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有offer的陳璐，感覺待在家的每一天都漫長又難熬。

清晨天還沒亮，奶奶就站在她房間的窗戶外唠叨：“又睡懶覺”、“還沒回學校，畢業證也沒領”、“讀這麼好的學校找不到工作”、“在家浪費了半年”……陳璐用被子蒙住頭，不想聽到有關畢業、就業的任何話題。

春節以來，陳璐在家裡待了三個多月。其間，她經曆了考研失敗、北京疫情無法返校、找不到工作等接連的波折。

2022年全國考研報名人數457萬，高校計劃招生的總人數僅有110.7萬，這意味着，有近四分之三的考生落榜。随着就業難度增加，“學曆通脹”越發嚴重，而“雙非”（非“985”非“211”高校）本科生，往往處于就業的劣勢一端。

在考研、考公和求職的滾滾人潮中，“雙非”本科生們，正在經曆一個略顯殘酷的畢業季。

“考研能逆天改命嗎？”

“考研真的能逆天改命嗎？”有時候陳璐會忍不住問自己。

她就讀于北京的一所“雙非”外國語院校的新聞專業，從大一開始，就定下了考研的目标：考上一所“985”、“211”的研究生。

陳璐的老家在湖北荊門的農村，父親開農機養家，母親在廣東打工。而她父母同輩的兄弟姐妹中，有人曾考上大學，在城市安家，過上了與她的父輩完全不同的生活。這使她和家人更加确信：學曆可以改變人生。

陳璐報考了華東師範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屬于“三跨考生（即跨地區、跨學校、跨專業）”。這意味着她要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學習一門陌生的學科，主要依靠自學。

有“過來人”建議她：“如果決定考研了，就不要給自己留後路。”但學習任務完不成時，她“會逐漸對自己失望”。

陳璐的考研複習資料。

去年冬天，陳璐晚上在寝室樓道裡背書。

有時，陳璐坐在考研教室裡會抑制不住地掉眼淚。她從家人的隻言片語中得知，父母繼續供她和讀初中的妹妹念書，負擔很重。也是從那時起，考研失利，成了她意料之中，卻又如釋重負的一個結果。

就讀于一所二本農業院校的李曼，同樣選擇了“三跨考研”。她報考了湖南師範大學的學科思政專業，希望回家鄉的省會城市做一名高中政治老師。

大學四年裡，她是别人眼裡的“拼命三郎”。行政管理專業第一（綜合績點3.83）；評上過三好學生、優秀共青團員；考取了高中政治教師資格證……但這些榮譽卻“連教師編制的門檻都摸不着”，“本科二本院校，又不是師範專業，如果不考研究生，想當老師很難。”

她從2021年3月開始備考，比大多數人都早。每天在自習室、食堂、寝室三點一線中穿梭，無暇顧及求職、實習。但這種狀态隻延續到了9月份，距離考研還有4個月。

那時輔導員通知她，有保研的機會。“學院七個專業，五個保研名額，通過筆面試選拔，每個專業的第一名都有資格參加選拔。”李曼将自己歸類為刻苦型選手，但不足十天的準備時間，打了她個措手不及。

錯失保研名額後，很多人安慰她：“你就差個零點零幾分，太可惜了。”她一度難以接受：當年高考她距離一本線也是僅差2分。

“考研的動力”在她的身體裡潛伏了四年，那一刻好像突然間消失了。她像是洩了氣的氣球，不再每天準時出現在考研教室，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備考。

有的時候，她躺在床上清醒着，卻怎麼也不想拉開床簾，開始新的一天，她害怕又一次“潛在的失敗”。

同樣早早準備考研的郭心悅，計劃轉行到“風口”的IT行業。

她學的是新能源科學與工程專業，在她的認知裡，這個專業更歡迎男性。她回憶起大學二年級時，見到一位學姐，光着腳、提着高跟鞋在路邊哭着打電話：自己是專業裡學習成績最好的，7個人的面試，其他6個男生都被簽走了，為什麼唯獨不要她？

