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做好碳中和投資，必須精準細化，找到其中的投資邏輯。

今年以來，極端高溫席卷全球。更令人憂慮的是，這場酷暑并未一次偶發的極端天氣，或将成全球未來常态。

從長遠來看，碳中和這一長期措施極利于緩解和應對氣候危機。在一級市場，VC/PE紛紛押注碳中和。近日,《家辦新智點》特邀中璟資本管理合夥人李世華談談對于碳中和的理解。

本文詳述了碳中和的緣起、發展曆程及投資機遇，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人類對于地球溫度的思考始于歐洲科學家約翰·廷德爾對瑞士冰川的觀察。最早發現溫室效應的是美國科學愛好者尤尼斯·富特，她揭示了二氧化碳和水蒸氣在溫室效應中的作用，并前瞻性的預測二氧化碳影響全球溫度。

由于當時性别極度不平等，富特作為一位女性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并未受到重視，這也是女性科學家遭受性别歧視的典型案例。之後，英國氣象學家蓋伊·卡倫德證實了富特的判斷，正式提出二氧化碳會導緻全球變暖的理論，被稱為“卡倫德效應”。

*尤尼斯·富特

在20世紀中葉之前，主流科學家對于氣候變暖持歡迎态度，認為全球變暖有助于改善寒冷地區人類的生活，提高糧食産量，并防止下一個冰紀時代的到來。

随着科學家深入研究，發現碳排放将使人類面臨直接的危險，對于地球溫度的研究過程出現了翻轉。在計算機技術出現後，引入數學模型，繪制出了大氣碳濃度上升的基林曲線，使得氣候變暖的研究實現了長足發展。經過科學家的不斷努力，全球變暖的問題也轉移到政治領域，形成了部分社會共識。

當大家發現碳排放導緻的全球變暖将威脅人類的生存，需要團結協作共同面對時，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公地悲劇事件如約而至。（公地悲劇是一種涉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對資源分配有所沖突的社會陷阱，發生在個人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忽視社會福利的時候。這會導緻過度消費，最終耗盡公共資源，對每個人都不利。）

這種自私的行為使各個國家互相指責，遲遲無法做出行動。此外，大家對氣候升高對自然界的影響感受不太深刻。

當外界發生3-5度氣溫變化時，對人類生存威脅不大，實際上全球變暖對于地球而言則是“發燒”。好似人發燒一樣，如果發燒緻使體溫上升3-5度，輕者四肢無力，重者一命嗚呼。因此，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民衆，對氣候變暖的災難仍處于扯皮和懵懂階段。

随着地球自然災難性事件頻繁發生，例如今年歐洲和中國南方出現的極度幹旱，應對氣候問題擺上日程。一個不争的事實是，近幾百年人類對地球的消耗巨大。

在15世紀中葉，世界人口隻有3.7億人，此後世界人口從10億增長到20億，用了一個多世紀，從20億增長到30億用了32年，而從1987年開始，每12年就增長10億。預計2040年前，世界人口将達到80億。人口數量劇增，使得對自然界的掠奪不斷加劇。

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德隆教授估算，在工業革命以前，世界的人均GDP長期停滞。在工業革命之前的三千年時間裡，世界人均GDP增加了20%。在工業革命至今的兩百多年時間裡，世界人均GDP幾乎呈現出直線上升的趨勢。

2000年，世界人均GDP已經達到6600國際元，是1750年的36.7倍。可想而知，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對于自然資源的消耗何其巨大，碳排放也呈直線上升。

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相互影響導緻氣候變暖，解除氣候危機勢在必行。提及科學家試圖化解氣候危機，不得不提到一個組織——成立于1988年的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發布的五份評估報告，是曆次氣候變化國際談判行動框架，這也使得IPCC在2007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談判成果大事記

1997年京都議定書，首次承認溫室效應對全球的影響

2009年哥本哈根，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減排

2015年巴黎協定，覆蓋200個國家的減排協定

2020年11月，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2021年1月拜登重返巴黎協定

有觀點指出，碳中和是西方世界最大的陰謀，目的是為了限制發展中國家。在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大會開幕前夕，黑客攻擊了東英吉利大學數據庫，科學家上千封郵件被盜，這些數據記錄20世紀60年代就停止了全球變暖，引爆了整個世界的輿論。

今天，氣候變暖對全球的影響已是鐵證。但碳中和變成全球的硬約束機制，的确會加大貧富差距。

大摩認為，在碳中和背景下，綠色發展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巨大的投資場景，加上從産業鍊安全考慮，相關制造業都會本土化，從而為重振制造業解決了需求不足的問題。此外，綠色相關投資與原有的工業體系并不完全匹配，大規模新建産能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工業自動化、物聯網等先進制造業方式，從而弱化勞動力成本等供給端因素的制約。

在發展中國家中，對于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如中國，在繼續深度工業化和産業升級的過程中，也能夠實現與綠色發展的無縫銜接。

