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春城訊雨中的昆明，微涼。這樣的雨天，侯力堅總會想起小時候母親餘丹講給自己聽的那些故事。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先生在雲南大學至公堂作了他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後，被國民黨特務當街槍殺。幾天後的7月21日，昆明學聯主辦的《學生報》以《無恥啊！無恥啊！他們在慌啊，在恐慌啊！》為題，刊載了此次演講的原始記錄稿。而這份稿件的記錄人，就是當時隻有17歲的雲大外語系女學生餘丹。

　　餘丹的手稿。

　　今年9月，餘丹平靜離世。而72年前，因為她被特務逮捕，當時昆明3萬大中專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成為引發全國性“人權保障運動”的導火線。

　　很遺憾，餘丹雖見證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每一個發展腳印，但她沒能看見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盛大閱兵。

　　“如果母親能夠看到這場壯觀威武、氣勢恢宏的閱兵式，她一定會非常自豪、欣慰。畢竟，她見證了無數仁人志士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抛頭顱灑熱血，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見證了70年來國家從貧窮落後發展到繁榮富強的整個曆程。”餘丹之子侯力堅說。

　　傳奇

　　17歲的她

　　完整記錄下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

　　1946年7月15日，雲南大學，緻公堂。

　　此時的昆明，被籠罩在“一二·一”慘案後的白色恐怖中。

　　李公樸遇刺身亡後的第四天，雲南大學舉行追悼大會，悼念這位為反對内戰獨裁、為民主和平而犧牲的著名教育家。另一著名學者聞一多默默地站在台下，他和李公樸一樣也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早期領導人，也正投身于愛國民主鬥争。因為安全考慮，悼念活動沒有安排聞一多演講。

　　當時的餘丹，還叫作“何麗芳”，這個生于昆明、長于昆明的雲大女學生，雖年僅17歲但已經是一名共産黨員，并參與了昆明《學生報》的編輯和雲南省工委黨刊《新華社電訊》的刻印工作。

　　“追悼大會上，李公樸夫人強忍着悲痛，講述李公樸先生的遇難經過，講到‘他雖死，但他的精神沒有死！他雖沒有了生命，但劊子手卻沒有了人性’時，李夫人悲痛欲絕，泣不成聲。這時候，聞一多先生怒不可遏，顧不上先前不發言的承諾，猛然站起來，挺身走到主席台前，開始演講。”

　　2005年，昆明日報曾報道餘丹《她記錄了聞一多“最後的演講”》。

　　在此後的漫長歲月裡，餘丹多次跟弟弟妹妹、兒孫講起當時的情景。

　　當時坐在第一排的餘丹看見聞一多先生走到台前，立刻意識到将會有異常重要的演講。平時就有記錄習慣的她，立刻拿出紙筆，快速記錄。

　　聞一多先生厲聲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曆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隻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說出了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大家都有筆有嘴，有理由拿出來講啊！有事實拿出來說啊！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來打來殺，而是偷偷摸摸地來暗殺！這成什麼話！”

　　聞一多先生越講越憤怒，明知會場上肯定會混進特務，而且第二槍對準的可能就是他，依然毫不畏懼大義凜然地說：“今天這裡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麼殺死李先生？殺死了人，還要誣蔑人，說什麼‘桃色案件’，說什麼‘共産黨殺共産黨’，無恥啊！無恥啊！這是反動集團的無恥，恰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殺，是李先生的光榮，也是昆明人民的光榮！”

　　聞一多先生繼續講：“我心裡想，這些無恥的東西，不知他們是怎麼想法？他們的心理是什麼狀态？他們的心是怎樣長的？其實也很簡單，他們這樣瘋狂地來制造恐怖，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啊！在恐慌啊！”

　　青年時的餘丹（後排右一）。

　　聞一多先生堅定地說：“我們有這個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勝利的，真理是永遠是要勝利的，真理是永遠存在的。曆史上沒有一個反人民的勢力不被人民毀滅！”

　　聞一多先生最後說：“曆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是争取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聞一多先生演講時，場内一次次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聞一多先生演講完畢，餘丹的記錄也完成了。

　　“我母親對速記很有一套，小時候她也教我和弟弟，譬如‘問題’，就縮記成‘門’字框中一個‘T’。”侯力堅介紹。

　　信念

　　從何麗芳到餘丹

　　她懷揣革命初心戰鬥了一生

　　12歲時，侯力堅在家中一本文摘上第一次讀到《最後一次的演講》。那時候的他，還不知道母親就是這篇演講稿的記錄者。

　　“太震撼了，聞先生的演講就像是機關槍一樣，瞄準國民黨特務，威力十足，而他作為一個民主鬥士，為争民主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令人動容。”回憶起第一次讀《最後一次的演講》的震撼，侯力堅至今都記得。