專業對口的火電廠、水電廠、光伏電站通常都在遠離城鎮的郊區，如果在一線工作，每周要電廠裡住四天左右，而她不想距離父母太遠。

長時間坐在教室備考，郭心悅的腰痛越發嚴重。有一次，她準備穿鞋出門，整個人卻不受控制地向後仰，頭磕在了寝室的床架子上。醫院診斷她是腰間盤突出，需要靜養。

躺在床上的四個月，她每天舉着書或扭着身子備考，為趕不上其他同學的進度而感到焦慮。她有些動搖，并開始謀劃另一條“考公”的出路。

“找不到靶心”

今年2月份，得知考研成績沒過國家線，陳璐比想象中的平靜，考不上研究生，“起碼還能趕上春招。”

受疫情影響，3月中旬，學校要求同學暫不返校，一些急于回北京找工作的同學，有人在外租房，有人提前返校封閉管理，而大多數則留在老家，等待返校通知。

陳璐屬于最後一種。3月份開始，她投遞了100多份簡曆，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少數有回複的，也卡在了線下面試這一關。

一家智庫公司邀請她參加面試，當她詢問能否線上面試時，對方在招聘軟件上“已讀”，卻再未答複；有傳媒公司HR提出幫她申請線上參加一面，後來也再沒有消息；距離機會最近的一次，是一家中國台灣商會的公衆号給她發了上午10點的面試邀約，她準時上線，才發現其他的候選人都是線下面試，隻有她誤以為是線上面試，尴尬地退出了會議室。

4月初，父親還會一直詢問她：“學校有沒有通知返校？”但看着女兒工作沒有着落，學校一時半會兒也回不去，父親開始替她着急。母親也在電話裡發脾氣，“這半年在家裡都幹了什麼？”

随着疫情變化，返京變得更加困難。

她的好朋友中，有人保研、有人出國、還有人拿到了大廠的offer。她羨慕他們“有自己拿主意的能力和魄力”，也懷疑自己“太得過且過”。

陳璐形容自己一直是“乖小孩”。小的時候，父母都去了廣東打工，她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住校，由奶奶撫養長大。每次父母回家，她都希望有好的成績單，争取父母的關注。但他們很少誇獎她，隻是告訴她：“要虛心一點，不要翹尾巴。”

她一路依靠“聽話”，去到北京念大學，而同村的大多數孩子隻讀到大專就外出打工了。

在大學裡，她感受到的卻是前所未有的迷失，“沒有了一個固定、明确的話讓我聽了，或是做出一個成績，能讓别人開心。”

她回想自己的過去，從來沒有過諸如科學家、醫生、老師等職業理想，“隻有高中有一段時間，我想學小語種做翻譯，但這不是我渴望做的事情，我隻是需要一個理由讓我去好好學習。”

脫離了應試教育設定的目标之後，她像是一位找不到靶心的參賽選手，逐漸失去了繼續參賽的野心和鬥志。

考公，“相親鍊的天花闆？”

由“考研”轉向“考公”的郭心悅，同樣在經曆一段迷茫期。

她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小學老師，出于一種“逆反心理”，她此前沒想過跟父母做同行，甚至在選專業和學校時，故意避免和親戚家的孩子重合。

但疫情之下，她想回家鄉長春工作，考公似乎是更“貼合現實”的選項。

距離2021年11月28日的國家公務員考試還有一個多月，郭心悅報名了1萬多元的國考輔導班，每天在“考公”App上做模拟題，為了督促自己，她還将每次的模考成績和心得發到微博。

郭心悅将行測模考成績發到微博上。

但最終，她以2分之差沒能進入國考面試環節。國家公務員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212.3萬人通過了資格審查，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68:1。相較往年，國考報名人數及競争程度都創新高。

