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電影《最後的棒棒》最近在全國各大影院上映了，這是一部由13集紀錄片改編的電影，作為一部退伍軍官導演和婚慶公司攝像執機的低成本紀錄片，它在豆瓣上獲得了8000多人打出的9.7分高分。電影版本壓縮了一些情節，增加一些新近後續，跟紀錄片的觀影感受不太一樣，但無論最後評分如何，這個山城重慶最特殊的行業，還有記錄故事的人，他們都值得被銘記。

重慶市區外四公裡處，棒棒依然和以往一樣聚在超市門口守活兒，但需要他們的雇主已經不多了。（黃宇 攝 ）

時代的慣性

何苦40歲的時候決定去當一名棒棒，那是2014年。當時他還是一名團級軍官，決定退伍，自主擇業。在解放碑，他看到一名老年棒棒，挑着很少的東西，在人群裡走，步履緩慢，汗流浃背，他跟着那個棒棒走了很長一段路，感到困惑而吃驚。在他心裡，山城棒棒軍都是肌肉飽滿的，健壯的，有力量的，他心想，“他們怎麼這樣老了，佝偻成這個樣子。”

接下來的那段時間，何苦在解放碑一帶棒棒聚集的地方去觀察，發現棒棒少了，且老了。他跟身邊的人讨論，重慶還有棒棒嗎？大多數人的回答是“棒棒？好像沒有了吧？”這是個不經意的散漫回答，讓何苦得到的結論是，棒棒作為一個行業正在消失，現在依然守在街邊的棒棒，不過是一個時代終結的最後慣性。

重慶人喊棒棒，尾音總是帶着昂揚上翹的兒化音，有一種力量爆發的筋道和銳利，就像這個職業本身呈現的品性一樣。很難去考證棒棒這個名詞的來源，但在街頭尋找一名棒棒是容易的，一根扛在肩上的圓木棒或竹棒，加上一團挽着的粗重尼龍繩，就是棒棒們的吃飯家夥和标志了。

重慶地形特殊，光嘉陵江和長江交彙包圍而成的渝中半島區域内，海拔落差就達到250米，彙集了灣凼、溝谷、坪壩、岩坎、坡、堡嶺等各種類型的地形地貌。在這些複雜的地形裡，從提菜到搬家，從挑、扛、擡、拽，到鏟、挖、撬、砸，隻要付錢，棒棒們幾乎無所不能。一個普遍的說法是，這個山城重慶最具名片效應的勞動力工種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數量一度達到三四十萬，那時候的重慶市民“上街不知怎麼逛，随時随地找棒棒”。

除了力氣，當棒棒沒有任何門檻，但何苦入行，還是拜了個師傅，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拍一部跟棒棒有關的紀錄片。他本來想跟普通的紀錄片導演一樣，找個主人公随拍，卻發現棒棒流動性強，又警戒，親自當棒棒，并記錄下這段時光反而是最好的辦法。揣着1300元進入這個行業後，何苦在一年的時間裡見證了這個行業的悠長尾聲。

身患腿疾的老杭（圖 |《最後的棒棒》紀錄片劇照）

何苦拜的師傅人稱老黃，重慶江津人，住在離解放碑100多米遠的自力巷53号。老黃1992年就加入了山城“棒棒”大軍，何苦拜他為師的時候，他已經65歲了，走路時總是雙手插在褲兜，佝偻的後背和後昂的脖子極不協調。老黃說，他保持這樣别扭的走路姿勢，是想告訴别人，他還不老，還挑得動。但事實上，在2014年，老黃能夠幹活的機會已經不多了，一個月的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連達到當年重慶最低工資标準的1250元都困難。

這當然不是老黃在解放碑20多年生活的全部寫照。重慶的棒棒分“家棒棒”和“野棒棒”，“家棒棒”指的是那些資曆長、信譽度高，有固定雇主的，他們甚至可以幫一些商家店主代收貨款。沒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就是“野棒棒”了，隻能流竄作業，接些零活，随便進入别人的領地，輕則遭白眼，重則挨揍。老黃所在的五一路以前有大大小小十幾家電器和五金建材商店，家家店都是他的老主顧，以前一直都是一名不愁生計的“家棒棒”。因為業務多忙不過來，老黃還一度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老杭前來分享業務。