　　“後來吃飯的時候，我和弟弟在飯桌上講起了這篇文章，母親說這是她記錄的，當時我就覺得好驕傲。”侯力堅說，此時的餘丹在報社做編輯工作，工作繁忙，對于母親以前的革命鬥争故事，兩個兒子知之甚少。

　　直到16歲時，侯力堅才與母親有了更多的交流。

　　這時候的他，也知道了《最後一次的演講》之後，發生在母親身上的更多故事。

　　聞一多先生演講完四小時，在回家途中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

　　一年後的1947年9月，何麗芳和其他部分同志被反動當局列為共産黨“職業學生”，勒令他們月底前到附近治安機關登記或聲明。她不予理睬。11月6日傍晚，八九名學生在今圓通街西邊坡頭就餐，出門後她即被特務跟蹤逮捕，關進了憲兵十三團，成為昆明“一二·一”慘案後，第一個被秘密逮捕的學生。

　　“何麗芳被捕了！”消息很快傳遍整個昆明。當時全市僅有的3萬大中專學生，幾乎全部上街示威遊行，張貼标語口号，到省政府門口請願，要求釋放何麗芳。與此同時，北京、上海等全國各地都來電聲援。何麗芳的被捕成了引發全國性“人權保障運動”的導火線。當時《高原》周刊載文說：“昆明學聯這個名詞，雖因這次罷課改組為人權保障委員會而解體了，但它給予西南人士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迫于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10天後，18歲的何麗芳被釋放。

　　“我問過母親，被逮捕的時候怕不怕，她告訴我，那時還小不懂害怕，為了打發時間，還在牢牆上畫了琴鍵格子，練習剛學的指法。冷了就裹着一條麻布口袋，席地而睡。”随着對那段經曆的了解越深入，侯力堅越欽佩母親。

　　出獄後，何麗芳化名李龍，以教書做掩護輾轉建水臨安中學開展地下黨工作。1948年夏天，她參加了正拟組建的雲南人民自衛軍（後來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因為工作需要，她改名為餘丹：“餘者，我也。餘丹的意思是我一片丹心、我要學習蘇聯衛國戰争中的女英雄丹娘。”後來，餘丹這麼告訴兒子們自己改名的故事。

　　餘丹的家人收集整理寶貴的手稿資料。

　　傳承

　　生命最後日子

　　她還在為傳遞聞一多精神奔走

　　餘丹這一輩，家中九個兄弟姐妹，四個是幹革命的。

　　弟弟何弗儉介紹，1948年初，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大哥何弗敬當時是地下黨的宣傳骨幹，在遭反動政府在京津各大報紙上通緝後，棄學投奔解放區。此外，在雲大附中讀書的兩個妹妹何秀芳、何韻芳也都參加了中國民主青年聯盟，被集體逮捕入集中營性質的“夏令營”……

　　“每年家庭聚會，幾代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母親、舅舅、阿姨們都會講起以前的革命故事，講起解放前的雲南、昆明，老百姓過的是怎樣的日子、革命鬥争怎麼樣的艱險，這讓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們非常珍惜當下的好日子。到了20世紀80年代，聯大精神被重視起來，母親也開始寫自己當年親曆的曆史故事，讓更多人了解民主鬥士們當年是怎樣秉持着大無畏精神、為革命抛頭顱灑熱血的。”侯力堅介紹。

　　作為“最後一次的演講”的曆史親曆者，餘丹在報紙雜志上發表過相關文章，也接受過電視類節目的采訪、參加過各類學術論壇，通過各種方式，讓李、聞二位先生的精神永續傳揚，世代銘記。

　　而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裡，餘丹也沒有停下自己的步伐。“她寫下了回憶文章，講述外祖父、舅舅、阿姨們的革命故事，手稿寫了一遍又一遍，然後又多次修改。那時候的她已經快90歲了，寫稿子、改稿子很費心力，但她總是說，一定要趁自己邏輯還清楚的時候，把這些曆史都記錄下來。”侯力堅翻着手中母親留下的一沓稿紙，那是餘丹留給孩子們的珍貴寶藏。

　　而作為一名美術工作者，侯力堅心中也有一個計劃：“母親是用文字記錄下那些珍貴的曆史時刻，而我想用繪畫的形式記錄下這些時刻，讓紅色基因能夠一直傳承下去，讓新時代的新青年們能從這些曆史中汲取力量，奮勇前行。”

　　昆明日報全媒體記者：李雙雙

　　攝影：楊豔輝

　　實習編輯：石敏 一審：周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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