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是儒家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該書的作者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孔子，但也有一些研究認為這是後世的儒家弟子假托孔子的名字而編撰的。但不論是否孔子所作，都無損這部著作的偉大意義和現實價值。《孝經》自誕生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倫理關系構築的基礎理論依據，深刻影響了兩千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中國人的文化人格。

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出于翻地反封建的思想需要，《孝經》這部儒家經典被冠上了“封建枷鎖”的名号，逐漸被囚禁在了“思想糟粕”的黑屋裡。這當然有着時代需要，對于這樣的歸類也無法再置褒貶。但思想革新、文化進步的戰火燃盡之後，再來冷眼看待這部著作，就會發現《孝經》裡所蘊藏的思想内涵即便在現代社會也極具普世價值乃至永恒意義。

在《孝經》的第二至六章，分别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種不同的人，其踐行“孝道”的核心内容進行了闡述。當然，這樣的分類方法也是被反封建思想者最為诟病，并以密集火力予以攻擊的地方。表面看來，這是明顯在宣揚“人人生而有别，貴賤親疏如若天壤”的等級思想。而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也是封建制度剝削、壓迫底層百姓的理論根源和罪魁禍首。《孝經》之所以在總論之後，緊接着就以連續的篇幅去論述這五個階層的人的倫理差異，其主要目的也是在強調和深化、固化這種等級思想。

這種以天然的血統為依據的森嚴等級制度，在今天的文明社會當然是腐朽、糜爛到臭不可聞地步的思想餘毒了。但如若換一個視角去品味《孝經》，我們就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就會品味出《孝經》這五個篇章所蘊藏的思想對我們的現實文化意義了。

這就如同蛇毒，在我們對蛇毒缺乏足夠的了解的時候，在我們隻是看到蛇毒傷人肌膚、奪人性命的惡果的時候，我們對蛇毒唯有唾棄、厭惡乃至仇恨。但當我們換一個思路，或者說真正了解了蛇毒的構成、機理之後，就會發現蛇毒也可以作為一種治病救人、維護健康的良藥。世間的萬事萬物，本來就無所謂寶物、廢物和有害、有益的區分，其重點在于如何認識、如何利用，使其“利則取其大，害則取其小”，天下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變成寶貝。

在《孝經》的第二章，就是闡述“天子”的孝道。原文說：“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意思是說，一個天子（周朝時候的最高統治者）要用仁愛的心、恭敬的姿态，盡心盡力地服侍自己的親人。但這是遠遠不夠，天子最重要的是用美德來感化、教育百姓，讓法律的威嚴遍及四方。如果用現代的政治學觀點來說，就相當于要求天子要将“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手段并重并用，讓恩惠和威嚴遍及所有臣民，傳遍四方乃至影響邦國。

《孝經》的第三章闡述的是諸侯之孝。周朝的諸侯是真正意義上的諸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封地乃至封地内的所有資産、百姓，是享有完全的占有、支配、獲利的權力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那些列土封疆的諸侯看做是一個個“獨立王國”的。原文的語句濃縮起來就是九個字：“守富貴，保社稷，和民人”。“保社稷”就是保衛王朝的統治基礎，讓江山綿延、國祚昌隆；“和民人”也很好理解，就是讓自己疆域内老百姓和睦相處、安居樂業。

最難理解的就是“守富貴”這一條。有人認為，既然是“獨立王國”，封國裡的諸侯又是王國的最高統治者，這富貴不但是天生的，而且是世襲的，無所謂守不守啊。事實上，對于諸侯這樣一個上無權力限制、下無有效監督的特殊群體，他們最難做到的就恰好是一個“守”字。因為這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導緻他們最容易自我膨脹、腐朽堕落、橫行不法、虐待百姓，這樣導緻的最可預見的後果就是激起強烈反抗，導緻封國不甯、富貴移位，乃至天下大亂。

所以，《孝經》在這部分不僅僅對諸侯之孝提出了目标性的要求，更是不厭其煩地指出了要實現這樣的目的，應該堅守的态度和采取的方法。這種訓誡幾乎是手把手的教。什麼方法呢？用原文的話說就是：“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處于很高的位置上，權力沒有約束和限制，就絕對不能驕傲進而驕橫，俗語不也說：“人狂沒好事，狗狂挨磚頭”嘛；謙虛一些、謹慎一些，時常保持警惕和敬畏，就能在高位而免除危險。

