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恥下問”這句成語，我們都耳熟能詳了，不需我解釋。但有學者對“下問”的真實含義提出質疑，認為對這句成語的通常理解恐與孔子的原意存在着差距。又因為孔子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使得我們很有必要就此探讨一下，因此我也談一點自己的理解。

成語的解釋往往更關注那個“下“字，從這個字的本義來說确實有上下之分的意思，同時受孔子後世聖人地位影響，以及“不恥下問”成語出自孔子對”衛國高官孔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評價中，都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下問“的意思就是指不恥于向地位比自己低或學問不如自己的人詢問道理的意思。主流的解釋就是這麼來的。

我們知道孔子的名聲和地位更多的是後世嘉許給他的，從孔子當時的處境和對待學問的态度來看，将“不恥下問“理解的重點放在表明一種敢于向不如自己的人，比自己職位低的人進行詢問的謙虛态度想必并不是孔子的主要意思。這裡的關鍵詞更可能是那個“問”字，孔子主要表達的應是凡事追根問底詢問下去的這種治學态度。我簡單說三點理由如下：

1、首先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孔子有多少上下尊卑的意思呢？我不能說就一定沒有，比如孔子可能就是很想當政者能放下身段多聽聽他的治國之道。但這卻無法抹殺孔子也是要借這個貴人的典型事例來說明求學治學的态度。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出孔子至少有一個意思是如孔圉這般地位的人都能不顧及自己的臉面而嚴謹治學，何況普通的人呢。而且前提先是“敏而好學”，然後才有“不恥下問”，你不敏而好學還談什麼不恥下問呢。因此結合上下句，“不恥下問”這句成語落腳點更該是在那個“問”的态度而不是“下”的态度。

2、從整部論語中孔子與弟子的對話錄、對弟子中肯的評價以及反映其治學認識的其他言談來看，在對待教育問題上孔子主要表達的就是如何治學的方法和要有反複研讨探究的态度。比如《論語》中記錄的孔子在一次參加祭祀過程中的言談舉止可以為這個解釋提供有力的佐證。在祭祀未開始時，孔子不斷詢問在場的人有關祭祀相關的問題。有些問題人們感覺問的傻，而且與人們對孔子這樣一個倡導禮儀，有着豐富知識的人的印象也不相符。孔子對此的解釋是:"我對于不明白的事，每事必問"。

3、特别是孔子專門指出了學習的态度應該是：“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句被廣為流傳的名言也足夠佐證他求學治學的核心思想了。

如此我們探知到孔子當年的主要意思更可能是：碰到問題一定要不斷往下探究個明白，要不厭其煩的從不同角度去探尋事情的原委，以使所了解的事情和知識真實不僞。因此，孔子表達的更是一種對事情實事求是的學習态度，表現出了一種科學素養，恰與身份高低、知識多寡，謙虛态度沒有多少關系。

我們今天理解的意思卻不知何時變成或者更嚴格的說多是理解為：雖然位置高高在上卻能謙虛好學的态度了，甚至更多的時候幹脆理解為一種謙虛的品行了，于是使人常作出一副惺惺作态的樣子而失去了探究學問的核心意義，這也就難怪有人不喜歡儒教了，這還真有可能冤枉了孔子。

這種解釋有可能是後人将孔子提高到聖賢地位後強加的認知，更大的可能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官本位思想和立功立德立名的普遍思想在作怪，從而有意無意的将“下”看的比“問”更重。甚至我們普通人都沾染了這個習性，誰叫我們一般都是看中自己的呢，于是我們常常做出高深莫測的樣子，也絕不開口詢問以顯得自己有學識有風度，甚至于打擊那些總有問題的人以免自己的無知被暴露或者是死命維護自己的認知以争得臉面為先，除非能讓自己顯示出“不恥下問”的風度來。

因此我們今天來談“不恥下問”這句成語并不是閑的沒事做，而是這對我們養成嚴謹的治學态度，養成科學的思維習慣是大有必要的，是對我們養成尊重知識，正确求知的社會風氣有助益的。不信，再從兩種情境中感知下這些區别：

第一種情境，我們常識理解下的“不恥下問”：

• 我雖然比你有水平有知識，但我還很謙虛，做出要問問你看法的态度；

• 我雖然位高權重，但我還很尊重你，問問你的看法，聽不聽要看是不是順我的意思；

• 我雖然知識豐富是專家，聽聽大家的意見總是好的嗎，這能展現我謙虛的道德品質；

• 我雖然是長輩，走過的路比你吃的鹽都多，但鼓勵下年輕人沒啥不好......

第二種情境，關于治學态度要“不恥下問”：

• 這個知識我不了解，既然現在有機會了，我要問一問可能懂的人；

• 知識常是不确實的，每個人都其專長的地方，我要多聽聽他人的想法；

• 這似乎是公理，但與我的實際感知有分别，我的查詢資料論證一番；

• 這是名家所說的，但既然與我的工作有關，我還的思考考察驗證一番；

• 現在都流行這樣的說法，這個說法的本質是什麼，從哪裡來的，原因是什麼，會發展成什麼；

• 這個觀點的論據充分嗎，有沒有遺漏，是不是嚴密的......

這就很容易看出，當我們把理解重點放在“下”還是“問”上帶來的不同差别是巨大的。一種是嚴謹治學，不斷置疑探索的科學态度，強調的是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一種是道貌岸然、以官職名氣大小來決定知識的真僞。關注點不同，結果大相徑庭，這提醒我們注意在求知路上防備從崇拜知識到崇拜聖賢再到崇拜名利的無意識隐性轉換。

也就是說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不恥下問”從治學來說改為“不恥于問”更好，非要說個“下“字，應該更理解為即使身居高位著作等身也要保持事實求是，甚至是保持着一種”無知“的狀态。實際上治學治事本身要有的态度與做出謙虛的樣子沒有一丁點關系。如果說一定要做出個表率要教育人們什麼，那麼用”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的治學态度就夠了，正如當年孔子那般自有弟子三千或如莊子那般逍遙自得也無不可。

我更願意相信孔子的本意是如此，如果不是也該指出他這點是不好的。對于孔子當年到底是如何想的，我沒有專門的研究這事自然不能做什麼更多确實的推論，而且本身這件事對于該如何治學來說也是無關緊要的了。

關鍵的是這種不同的理解是不是與我們兩千年來對待學問，甚至由此産生的文化倫理，政治結構都有極大的關系呢？同樣一個字，一句話，結果咋就相差如此之大呢？甚至其最終起的作用還正好相反呢？這是被誰人故意歪曲和閹割的呢？至少這個責任不該孔子背負，不該去指責儒家學問自身。

嗚呼，知識總因“目的”的理由被任意理解和應用。知識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并不容易，何況還要保持置疑的科學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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