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席空了,但鈴聲在每個人心中
辦公室空了,但書香花香綿延不絕
任鳴走了,劇院内卻處處有他的影子……
北京人藝院長任鳴有個習慣,他總是稱自己任[rèn]鳴,而不是像别人那樣,稱呼他任[rén]鳴 ,頗有些“任爾東西南北風”的意味。6月20日晚,建院70周年紀念演出季劇目《阮玲玉》迎來首場演出,剛剛去世的北京人藝院長任鳴當年曾經參與過這部戲的導演工作,當晚,有觀衆手捧鮮花來到現場,以寄托哀思。而人藝的工作人員也将花悉數擺放在院長任鳴位于後樓的辦公室門口,326的主人室内有書、屋外有花,書香與花香陪伴他遠行。
當晚演出前,按照人藝的慣例,院領導在每個戲的首演時都要到後台看望演職員,給大家鼓勁,但因為當天院領導的隊伍中少了院長任鳴,擔心影響演員們的情緒,劇院臨時取消了這個環節。6月21日,《嘩變》建組排練,導演席依然為任鳴留着,馮遠征說:這一次,導演鈴沒有被敲響,但鈴聲在我們心裡。
聽聞任鳴院長去世的消息,無論是正在演出的劇目,還是處于排練階段的劇組,都經曆了排不下去、情緒難以平複的心裡波折,每個人對于任鳴最後的記憶也不盡相同……
20日人藝《阮玲玉》首演現場觀衆悼念任鳴導演
馮遠征:以前他很少跟别人合影,這次院慶主動邀請大家合影
任鳴去世的當天下午4點多,剛剛結束了劇本朗讀《鳥人》的網絡直播,所有人正興奮于900萬的點擊率時,傳來了院長任鳴正在醫院搶救的消息,副院長馮遠征立即趕往朝陽醫院。兩人最後一次共處同一時空,竟然是在搶救室内外。馮遠征與任鳴相識于1985年,那時馮遠征還沒有考進人藝學員班,任鳴已經在中戲上學了,考入人藝後,馮遠征經常去任鳴的宿舍玩,再後來任鳴順利進入人藝。多年來,兩人的合作非常多,“他導我演,後來又聯合導戲。在藝術上能夠成為朋友本已不易,但我們是知己。生活中更是好朋友,無論是做演員隊隊長還是副院長,他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作為劇院的掌舵人,任鳴考慮更多的是劇院的發展,因此後來幾乎每個戲他都會帶着一個青年導演來排,與闫銳聯合導演《名優之死》後,很快他便給了他獨立執導《原野》的機會。“加大了對年輕人才培養的力度,這也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共識,更是為人藝的後20年培養人才。”
上周五,馮遠征在劇院見了任鳴最後一面,原本約好周一還要開個會,研究一下院慶之後的事情,晚上全體院領導還要到後台去慰問《阮玲玉》的演職員。周六,新戲《晚安媽媽》确定演出時間後,導演唐烨發給馮遠征一條演出信息,由于任鳴沒有微信,馮遠征便轉給了任鳴的愛人,讓他确認,他愛人轉告他後回複:可以。而這也成了馮遠征和任鳴最後一次聯絡。“他的身體很弱我們都是知道的,但院慶期間他的狀态比之前要好很多。以前他很少跟别人合影,這次主動邀請大家合影,跟我拍照時還摟着我的肩膀。現在回想最後一次見面,很遺憾沒能跟他多說兩句話……”
王曉鷹:一起打籃球,他作為高中鋒,沒别人什麼事了
王曉鷹和任鳴是中戲導演系的師兄弟,算是同一輩的導演。由于當年導演系是三年一招生,因此那段時間,同時在校的隻有王曉鷹所在的79級和任鳴所在的82級兩個班,而兩人又都是白轼本老師的同門弟子。在這之前,等待報考中戲的那三年間,任鳴常常會去中戲看王曉鷹他們這個班的排練課以及小品彙報。“他非常勤奮、溫和,大家都很喜歡他。”後來任鳴順利考入中戲,兩個班也經常一起打籃球,身材高大的任鳴擔任中鋒,别人便再無機會。王曉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做觀察生活小品,任鳴和李六乙兩個人飾演一對農村的父子,兩個人赤着膊、穿着短褲蹲着吃飯,那個場面把我們都樂壞了。”