郭心悅決定轉戰吉林省考。但因為疫情，省考一再延期。

看着室友們的前途逐漸明朗，唯獨自己還在原地等待，郭心悅一度情緒崩潰，她在電話裡向母親嘶喊：“我真的很差嗎？”

不過重來一次，也許她還是會選擇考公。考上公務員，郭心悅能想象周圍人的反應：“哇！太厲害了”、“長春相親鍊的天花闆。”

在她的家庭裡，她很少受到父親的表揚，從記事起，父親就是一個嚴厲的形象。小學三年級時，她和母親作為軍屬，随軍轉調到長春市生活，此前她的童年都在農村度過。她渴望做成外界普遍認為好的事情來證明自己。

很多次當她面臨選擇時，她都甯願聽從其他人的想法。高中時，做老師的親戚建議她“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她選擇了不擅長的理科；高考填志願，父母希望她不要走得太遠，她放棄了去南方看一看的想法，留在了省内升學；還有不到一個月畢業，她被困在了去往周圍人心裡的“康莊大道”的路上，既不想失去應屆生的身份，又擔心實習經驗不足無法獲得企業的青睐。

得知她的處境後，曾經考研失敗，轉而求職的學長給她發了一段很長的文字：這個選擇我由衷的希望你自己去自己定，甚至都不要聽從家裡人的安排……這樣你以後的時候可以驕傲的向家人，向别人去炫耀，因為這是你自己去奮鬥得來的。即使你失敗了，你也不會去怨恨任何人……

“快人一步離開校園，面臨的卻是待業”

周語甯是一個目标感很強的姑娘，從上大學開始，她就做好了畢業即就業的準備。

她在上海的一所“雙非”高校就讀電子商務專業，身邊超過一半的同學，一入學就決定考研。但她自知很難有沉浸式學習的狀态，更喜歡實踐層面的知識。

她嘗試過自學編碼，做UI設計，但發現和有專業基礎的同學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最終，她将求職方向定在自己更得心應手的項目管理類崗位。閑暇之餘，她報名了PMP（項目管理專業人士資格認證）的線上課程。

今年3月初，她順利地通過了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筆試和面試，接到HR的口頭offer電話，通知她下周一會發放書面offer。

周語甯是個急性子，周末就簽了租房合同，3月9日深夜，她收拾好行李，從學校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出租屋。然而，搬來的次日淩晨，她所在的小區就因為出現新冠陽性病例，被封控管理。

3月9日深夜，周語甯從學校搬家到了租住的小區。

她提前下單的鍋碗瓢盆、床單被套都滞留在了運輸途中。沒有儲備任何物資，搬來小區的第一周，她隻能依靠小區超市裡的泡面和沙拉度日。睡覺時，她隻占用雙人床的一半，因為學校裡帶來的單人床單隻夠鋪半邊床。周語甯在焦急地等待着書面offer，每天連垃圾郵件都不放過刷，但沒有任何音信。距離約定時間過去四天，她按捺不住打給HR，才知道，公司所有的春招計劃暫緩，她報名的崗位也不招人了。

周語甯沒有想到，自己快人一步離開校園，将面臨的卻是——待業。

重新打開招聘軟件、企業官網、以及各類求職公衆号時，周語甯發現，相比于疫情前招聘方90%以上的答複率，現在投遞的簡曆基本收不到回複，一些崗位還顯示“停招”或“下架”。

周語甯急于找到一份工作。她的老家在河北唐山，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作為工人的父親獨自養家，攢下的錢要給哥哥買房子，她“隻有靠自己。”

被封控在小房間裡的70多天，周語甯參加了五場線上面試，投遞了近百份求職簡曆。為了獲得更多的面試機會，她将期待薪資從1萬元每月降到了八千元每月。

面試進度也明顯變慢了。平時一周能走完的面試流程，現在可能需要兩周。不少面向應屆生的崗位，都由三到五人縮減到隻招一人。她将投遞範圍由互聯網企業，擴大到了金融、汽車等行業，但由于缺乏相關的實習經曆，一面之後便沒了下文。