綠色發展需要巨大的投資和強大的制造業，發達經濟體和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的先進發展中國家這一方面占有明顯的優勢。需要指出的是，部分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可能在此過程中會受到負面影響。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都是利用本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禀賦來參與全球分工，在承接全球中低端産業轉移過程中完成初步工業化。之後部分國家利用此前積累的資本和技術來完成産業升級，進而成為中高收入國家。雖然發展路徑十分清晰，但真正能實現跨越的國家屈指可數。

二戰以來，公認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隻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幾個國家，例如拉美和東南亞等大部分國家仍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中掙紮。

鑒于綠色轉型對資本和技術有較高的門檻，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工業基礎較差的發展中國家無法有效參與。如果發達經濟體未來開啟基于工業4.0的“綠色再工業”進程，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将不複存在，通過直接投資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将可能會有所下降，從而使得那些還沒有完成初步工業化和原始積累的發展中國家陷入長期貧困。

此外，綠色能源區别于傳統能源。傳統能源主要依賴自然資源，資源禀賦優異的地區和國家過去一個多世紀快速發展，如中東地區，澳大利亞。但新能源的發展高度依賴工業制造能力，如光伏産業、锂電新能源産業等。這意味着工業制造能力強，能源優勢更明顯。

從世界範圍内來看，擁有工業制造能力的國家不多。因此，在碳中和發展過程中，或将逐步拉大地區發展的差異。

人類生存的曆史就是能源演進的曆史，通過一次次能源革命延展着人類發展的邊界。

從曆史宏大的視角看，人類已經經曆了第三次能源革命：

從第一次火的出現，人類從寒冷的黑夜中迎來光明與溫暖，使群居成為可能，農業文明得以發展；

第二次能源革命覆蓋曆史上的兩次工業革命，煤 火車、石油 汽車，使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經濟突飛猛進，奠定了現代社會的基石；

第三次能源革命則是電力能源革命、電磁技術與信息文明的演進，大大提升了人類的生産力和生産效率，人類的文明程度進一步發展；

當前，我們将迎來第四次能源革命，這是人類發展的新階段，也是地球發展的硬約束倒逼能源的革命和技術的轉型。

第四次能源革命的特點主要是新能源的快速發展，光伏、風電、氫能以及儲能技術不斷的技術突破。與此同時，全新的技術如人造太陽（核聚變）、核反應電池等處在技術發展的前夜。

第四次能源革命除了技術發展的進階以外，也是人類解決自身問題的必然選擇，碳中和與能源革命相伴而生。

碳排放導緻氣候危機擠壓人類的生存空間，人類為了生存不斷的抗争，無論經濟行為的改變還是技術的突破都在逐步進步，甚至不排除開拓人類星球栖息地。

但無論是碳中和還是能源革命，終究會走到一起，殊途同歸。祭起碳中和投資大旗的可能隻是個概念，從本質上講，碳中和隻是一個目标。碳中和如何成為投資賽道？其中有哪些投資機遇？

從碳中和投資路線圖看：

碳中和投資涉及減少/投資碳排放、增加/促進碳吸收、綠色金融等大的領域，又涉及能源結構調整、重點減排節能、CCUS等方面，又有to B to C的區别，甚至投資一個牛肉幹的企業也可以說是碳中和投資。因為牛肉幹的原料牛肉改進了飼養方式，從而降低了碳排放。

對于中國市場而言，很多行業涉及到央企和國有控股，市場化基金很難參與。要想做好碳中和投資，必須精準細化，找到其中的投資邏輯。

所謂ESG就是Environmental(環境，涵蓋氣候風險、天然資源稀缺、污染及廢棄物等主題以及環境相關投資機會)、Social(社會，包括勞工問題及産品責任、信息安全等風險以及利益相關者異議)、Governance(公司治理，包含董事會素質及成效等公司治理及行為相關議題) 。

ESG概念最早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2004年提出，2014年以來，ESG資産管理規模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

目前，越來越多的公司、投資者，甚至是監管機構都開始關注ESG，全球範圍内各大證券交易所和股權投資機構也已在ESG方面布局。

ESG投資不同于傳統财務投資方式，而是更側重于可持續發展、長期價值的一種投資理念。摩根大通、富國銀行和高盛等金融服務公司定期發布報告，廣泛審查ESG投資策略和方法。國内的紅杉、高瓴等知名機構也在布局ESG投資策略。

ESG因與碳中和高度的相關性，不斷的被提及，但實質上兩者有交融，也有區别，有着不同的概念體系，不能混為一談。

總結而言，碳中和疊加新一輪技術的快速進步，以及能源革命的逐步深入，對投資領域的影響巨大，把握碳中和也可能把握住這個時代。

同時我們也需有清醒的認識，不可人雲亦雲，畢竟一個好技術、一個好公司、一個好的投資方向，和真正的投資回報沒有因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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