做到這些，最重要的就是自律，凡事不要壞了制度、規矩，時時處處乃至日常的用度，也要嚴謹和節制，不要鋪張浪費，不要貪圖享樂，放任自己的欲望，以至于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就像一杯水一樣，既要保持杯子是充盈的，也要警惕杯子裡的水溢出來。這段對于諸侯的訓誡，與儒家一貫的“中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謙受益，滿招損”。

《孝經》的第四章就是關于卿大夫的孝道了。卿大夫的孝道重點就在于遵從禮法，謹言慎行，達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的境地。從身份和職能來說，卿大夫是一個轉換點。卿大夫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領袖天子，也不是列土封疆、經營一個獨立王國的諸侯，而是為周天子的統治和諸侯王的管理服務的高級管理人員，具體說就是上級決策的執行者。所以，他們這個群體孝道的核心就是遵紀守法、謹守律令。

但卿大夫這個群體又不是單純的執行者，因為特殊的地位，他們既是高層決策的直接接受者，又可以最有力地幹涉高層決策。甚至因為理解的偏差和個人的某種情感、欲望，扭曲某些決策，直白點說就是很容易“歪嘴和尚念歪經”。所以在這個部分特别強調服從——絕對的服從、毫無偏執的服從。

當然，《孝經》在這部分必須有一個必須批駁的思想，那就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确，卿大夫的孝道核心是服從、遵守，但這種過度的因循守舊，其結果就是阻礙了創新思維、質疑精神，這也是近來儒家思想頗為受現代人所批判的一個重大缺陷。任何一個群體或民族，缺乏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創造精神，甚至将這種故步自封作為一種美德來倡導，當然就會将文化福利轉化成思想枷鎖。

接着就是對士人的孝道要求了。在儒家的世界裡，“士”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士”這個群體并非是那些掌握一定的文化、科技資源的知識分子，更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傳播者、奉行者。在儒家的學術團隊内部，當然有約束其弟子的規範、評判其優劣的标準，但《孝經》這一部分主要強調儒家的弟子在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時候，該履行什麼樣的義務，保持什麼樣的狀态，以什麼樣的姿态實現“學以緻用”乃至“經世濟用”。對于“士”的要求概括起來就兩個字：“忠順”。忠誠而順從，避免知識分子的桀骜不馴、孤傲清高，積極融洽地融合到社會群體之中。

在儒家看來，庶人是社會的最底層。但儒家的根本思想卻從來沒有看不起這個群體的意思，最顯著的一個例證就是“亞聖”孟子就曾經明确提出了“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的論斷。而在《孝經》裡，對庶人提出的一系列孝道要求裡，其實包含着對整個社會的期望。因為庶人是最底層的，是數量最為龐大的基礎性群體，所以對庶人提出的孝道标準其實是所有人都必須首先做到的，是前提意義上的。

分門别類對五個社會階層的孝道進行概要介紹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孝經》并不是簡單的倫理規範，它所倡導和期望的，其實更多。我們完全可以将這五個标準看做是不同身份、職業者的崗位職責、職業道德，因為除去《庶人》這章，對其他身份人群的孝道要求，并不是“愛親、孝親、養親”這麼簡單，而是要求他們以孝道為圓心，根據自己的身份、地位特點，将孝道“仁愛”的内心選擇弘揚光大、由近及遠、推而廣之。

其實一個最為完美的社會，不就是每個人都按照社會分工、恪盡職守，幹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嗎？“物盡其用，人盡其責”就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社會形态。另外，每個人所出的社會階層、所從事的職業或者說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相對的，例如一個人，他既可能是一個高級官員，他也可能同時是一個兒子、丈夫、父親，他就需要根據不同的場景，合理地把握、理解和進入不同的角色，然後按照不同的角色要求，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而《孝經》最具普世價值和永恒意義的思想，也就在這裡。

孝道的基礎性标準是看似針對庶人的，其實就像前面說的，是每個群體都必須遵從的。“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如果直白地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努力生産，勤儉節約，不要惹是生非，好好地贍養父母。但更進一步理解，“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不就是要求人們要盡可能地掌握和利用自然規律，不斷地擴大生産，積累物質财富嗎？這種要求即便在今天的社會，也是具有時代價值的。“謹身節用”，這也更好理解了，就是諸葛亮在《誡子書》裡說的那樣，“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嗎？這種對于個人修養的要求，似乎是永不過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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