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歲尾，各單位都會對新年度工作謀劃一番，做些決策。如何讓決策更準确、更具前瞻性？國外一名管理學家給出的答案是：“關鍵在于你能否珍視異議，認清異議的意義。”

對于異議，這名管理學家格外珍視。他說：“沒有任何不同意見時的決策，往往風險最大。”“我最高興看到決策前的激辯，一個公司強起來，往往得益于求同前先存異。”心理學家查蘭·奈米斯很認可這名管理學家的理念，并在其著作中發問：“為什麼群體智慧有時會招緻風險，而異議卻常常是創新和正确決策的驅動力？”

其實，我國古代先賢早就認識到異議對決策的重要性。早在商代，賢臣伊尹勸谏開國之君商湯“言能聽，道乃進”，意思是說，能聽得進各方面的意見，才能使治國之道不斷完善。“兼聽則明”“從善如流”“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谔谔”等成語、金句，都是在告訴我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别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曆史上，善治局面的形成、科學決策的誕生，無不是集納衆人之言的結果。齊威王聽取鄒忌谏言，下令獎賞進谏者，以至“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唐太宗虛心納谏，正視錯誤和不足，營造出良好政治風氣。

而不聽、屏蔽，甚至打擊異議，結果往往都很悲慘。比如商纣王，視異議為“惡言”，最後落得國破家亡。再比如官渡之戰前，袁紹“拒谏飾非，不納良言”，而“嗟餘有兩耳，未省聽絲篁”的曹操，對待異議是“握發吐哺、兼聽廣納”。對此，曆史學家張大可指出：“單是從‘耳朵的對比上’，曹與袁便高下立見，勝負既定。”

一般來說，上級比下級水平要高一些，認識問題要深刻一些，考慮問題要周到一些，但這并不等于說上級時時、事事都高明。更何況，術業有專攻，真理有時确實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決策時，廣開言路、從谏如流，就會多些參考系數和認知視角，“阻止我們對多數派的盲從”“能激發發散性思維，讓決策更接近規律和真理”。

近代著名篆刻家吳昌碩，受《墨子》名句“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啟發，制作出“二耳之聽”印章，留在身邊惕勵自我，以此表達善聽異議的胸襟。當年三峽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後，有人問水利工程學家潘家铮：“誰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潘教授回答：“那些反對三峽工程的人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

“大智興邦，不過集衆思。”我們黨對異議曆來重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營造黨内不同意見平等讨論的環境，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裡話。”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強調，“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對各種不同意見都必須聽取，領導幹部特别是高級幹部必須帶頭從谏如流、敢于直言。”

為什麼領導對不同意見要認真聽取？從根本上說，這是實施正确領導和決策的需要。任何領導者要實現領導目的，都必須保證決策正确。正确的決策來自對各方面信息的綜合分析、對形勢的正确判斷，而這些一般不是領導者個人所能做到的。正如古人所說，“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

彭真同志常說，黨委決策前一定不能随意，而要“八面樹敵”。對待不同聲音的态度，考驗着決策者是否真心實意發揚民主，是否真心實意尊重官兵的參與權和表達權。能否善待不同意見，檢驗一名領導的胸襟與氣度，檢驗一個單位的開明與自信。

現在，“深水區”的改革越來越難，“摸着石頭過河”的風險很大，“悔棋”的代價更大。各級黨委隻有在決策時珍視異議，以争鳴求共鳴，才能以民意的廣度提高決策的準度，推動強國強軍事業破浪前行。當然，珍視異議并不是否定集體智慧。對提異議的人來說，如果異議沒有被采納，還是要堅決服從集體決策，真正做到“關起門來各抒己見，打開窗戶一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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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2020年12月14日《解放軍報》 作者：任紀象 單位：陸軍邊海防學院）

監制/李小标 責編/劉文韬 編輯/趙瑞熙 制作/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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