但何苦沒有見證那樣的好時光，跟着老黃，何苦第一個印象深刻的活兒是給一個麻将館搬家，那一次他确切地知道了，背着一台自動麻将機上5層樓，足以讓人使勁的部位從肩膀、雙腿最終轉變到牙齒，那個活兒幹了大半天，何苦和老黃一共領到工錢150元。

在何苦真正成為一名棒棒後，老黃告訴他，力氣不是養出來的，是榨出來的。他還舉了個例子，比如某一天他帶着何苦做的一單挑膩子粉的業務，膩子粉共230斤，從解放碑的五一路送到洪崖洞，如果雇主請2個棒棒，需要20元，雇主會覺得不值，隻請一個人棒棒付10元，又請不到人。最終，雇主的折中方案是花15塊雇一個棒棒。對棒棒來說，這當然不是一個合适的業務，但老黃喜歡這個方案，因為一單業務下來，他可以多掙5元。

也不是沒有輕松的活兒，在做棒棒的第二個月，何苦接過一個業務，是幫一個白領女孩搬一張折疊桌子回家，共走了三條街，上五層樓，工錢10元。輕松得何苦感慨萬分。實際上，在重慶還沒有電梯的年代，曾經的棒棒們也經常接到類似業務。

何苦跟黃師傅在解放碑攬活（圖 |《最後的棒棒》紀錄片劇照）

在進入棒棒行業的第一個月裡，何苦從老黃哪裡分到了517元，随後自立門戶的5個月裡，除了2015年4月在一個工地上挖溝掙了3300元，其餘每個月都在1500元左右徘徊。

他趕上的正是老黃最壞的最後時光，因為2013年下半年，五一路自力巷一側就開始拆遷了，拆遷後的五一路将成為金融一條街，老黃的雇主們一家家關門離開，老黃是從那以後一步步淪為幾乎沒有固定雇主的“野棒棒”的。

即便如此，何苦還是跟着老黃學到了諸多的行業規矩，比如，老黃告訴他，棒棒不能随意地拎在手上，要扛在肩上，因為随便拿根棍子找飯吃的是叫花子，叫花子用棍子打狗，而棒棒手中的棍子是幹活的工具，雖然棒棒不一定比叫花子掙得多，但自食其力，這是最本質的區别。

但在乎這種區别的棒棒顯然不多了，因為留在這個行業的人本就不多了。

最後的見證

當棒棒後，何苦落腳的自力巷53号在2014年是解放碑商圈最後的幾棟不知遺留于哪個世紀的磚木老房子。這棟房子與解放碑隻有一街之隔，何苦在那裡租了一間300元的“豪華”單間，和他鄰居過的，除了老黃，還有老甘、老杭和河南，他們都曾有過長久的棒棒生涯。

在自力巷53 号裡，大石用30 多年時間完成了一個農村家庭向城市的躍遷，如今，他和家人已經在重慶市南岸區擁有了自己的新家。（黃宇 攝）

在整個解放碑的勞動力市場，人們的稱呼分兩種，一種是如“老黃”這樣簡單的帶姓氏的偏正詞組，如果還有其他人姓黃，就簡單加個字區分一下，比如“小老黃”；另外一種則是與姓氏無關的外号，如“毛土豪”，“栽得深”，“楊不起”，“餓母狗”。何苦是在第四個月獲得屬于自己的外号的，叫“蠻牛”，來源于曾風靡川渝地區的電視劇《山城棒棒軍》中的一個角色。

有了外号，意味着何苦真的成了一名棒棒，他終于可以完全進入棒棒們的世界了，他相信，所有依然留在這個行業裡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隻是等着人們去挖掘。

在何苦的鄰居裡，河南的外号來自家鄉的省份，這個來自中原的單身中年男子姓甚名誰，至今無人知曉。河南出生于1960年，1994年來到重慶，先幹了17年棒棒，而後給一個夜市大排檔老闆幹了3年雜活。