幾天前的人藝院慶學術研讨會,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會議結束時,兩人還拉着手反複囑咐對方要注意身體,如今,手上的溫度尚存任鳴便已經離開了,“我現在腦子裡還是他永遠真誠和善的笑容。”得知任鳴離世的消息,王曉鷹所在的中戲導79班由張子揚撰文為他寫了一副挽聯:挽任鳴學弟 上聯是“鹡原失翼 走得匆忙 痛悼當年好學弟”、下聯是“雁行折行 創作踏實 悲泣劇院掌門人”,落款是中戲導七九班全體。6月25日,王曉鷹也将從成都趕回北京參加學弟任鳴的告别儀式。
李六乙:第一次見面,他正在釘床闆
與任鳴大學同宿舍5年的李六乙,見到他第一面時,這個身高1米9的大個兒正在宿舍裡釘床闆,原因是不夠長。後來,中戲導演系5年同窗,一高一矮總是形影不離飄蕩在操場上、專業課中,“那時我們互為演員,也互為導演,我演他的戲,他演我的作品。抽煙就是他教會我的,不過他的成績很優秀,大學5年幾乎年年都是5分。他很用功,是那種會為了一個小品熬更守夜的人。”畢業後雖然去了不同的單位,但李六乙還保持着一周去任鳴家一次的習慣。“他談戀愛、結婚、生孩子,我都是見證者,後來我還是他兒子的教父。我們兩個人彼此見證了從一張白紙到一同成為導演的過程。”
再後來,林兆華将李六乙從戲研所調進了人藝,兩人又成了同事。很多個春節都是任鳴一家到李六乙家過年三十,大年初二李六乙又去任鳴家過,初三或初四,他們再一起去“大導”林兆華家。雖然後來兩人做的戲觀念流派并不相同,但這并不影響兩人内心的那種親近。今年5月的藝委會會議,是李六乙和任鳴最後一次見面,“得到他離世的消息,我一直是懵的,他所有的狀态、呼吸、思索,甚至心裡的憋屈,我都清楚,也都懂。”
王斑:他是劇院最“高”的人
得到任鳴去世的消息,王斑幾乎整晚失眠,腦子中如同過電影一般,“我們的感情至深不是那種酒肉朋友,而是亦師亦友的關系。”2000年,跑了10年群衆的王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個角色,《日出》中的胡四。“那次正在《茶館》巡演的路途中,當時的副院長任鳴走過來跟我說,我們班的同學他幾乎都合作過,就差我了,眼下他正着手排《日出》,希望我能來演。”也正是從那出戲開始,王斑與任鳴開始熟識,之後兩人陸續合作了四部戲,其中就包括幫助王斑斬獲戲劇“梅花獎”的那部《我們的荊轲》。
王斑眼中的任鳴是劇院最“高”的人,“除了身高,他更是智慧高人。他是一個勤奮的人,記了很多筆記;他更是大家,統領一個劇院不易。排《香山之夜》,他跟我和方旭說,’我隻有半天,剩下就辛苦二位了’。這除了身體、時間的原因外,他是有大智慧的人,因為他知道自己不在排練場的時候,我們倆就完全飛揚了。”除了在排練中忘記了任鳴的官銜職務,近些年,王斑更願意将他視作劇院的藝術總監、為劇院掌舵的人。“他為人忍讓,是有大局觀的人,他不拉幫結夥,奉行行穩緻遠的中庸之道,曹禺先生說唯有駱駝坦步才能龍馬精神,相信他走了,會讓很多人意識到,像這樣的忠厚長者,是走一個少一個了……”任鳴提攜年輕人、閱人準在劇院是有口碑的,王斑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以至于後來他做導演的兩個戲也都大膽啟用年輕人,甚至有還沒正式辦完手續的畢業生。“換個角度,任院的使命不就是如此嗎,考上中戲,做導演,最終在崗位上溘然長逝,此生無憾。”
