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柏廬先生的《治家格言》，隻有短短的516字，但從誕生之日起流傳至今，有衆多書畫家、政治家為之書寫。例如常州汪洵、四川顔楷，都有四條屏傳世。福建林則徐、湖南黃自元書寫了字帖出版。畫家吳昌碩也于1877年書寫了隸書中堂。清代蘇州書法家姚孟起認為，懸挂正書《治家格言》乃家庭之必備。“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正是其中的金句。

稻米，我們賴以為生的食物，曾被古人賦予很多種名稱：稻、稌、秔、稴、秏，受關注的程度不難想象。粳、籼、糯，是對稻米大類的區分。米，何止是米。從前的人們比喻突然交好運，說“一跤跌在白米囤裡”，“米囤朝天”則意味着快要沒飯吃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曲脍炙人口的彈詞開篇《一粒米》，從細處講節約糧食，幾乎家喻戶曉。

糧食事關國計民生，文學從來不會缺席。讀《兩浙輶軒錄》（阮元編選），發現集清代三千餘家之大成的40卷詩集中，有大量作品以農事、農作、農情為題材，形象地刻畫農民的命運遭際。詩人中有官員，有學者，也有布衣，無不表達誠摯的同情之心。在數以千計的送贈詩、詠物詩、遊吟詩、漫興詩中，這些以“憫農”“惜糧”為主題的作品，一掃沉悶的案牍氣息，煥發出藝術的神采。

李良年，秀水（今嘉興）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著有《秋錦山房集》。他的《水車行》中有這樣的詩句：

吾鄉水車制渾樸，胼胝僅足輸官租。

吾将攬筆繪此圖，可惜江南水面平于鋪。

水車僅可施急水，倘欲移置徒區區。

古來财賦稱三吳，籲嗟民力何由蘇。

蘇浙一帶以富庶著稱，曆來是财賦重地，但豐饒的收成是農民汗水換來的。手腳胼胝，應對旱澇，僅夠交付官租。何時民力才能複蘇？令人嗟歎。

朱國權的《田家歎》與之異曲同工：

竟夜無眠直到曉，驚聽秧長麥黃鳥。

麥黃喜得充饑腸，秧長又怕傭錢少。

阿婦典衣供朝夕，田吏征賦入官厫。

天道人事何時足，空将兩耳聽布谷。

秀水貢生楊琯的《驅蝗》，似乎透視得更深一層：

歲在戊午七月初，甯隆邑中蝗滿疇。

捕之不勝幾束手，蔽野頃刻殘來牟。

上官馳檄急如火，下令未雨須綢缪。

縣中老翁心戰栗，壯夫郁郁眉鎖愁。

上下促迫心事惡，此事畢竟誰能籌？

……

我推物理洵不妄，臨事要在探源頭。

飛蝗成災，令上下都無比焦慮，他卻清楚指出：“臨事要在探源頭”。自然災害的源頭是什麼？恐怕要從某些人身上尋找，否則難以根治。楊琯曾當過江甯府同知，知道官場潛規則，也懂得老百姓的疾苦。根據他的後人楊樹本記載：“先大父治柏鄉，案無留牍，蝗不入境，囹圄一空。識者稱為政成三異。”他的憫農之情是從切身感受引發的。

錢塘（今杭州）人陸堦，曾主事萬松書院，從遊者甚衆。他的《晚秋刈禾課子》，在描寫了秋收時節的農忙景象後說：

我亦趨壟畔，晚日殊苦忙。

呼兒偕出作，耕讀兩不妨。

群佃分勤惰，終歲别稔荒。

是中具至理，課之有良方。

緻力于教學的學者，即使秋忙也不忘督促孩子一邊下田勞作，一邊抽空讀書，做到耕與讀互不妨礙。何況，農事管理也要學問。

屠廷楫的《米蟲》，則模拟詩人與谷倉内米蟲的對白，反諷饑荒之難：

汝為囷内蟲，我為囷外蟲。

各食天地物，等使饑量充。

我家八九口，強半雜兒童。

日須五六升，我計亦已豐。

……

但恐秋風來，瓶罄罍亦空。

我饑固常甘，汝徙将安從？

一家人每天消耗糧食十幾斤，平日是足夠了，但到了秋冬，米甕吃空了，我挨餓還是小事，你又該何去何從？一句“我饑固常甘，汝徙将安從”，竟讀得人酸楚難忍。

中國古史傳說中，神農氏為尋找充饑的植物，經受了“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艱險曆程，最後在荒野中選出了黍、稷、菽、麥、稻，華夏大地從此開始種植“五谷”，綿延至今。這，正是“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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