但何苦到達自力巷的時候，河南已經失業了，起因是他可以一口氣吃下小半桶稀飯，飯量過大，本就遭老闆本嫌棄。某一天，因為吃過飯了才去大排檔，河南想吃兩個雞蛋，被老闆譏諷還要點菜，随後開除了他。離開大排檔後的河南不願重操棒棒舊業，給自己找了新的出路：鬥地主。

四川鄰水的老甘來到重慶當棒棒，則是因為年輕時房子不臨公路，被訂婚5年的未婚妻悔婚。在當棒棒的第一個5年，他攢夠了1萬元，準備改行開一個小面館，卻在從銀行回來的路上把錢搞丢了；随後他用第二個5年攢下了25000塊，準備盤下一個日雜店，關鍵時刻被小偷破門而入，把錢偷光了。此後的老甘開始懈怠人生，并聽從十八梯一位算命先生的建議，等待自己60歲後時來運轉，再大幹一場。在棒棒行業日漸沒落的時候，他找到了幫大排檔出攤的活兒。

老杭成為棒棒的故事更加凄楚一些，兒子20歲那年，老杭的妻子離開他成了别人的家人。老杭到重慶當棒棒掙錢，是為了複仇雪恨，因為老家南川的一個混混告訴他，隻需要一萬元，就可以幫他解決掉奪妻仇人。命運弄人的是，就在老杭攢夠第一個1萬元，準備與混混接頭時，錢丢了；老杭又花了1年，攢夠了第二個1萬元，正待與混混接頭，混混卻入了大獄。

無奈之下，老杭準備親自複仇，先後買了三把刀，一把西瓜刀、一把三棱刀和一把彈簧刀。買西瓜刀的時候，老杭想要親自解決掉仇人的性命；買三棱刀時，他的仇恨減少一些了，決定在對方身上捅一個不好縫合的傷口；買彈簧刀時，他覺得閹掉對方就可以了，但當他真的拿起那把精巧的刀子時，他發現自己雙手發抖。最後，三把刀都被他鎖進了抽屜，他消化掉了仇恨，開始覺得，妻子的離開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自力巷拆遷前，棒棒們在巷口等活（圖 |《最後的棒棒》紀錄片劇照）

2014年，已經一身傷痛的老杭依然留在自力巷當一名棒棒，是因為兒子在外打工，他不方便在老家與帶孩子的兒媳單獨相處。

與河南、老甘和老杭相比，老黃的棒棒生涯更持久堅毅。與共和國同歲的老黃出生一個擁有10多畝土地的地主家庭，因為家庭成分，直到30多歲才與鎮上的一個寡婦有了自己的女兒。女兒3歲後，寡婦另嫁他人。為了養活女兒，老黃來到重慶成了一名棒棒。

2012年，外孫子快滿3歲的時候，老黃拿出積蓄的3萬元，鼓勵女兒女婿在老家鎮上分期付款買了一-套房子，房貸10萬，所以雖然年過60，但老黃決定再幹幾年。

在何苦進入自力巷的2015年，老黃扔掉了手中的棒棒。原因是他在小診所被查出高血壓和疑似腦溢血，随後，因為拖延治療，病情發展到無法勞動。

不過，何苦自己的棒棒生涯結束得更有戲劇性一些，2015年8月的一個清晨，自力巷53号被拆了，房子被推倒時，老黃和何苦正在幾十米外的“享受”公共衛生間每天唯一幹淨的時刻。因為沒能在拆遷當時搶救出任何财物，何苦和老黃經曆了數個晚上露宿街頭的日子。

廢墟之下的财物最終被老杭和老黃拿出來了，那是一個稱得上出生入死的冒險行為：他們在與拆遷辦鬥智鬥勇了數天之後，于一個雨夜裡用鋼釺和鐵鍬開道，鑽進了危險重重的廢墟。行動時，他們沒有通知何苦，何苦說，那個時候，他才第一次意識到，他沒有真正理解“老黃們”的價值觀念，因為他有值不值得的顧慮，而對老黃來說，廢墟下的錢應該拿出來，才是全部的理由。

