。曹得旺甚至派出調研團隊，對項目的可行性及成本進行了評估和測算。「我正愁項目交給誰，中國扶貧基金會就找上門了。」但談判并不順利。曹德旺回憶，光管理費就談了半個月。「我測算過，2 億善款的運營成本在 200 萬左右。但他們提出要 2000 萬。」

王行最向曹德旺解釋說，基金會必須争取管理費略有盈餘，才能确保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曹德旺不這麼想：「基金會本來就是非營利組織，是做好事的，賺錢幹什麼？」中國基金會的管理費基本分為行政福利費、籌資推廣費和項目執行費三個部分。按政策規定，管理費不超過 10%，幾年來中國扶貧基金會平均提取的管理費比例約為 7%-8%。

王行最曾關注國外基金會的管理費運作，發現管理費隻有 7%，但國外是把籌資推廣和項目執行費用計入項目成本，所以管理費看似不高，但實際在 20% 到 30% 之間。最終，雙方敲定管理費為 600 萬元。此前，媒體報道中 3% 的管理費，是通過 600 萬倒推回去的。盡管覺得苛刻，王行最也想以此案為例，證明中國扶貧基金會有這個管理能力，「從世界範圍來說，3% 的管理費絕對是高效率的。」最苛刻條款不止于此。

曹得旺要求于受益人有兩個标準：不能給當官的；不能給有錢的，差錯率要控制在 1% 以内。曹德旺還不忘加上懲罰原則：若誤差超過 1%，即按超出部分的 30 倍予以賠償，最高賠償額不超過 600 萬。「曹先生很『仁慈』，」王行最笑着說，「如果 2 億元裡，有 100 萬『瞄不準』，我就要賠他 3000 萬，但他最多隻收 600 萬，很寬宏大量了。」在王行最 15 年扶貧工作中，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差錯率 1% 的标準。在國家的扶貧政策裡，也沒有相應規定。

即便在公益事業發達的國家，也沒有這樣的差錯率标準。「我們是要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加上地域、風俗等因素，1% 的差錯要求已經非常高了。」事實上，王行最的擔心并非多餘，在項目實施中，情況遠比他想象得複雜。不過，曹德旺不這麼想。剛從博鳌論壇回到福州，他略顯疲憊。「1% 差錯率是根據質量管理的概率角度提出的。事情做細些就不會錯，還能防止被人冒領。」

「苛刻」條款造就「苛刻」程序

2 億元善款逐戶發放，沒有任何先例可供參考，扶貧基金會為此專門成立了「2 億辦公室」，受捐助的五省區市也分别設立省級項目協調小組和項目縣執行辦公室，并簽署基金會、省、縣三方協議，若最終未達到曹德旺的要求，省、縣兩級也要承擔連帶責任。

事實上，嚴苛的捐款條件帶來的問題還真不少。首先，确定援助對象就是巨大的難題。扶貧基金會原計劃在五個受災省區市各選擇一個縣援助，但各省都希望多分到幾個名額，雲南甚至将十幾個縣的災情全部列出來上報。不得已，基金會要求被推薦的縣必須滿足國家級貧困縣、受災較為嚴重、得到外部的援助最少等三個條件。在此基礎上，确定了 17 個援助縣。基金會原來希望推薦的方式，确定項目村，可是擔心放權給縣裡可能出現「尋租空間」，為此，他們專門請該縣農業等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按照受災程度，依次列出需要資助村子，經多方讨論，最終由基金會确定了 5000 多個自然村的名單。最麻煩的是下一步。曹德旺要求，「不能發給當官的，不能發給有錢的」，但在排除了「當官的」和「有錢的」之外，又将誰定為援助對象呢？盡管國家規定農村年人均純收入低于 1196 元的家庭為貧困戶，然而大部分貧困縣僅有行政村級的年人均純收入數據，沒有統計到戶，特别是缺乏 2009 年的數據。