線上的面試，隔着屏幕，周語甯很難感受到面試官的态度和企業的文化氛圍。她把面試的過程比作相親，從進公司，前台發放信息登記表開始，“你就也在給公司打分。”

TA們的選擇

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千萬，達到了1076萬。4月26日，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截至4月中旬，46.7%求職畢業生獲得offer，2022屆畢業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約6%。

陳璐也意識到所謂的“金三銀四”，在今年顯得格外冷清。輔導員在線上班會勸同學“放低期待”，勸一些打算“二戰”（再次考研）的同學先就業穩定下來。

5月10日，陳璐接到了一家位于深圳的環保公司邀約，新媒體運營崗位，月薪五到六千元，她最終拒絕了。這是一家小型公司，陳璐是他們招聘的第一個新媒體專員。

她理想的工作月薪八千到一萬元，能夠做一些策劃、創意的輸出，而不是“流水線上的搬運工”。

在家的半年，她也并非“一事無成”。她完成了畢業答辯，在準備英語專業八級考試，也會像個孩子王一樣，帶領妹妹、堂妹、小侄子去地裡摘果子。看着窗外的皂莢樹由冬天光秃秃地，一點點長出了新葉，再到枝繁葉茂。陳璐在微博裡寫下：等不是辦法，幹才有希望。

7月1日，她收到了北京一家互聯網文化公司的offer，即将去報到。

陳璐卧室窗前的皂莢樹。

4月30日，在學校裡被封控管理了60多天的郭心悅，收到了可以離校的通知。父親開了7個小時的車将她接回老家，一起回家的還有她大學四年的全部行李。回到家，她反而變得放松，每天能睡10個小時，也經常去跑10公裡，看看書，打遊戲，和家人聊聊天。

郭心悅逐漸想清楚，參加“省考”不是父母替她選的，而是自己主動選擇的，她是獨生子女，“不希望有一天疫情封控，父母隻能向網絡或鄰居求助。”如果“省考”失敗了，她就在家鄉找一份工作，一步一步來。

考研失敗的李曼，暫時擱淺了當高中政治老師的計劃，她簽約了珠海的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5月17日，離開校園時，她最大的遺憾依舊是沒能繼續深造。但确定了未來歸屬後，她感到釋然：達到自己能力範圍内的最好。

周語甯的春招顆粒無收。她最終選擇了秋招時，一家給她抛出過橄榄枝的互聯網公司，薪資、崗位和上一個“飛走的offer”都有差距。

被封控在上海的兩個多月裡，她經曆了第一次下廚、搶購物資、和新室友的磨合……與4個陌生人合租，冰箱裡沒有位置給她放東西，她隻能等室友空出來一小塊地方，馬上把自己的東西填進去；起夜時，她小心翼翼地生怕吵到别人；最難忍受是一個人待在狹小空間裡的孤獨感。

周語甯開始學着自己做飯吃。

她也考慮過回家，尤其羨慕一畢業就領了結婚證的朋友。但留在出租屋裡，過都市漂流的日子也是她自己的選擇。在20多歲的年紀，她期待多見識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有一天，存夠了錢，回老家唐山買一套自己的小房子。房子、錢，對于她而言，意味着安全感——有更多保底的選擇。

堅強自立的外表下，周語甯還是一個惦記着家的小女孩。她記得有一次拔完智齒，牙龈腫着說話都疼，她隻能通過電話從父母那裡得到一些心理安慰，但去醫院、找跑腿代購止痛藥、買粥，每一件事都要獨自面對。

6月1日零點，她發朋友圈：“有幸在上海這天看到了煙花。”她租住在一間朝北的卧室，如今終于可以出去見見陽光，過鮮活明快的生活。

周語甯租住的朝北的卧室窗前。（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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