老黃師傅（圖 |《最後的棒棒》紀錄片劇照）

那并不是何苦第一次見識這些老年棒棒的固執。更早的一次，老黃幫一名雇主挑着價值上萬的化妝品到沙坪壩，因為不熟悉地形，他和雇主走丢了。為了等到雇主，他老黃在三峽廣場等到半夜，依然不肯報警，理由是報警後就拿不到力資了。他說，流了汗，卻拿不到錢，晚上會睡不着覺的。最後，在不得不走進流動派出所後，老黃等來了雇主，面對雇主拿出的100元感謝費，老黃卻又千推萬辭，選擇了拿30元，其中20元是之前議定的價格，剩下10元是他對自己等待了半天的時間定價。

但無論老黃對自己的行業有何堅持，随着時代發展，已經沒有多少人需要棒棒了。在自力巷53号樓被推倒後，何苦開始去尋找給工地幹活的機會。在随後的5個月裡，他一口氣攢下了3萬元，是他之前5個月的10倍。

就在何苦尋求轉型時，老黃已經因為病情，不得不回到女兒家養病。除了老黃，自力巷53号的住戶們也在繼續風雲四散。老杭回到老家帶孫子了，幹起了久違的農活，還養起了蜜蜂；老甘回到了鄰水老家，他的初戀情人和曾經夢想發達以後迎娶的隊長家千金早已兒孫滿堂，他說自己還能勞動，謝絕進入村裡的養老院。

河南本來有機會達到自力巷53号住戶的巅峰成就，因為驚人的飯量，一家打造網紅的公司将他變成了桶哥，請他錄制節目，每期2000元，這個公司本來指望靠着他發展壯大，但是之錄制了第一期，他們就再也找不到河南了。直到如今，當何苦再詢問河南時，他依然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因為他還有更大的夢想要追求，那就是有朝一日去到澳門一展牌技。

讓何苦感到“幸運”的是，他沒想到自己真的在自力巷見證了一個棒棒群體的最後消失。

他們曾挑起這座城市

年輕人現在很少進入棒棒這個行業，而是選擇快遞和送餐這些新興行業。（黃宇 攝）

自力巷最資深的棒棒并不是老黃，而是大石。在自力巷53号被推倒前的最後歲月裡，他住在南坪的寬敞商品房裡，擔任着自力巷53号的二房東工作。

大石是重慶合川人，1982年因為家庭欠債，隻身一人來到重慶打工掙錢。在重慶話裡，出力叫下力。在老家時候，大石就已經是一把下力的好手了。80年代的重慶農村，農戶蓋房子，用的都是青石條，輕則三四百斤，重則五六百斤，2個人扛，或4個人擡，1.2元一天，那是大石用一身莽力換生活的開端。

到重慶後，大石最開始是在一個單位修遊泳池，修了1個月，工程完結，因為很少到重慶主城，他決定到解放碑玩。那時的解放碑還是渝中半島最高的建築，周圍一片木結構吊腳樓，家家戶戶燒煤球，用糧票。

正是煤球，讓大石留在了解放碑，找到了新的生計。新的生計就是拿着一根棒子給居民和小館子送煤球的生涯。大石記得，那時候的煤球1.55元100斤，他負責送到居民家裡，1.8元100斤，2角5的差價算力資。大石在老家擔農作物，用的都是扁擔，扁擔扁，擔起來省力，但重慶的棒棒都用圓木棒或圓竹棒，圓棒更累人，但是最多能稱重五六百斤。

除了給居民擔煤，大石還給煤店卸貨，拉煤的車都是午夜12點過後才能進城，卸完就是淩晨三四點了，回家胡亂睡一覺，六七點就起來繼續幹。大石算過，那時在城裡做3天，頂農村一個月，對他來說，重慶就是他的流金之地，他攢着勁，隻用了一年，就把在老家欠下的1000多元巨款還清了。

大石算得上重慶最早的一批棒棒，為了掙錢，他做的是白天黑夜兩個班。晚上給煤店卸煤，白天到朝天門接散活，那時的朝天門還分為一碼頭、二碼頭、三碼頭，每個碼頭出來，都又直又陡的坡，因為大型貨物用纜車送上岸，小型物件則全靠棒棒一點一點往上擔。那時候成立的棒棒多，但活兒更多，多得棒棒都做不過來，通常都是上一件東西還沒放穩，下一個雇主已經在招呼了。