而逐戶統計、核實農戶收入構成和開支在實際操作中又是不現實的。中國扶貧基金會項目執行部部長桓靖說，苦思冥想後，基金會決定采用「排除法」來确定受援對象，将曹德旺要求的「當官的」、「有錢的」細化，制定了可謂最為嚴苛的十五條「篩選标準」，規定：兩代以内直系血親有副科級 (含) 以上幹部的；配偶、子女中有公職人員的 (包括公辦教師、醫生)；家庭成員中有村委會幹部、村醫、獸醫的；房屋為二層以上磚混結構的；房屋裝修檔次明顯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有子女自費出國留學等情況的家庭，不能列入資助範圍。受資助人名單需在全村公示，沒有異議後方能确定。依靠這個嚴苛的篩選标準，基金會終于選定了他們認為有資格接受資助的近 10 萬受援人。

但這不是結束。為了達到低于 1% 的差錯率标準，無奈之下，基金會隻好用了個笨辦法：派出志願者，逐戶核實。與此同時，在各村張貼海報，提供投訴電話，接受舉報。曾專門接聽投訴電話的張海波說，他每天至少要接幾十個電話。「舉報和投訴電話的調查取證過程的成本很高，但我們都會嚴肅處理。」桓靖說，取消資格後的空缺，會用候選遞補。核實的過程并不順利。因為工作經費有限以及交通不便，志願者們多乘摩托車或步行前往項目村，有時要在村中過夜，先後有 30 多名志願者出現過傷病。項目還引發了不少摩擦。尋甸縣某項目村的一次核查中，志願者被不具受益資質的村民包圍，要求得到資助。村民們甚至手持斧頭恐吓村長。

桓靖說，他能理解村民的心情，「兩千塊錢在當地要攢兩三年，沒受資助的肯定會有不滿。但我們隻能向村民講清楚，這規矩是捐錢老闆定的。」善款最後以直接存入農戶的獨立個人存折的方式交付。與存折同時交給農戶的，還有一封公開信，再次提醒農戶：錢屬于個人支配，若村幹部要求上交，可随時舉報。曹德旺在項目實施中曾赴雲南進行實地考察。看到災民拿到善款，他頗為欣慰：「現場跟我想象的一樣，很折磨人，他們太需要幫助了。」

「我連感謝都不用說」

2010 年 11 月，2 億扶貧善款項目基本完成。在曆時半年的執行過程中，中國扶貧基金會投入 50 餘人，組織 500 餘名大學生志願者和 20 名社會志願者，調動五省區市扶貧辦、17 個項目縣和縣扶貧辦等部門領導幹部、120 個項目鄉鎮領導幹部、765 個行政村和 5820 個自然村的村幹部，參與人數過萬。與此同時，由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組成的評估團隊對 9 個項目鄉鎮，22 個行政村，39 個自然村的 1252 戶進行入戶調研，在長達 217 頁的評估報告中，對項目進行了綜合評估。其中，數據顯示，缺損比例為 0.85%，低于捐方 1% 的标準，達到曹德旺的要求。同時，農戶都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足額收到善款，也符合捐款方半年期限的時間條件。

在評估會上，有專家指出，該項目的标準化設計流程機制、瞄準機制、透明機制與糾錯機制可以複制，值得借鑒，而其 1% 的差錯率、3% 管理費和 30 倍賠付條款則無法複制。也有專家指出，這個項目的差錯率低于 5% 已算完美。曹德旺對此不以為然：「專家是從書本裡鑽出來的，企業家是幹出來的。為什麼不能複制呢？專家書讀得太多了。」

3% 的管理費也曾是大家議論的焦點。該項目執行中，工作經費較為緊張。張海波還記得，撥到尋甸扶貧辦的項目經費隻有 3 萬元，連複印 7275 戶受益農戶的資料都捉襟見肘，隻能讓鄉鎮分擔。王行最說，基金會按每戶 2 元和 5 元的标準，分别補貼省、級兩級，其他費用都是地方政府承擔了，事有湊巧，項目執行期正是旱災期間，地方政府正好有救災預算。

曹德旺對此有自己的觀點和角度：「基層幹部拿着國家的工資就是給老百姓辦事的，所以，我連感謝都不用說。之前大家都說難辦，但不是辦得很好嗎？」他頓了頓，一字一字地強調：「事在人為啊！」扶貧基金會計算，如果把地方的成本算加進來，粗略估計管理費超過 6%。「但這個項目做下來，總共花了 600 萬多一點，因為那兩個億還有些利息，所以基本持平。」王行最還記得，項目結束後，曹得旺對他說，基金會這次沒賺到錢，但會帶來很大的社會效益。