唐烨:排戲時,他會随身帶兩塊糖或小窩頭補充能量
任鳴去世後的第二天,唐烨導演,龔麗君和陳小藝主演的《晚安媽媽》劇組照例排練,但前一個小時,大家始終不能進入角色,唐烨說,“任鳴院長就像一個兄長、一個大男孩,說到興奮處會在排練廳手舞足蹈,自己也會笑得不能自已。”同樣作為導演,唐烨稱任鳴是一個會用情緒去帶動演員的人,“因此年輕演員跟他排戲特别容易受鼓舞,進他的排練廳沒有緊張害怕,每個人都渴望、都躍躍欲試。”工作中,人藝曆來都是院長或第一副院長主抓創作室,任鳴同樣主管唐烨所在的創作室,“他常說對劇本要嚴格,不然後面花再多的精力,戲也留不住,這也正是為什麼有時一個劇本會改上好幾年。”
作為人藝的兩代導演,唐烨和任鳴第一次聯合導演的作品是《金魚池》,後來還有《甲子園》、《社區居委會》等等,兩個人從在中戲的學習經曆來看,算是師出同門,“排《關漢卿》,雖然沒有挂任鳴院長的名字,但作為師兄和院長,他都會主動來排練場提建議。《古玩》前後三年他找了我兩次,希望我能來複排這個戲,并且鼓勵我完全可以推翻之前他和大導的版本重新來。”當了院長之後,屬于任鳴自己的時間少了,留給他導戲的時間和空間也小了,這些唐烨都看在眼裡。“排《社區居委會》的那段時間,他的身體很不好,但還是堅持每天下午來排練場兩個小時,一到下午4點,明顯感覺他的精力就有點盯不住了,他會随身帶兩塊糖或是一個小窩頭,補充一下能量。”
闫銳:高僧隻說家常話
6月17日周五下午,雖然很疲憊,但任鳴還是來到《名優之死》的排練場,說的那番話,導演兼主演闫銳幾乎一字不差的記得。“這個戲雖然是2018年到2019年排出來的,但每次重排,我們要重新尋找這個戲的意義,如果說最初我們是從老文本出發做一個新戲,那麼現在則面臨着回歸,去尋找其本該有的老味道,這樣才能讓這個戲走得更長遠。每一次複排都要講究,當行活就沒有意義了,做就要做到極緻。任何戲都架不住排出味道,這樣段位才能比新奇更高。”這出《名優之死》,是導演系出身又做了多年演員的闫銳在人藝執導的第一個戲,當然過程中有任鳴為其整體把控。
闫銳在中戲的畢業大戲就是任鳴執導的,也是從那時起,“任鳴老師”的稱呼沿用至今。在闫銳眼中,任鳴在身體好時是一個激情澎湃給演員做示範的導演,“他不僅示範,而且演得非常到位,他會把人物講得極其透徹。他有一句點睛的話:高僧隻說家常話。”6月10日那天闫銳在劇院見到任鳴時,“那是他一段時間以來狀态最好的一天,當時我們在曹禺劇場門口說話,迎面而來的攝影師為我們拍了一張合影,印象中這是我和任鳴老師唯一一張刻意拍攝的合影。後來他又讓攝影師為他單獨拍了一張,拍完後他告訴我們這一天對他來說很特别,因為當天是他上任院長整整8周年的日子。”《名優之死》中“活着就是為了唱戲”這句話,是任鳴拎出來的,《我們的荊轲》中的那句,“曆史上見”也是他賦予人物的,這兩句又何嘗不是他生命本體的價值所在。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郭佳
攝影/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曉溪
編輯/喬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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