不光碼頭上，城裡人氣力弱，在重慶的地形裡，買個沙發買個桌子，五六十斤的東西就搬着已經很費力，如果有兩三百斤的東西，是必須請棒棒的。

挺腰擴背，大石還保持着當棒棒時負重的姿勢。（黃宇 攝）

大石最好的時光在1993年到1996年，工具裡已經增加了闆車，一次可以送10擔8擔煤球，力氣加工具讓大石每天最多可以掙兩三百元，而那時的城裡白領，薪水高的一個月薪水也不過幾百元。因為掙錢多，大石甚至謝絕了伯父給他找的兩份固定工作，并在朝天門花10多元買了個鬧鐘，鬧鐘一響，翻身就起床掙錢。他記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他總共隻睡了一個小時，困得走路擔煤時都在打瞌睡。

大石送貨的主顧大多是飯館，除了掙錢，他最怕的其實是耽誤飯館老闆的生意，因為飯館的煤球是每天送的，沒送到，老闆是沒法點火升竈的。他說不出來應該怎樣形容自己的狀态，隻知道如果哪天送遲了，老闆數落一兩句，他心裡就不好受好多天，感到對不起人家。大石還說自己腦子笨，每天記送煤的事就記不過來，以至于有一次下午，他突然困惑，自己中午到底吃飯了沒有，想了很久也沒有想起來。

大石擔煤的生意是在1996年後慢慢走下坡路的，客觀原因是，重慶市區漸漸開始禁煤了，大石記得那時候他在報紙上看到過好多輪禁煤的消息；但根據大石的總結，業務變得差起來，是因為大石的父親重病，他回家料理了一個月，回家的時候，他請自己的妹夫幫忙送貨。妹夫不熟悉業務，讓大石丢了好一批主顧，再也沒能找回來。

直到2年前，大石依然在幫解放碑附近一家小餐館擔煤，甚至還把他家每天早上送菜的業務也接了過來。為了這趟業務，大石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就會起床，坐公交從南坪趕到解放碑，做完雇主的活再回家。那兩年裡，除了交通成本，大石在做棒棒這件事上的收益隻有幾百元。他總懷疑，自己是全重慶最後一個擔煤的棒棒，他說，到最後幾年，已經不是為了掙錢，而是希望能夠為幾十年的老主顧多盡一點力。

在漸漸老去，看着身邊一個一個夥伴離開的這些年，大石也見證了解放碑從昔日破敗變成如今流光燦爛的全過程。如今，帶我走在渝中區的時候，大石依然習慣用上半城和下半城來指示地名，下半城在江邊山腳，上半城則在遙遙高處，中間是長長短短的石梯連接。

為了94 歲的母親，73 歲的老黃師傅（後左）于2009 年來到重慶，成為了一名棒棒。（黃宇 攝）

他記得臨江門的那棟電梯房是全渝中區最早的電梯房，八一路解放路兩邊全是木頭房子，圍繞着高高聳立的解放碑。他剛剛住到自力巷時，解放碑旁邊最高的就是百貨大樓，一開始6層，後來又往上加；最精緻的則是會仙樓，後來失火，燒了幾天幾夜。大都會的修建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因為工程方為了搶工期，第一次在解放碑用了機器推樓，所有可以回收的廢舊建材一律做垃圾，以最快的速度運走。那是這座城市狂飙突進般成長的年月。

大石是重慶日新月異的變化的，也是看着棒棒如何漸漸成為曆史行業的。如今，在大石家居住的商品房小區外超市邊，依然有三五成群等待雇主的棒棒。但大石說：“請的人少了，也不掙錢了。其它行業都有接班人，但棒棒沒有，反正就是過世了生病了，走一個少一個。”

因此何苦決定，他還要繼續籌備新的拍攝，同樣是一部關于棒棒的紀錄片，他已經找到一個主人公了，那是一個73歲的老人，入行不足10年。

何苦問他“你這麼大年紀了，為什麼還要當棒棒？”

老人回答：“我的母親94歲了。”

何苦又問：“你這麼大年紀了，還挑得動嗎？”

老人回答：“我的母親94歲了。”

何苦再問：”你這輩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麼？“

老人回答：“我的母親94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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