有問責，才有公信力

毋庸置疑，中國扶貧基金會與曹德旺簽署的 2 億元捐贈執行合同，是中國迄今為止問責公益最大的對賭協議。繁重而瑣碎的工作讓扶貧基金會連續半年超負荷運轉，但王行最對曹德旺的問責精神極為感佩：「關注、跟蹤善款的用途和效果，才是負責任的捐贈人。」王行最坦言，中國公益需要企業捐款，但在公益領域尚無獨立、高效的監管和評估機構的情況下，也需要捐贈企業的問責，形成問責與響應問責的互動。他認為，這也是這個項目更大的意義所在。對于投身慈善多年的曹德旺來說，雖然選擇問責是第一次，但此前多數項目，他的錢也都「花得很明白」。

「比如，讓我捐條路，他們修，我來找監理，驗收合格後我才會給錢。」曹德旺不止一次告訴媒體，他不相信任何人，隻相信制度和邏輯。對于他來說，這 2 億元捐款也是個試驗。4 月 13 日，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 3 億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贈給了河仁慈善基金會。這家基金會是曹德旺于 2007 年提出申請的，直到去年年底才獲批成立。雖然目前沒有捐贈股權的政策支撐，可曹德旺并不在乎。在他看來，自己的股票升值空間巨大，賣掉可惜。

「不管是捐現金還是股票，慈善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我想告訴有錢人，要把錢捐出來，因為貧富差距長期拉大，對國家、百姓、企業家都是不利的。」至今已捐出 52 個億的曹德旺說從未有過慈善計劃，隻要口袋裡有錢就捐：「廈門大學跟我談了兩三年，從幾千萬增加到一個億，今年分紅有錢了，就再給他們捐兩個億。」對于河仁基金會的運營，曹德旺決定要當「甩手掌櫃」，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制度，并無條件接受媒體和社會的監督。曹德旺深谙制度的重要性：「隻要建立起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就沒人敢輕舉妄動，基金會也會變得有公信力。」

事實上，公信力也是王行最看重的。在他看來，公信力可以細化為執行力和透明度，而透明度又包括了對捐贈人、受益人和社會的透明，以及公益機構執行的過程透明和結果透明。「一些公益機構不是不想透明，而是沒有專業的執行隊伍和系統流程，不具備透明的條件，或者隻能做到結果透明，無法展現過程。」這也是老生常談的問題。

王行最分析說，中國公益機構發展時間短，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少公益機構是從政府體制下衍生出來的，帶有強烈的行政化色彩，專業人員極少。「都是退下來的老幹部發揮餘熱，你讓他怎麼專業化。」他反問道。曹德旺則認為中國慈善的症結在于：準入門檻太高，監管不利。他的解決辦法很簡單，不管官辦民辦，都納入社會監管體系，允許媒體監督。公信力是慈善機構的生命，也是生存的基礎。王行最說，他接下曹德旺這 2 億元的項目，也是想證明「中國這個行業裡有優秀的、值得信賴的組織」。在中國扶貧基金會「2 億扶貧善款」表彰大會上，曹德旺戴上了少數民族災民回贈的頭飾：「得到災民的肯定讓我很激動。這個項目也說明，公益機構有了公信力，百姓才會信任你。」

我們焦慮的是：誰才是善待我們愛心的人？

中國人民不缺乏愛心，缺乏的是善待這份愛心的人！從路邊騙乞的假乞丐，到水滴籌線下拉人頭，再到郭美美……人們在心痛自己愛心被踐踏的同時，焦慮的是在國家有難、困難群體求助時，什麼才是可信任的渠道，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把我們的愛心真正傳遞到位？畢竟每人在信息搜集、傳遞，到接觸到受助方力量都是有限的。

曹德旺用他的管理經驗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3% 管理費、1% 缺損率、30 倍賠償最高不超過 600 萬、6 個月、10 萬人……這一系列的數據不是行政命令，更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是曹德旺從實際的企業管理中得出的精确數據，用企業運行的精細化管理來推進我們的社會管理，這樣才能讓有限的社會資源物盡其用。30 倍賠償追責、不發給當官的、不發給有錢的，在細化工作回應社會關切之後，讓公益機構真正擁有公信力！

*内容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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