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學習當代詩?作者：陳慧卡爾維諾說：“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着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後拖着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隻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迹”，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如何學習當代詩?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如何學習當代詩

作者：陳慧

卡爾維諾說：“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着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後拖着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隻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迹。”

先秦以降，《詩經》有着漫長而連貫的解釋史，并随着曆次文化轉型而呈現出迥然殊異的面貌。不同的解釋方式塑造了《詩經》的不同功能，也規定了各具特色的閱讀路徑——前人的解釋相當于設置了通往經典世界的路标，讓好學深思的後人有章可循，這正是“經典解釋”的意義所在。然而，如此豐沛的解釋也讓《詩經》負載沉重的曆史遺産，成為令普通人難窺堂奧的“專門之學”，在經典與讀者之間樹起了層層壁壘。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詩經》讀法？如何面對重重疊疊的曆代注解？

也就是說，在世界圖景和價值取向都已發生根本轉變的今天，應該怎樣面對和處理《詩經》的解釋傳統？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從《詩經》解釋史上的幾次“範式轉換”說起。宗周禮樂制度下的《詩經》主要發揮禮儀功能，在祭祀、朝聘、燕飨等場合都要歌《詩》、賦《詩》；禮崩樂壞、諸子蜂起之後，《詩經》往往被先秦諸子所稱引，成為思想表達的佐證。随着漢代經學體系的建立，“孔子删《詩》”被确立為《詩經》學的嶄新開端，《詩經》由此具備了莊嚴神聖的“立法詩”意義。正所謂“以三百五篇當谏書”，經學視野下的《詩經》解釋強調其刺過譏失、以上化下的政治教化功能，成為王道興廢、政教得失的衡量标準。

理學興起以後，宋儒一掃漢唐注疏的細密浩繁，以一種簡潔明快的、更具普遍意義的方式來解釋《詩經》。理學視野下的 《詩經》學廢除《詩序》，摒除了針對王公貴族的具體政治寓意，着重凸顯其中的“忠厚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強調其溫柔敦厚、止僻防邪的道德教化功能。既然宋代《詩經》學的用意是鑒于經學末流的僵化煩冗而思以變之，那麼當理學自身也積弊累累之時，針對其解釋方式的損益也就不可避免。明清的一些《詩經》解釋緻力淡化以往濃濃的說教意味，轉而訴諸鮮活靈動的情感本身，以感性的态度彰顯《詩經》的審美功能，肇開後世“文學鑒賞”的先河。

近代以來，随着古典學術系統的整體坍塌，一種去神聖的眼光黜退了《詩經》的經學屬性，以剝皮般的手法将其“還原”為一部文學作品，從延綿厚重的解釋史中剝離出來。讨論《詩經》的政教涵義和教化功能，時常會被視為不合時宜。在文學化、審美化的解釋範式之下，《詩經》的《國風》部分意義被放大，被定義為極富“民間性”的上古歌謠總集；閨怨與泣訴、凄婉與幽憤的情感想象成了《詩經》的基調。

從古典到現代、從經學到文學，當《詩經》的地位和屬性發生根本改變以後，是否還有可能接續古老的詩教傳統？這涉及我們是否準确理解了《詩經》的教化功能。古典詩學本質上是一種“性情之學”，《毛詩序》所謂“詩者志之所之”規定了《詩經》學的基本作用乃是對心志的引導，引導的方向則是 “得其性情之正”。也就是說，《詩經》教化所要達緻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良善的心靈秩序，以實現美好的道德品性與君子人格的養成。就“反情冶性、盡材成德”的目的而言，漢儒與宋儒的追求是一緻的。盡管古今之間的現實處境已全然不同，但對于中正平和的性情涵泳，依然是現代人的教育目标。在如何培養一個“好人”的意義上，古典詩教仍然有着自身優勢，具備在當下複興的契機與可能。

經典的産生固然有其曆史語境，但經典的意義卻有着超越具體時代的普遍性，《詩經》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義所在。回到《詩經》“讀法”的問題，古典詩教與《詩經》的解釋傳統密不可分，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詩經》作為一部偉大經典的特質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閱讀方式，避免使之淪為一種廉價的“詩意”消費，而是沿着前賢埋設的路标循序漸進，以謙卑、嚴肅的态度體察《詩經》對性情的規約和訓誡，這正是朱子《詩集傳序》所謂“察之情性隐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對《詩經》的閱讀應當努力貼近前人的高尚教誨，以校正和提升個人心志為目的，而不是将其拉低到俗伧的普通讀物的水平，以消解《詩經》的原有功能為能事。

就這樣一種閱讀實踐而言，黃德海先生的《詩經消息》可稱範本。“消息”一詞在中國傳統語境中不僅有音信、訊息之意，還有時運盛衰與機關樞紐的意思；這一書名已經傳達出穿透曆史畛域與時間屏障的意圖，力求找到重振《詩經》教化的關鍵。在這個《詩經》讀本中，作者展示了對《詩經》學史的娴習和對曆代經解的熟練征引，使得全書具備了謹嚴的學術品位和深厚的學養依托。然而材料的詳實并不是本書最大的特色——與講求證據的現代學術要求不同，作者展現出當今難得一見的 “古典心性”，目的在于探究古今學問的嬗變及其意義，出發點乃是對古人的立場與用心的充分尊重。

正如作者所說：“要對古人建立一種基本的信任，相信他們‘既明且哲’，溫柔敦厚。”這種虔誠敬慎的态度有助于我們排除現代人的虛驕傲慢，對《詩經》的精神内核有真正體認，古典詩教的價值也由此得以彰顯。作者敏銳地指出：“近代以來，詩歌，甚至是任何文章，對人的訓導幾乎都已被懸為厲禁……可訓導自身大概沒那麼容易被否棄。”這是由于“詩既為經，解詩寓含教化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基于這樣的反思，作者帶領我們向着古典詩教的真谛進發，提醒我們把目光投向字面意思背後那豐富的“言外之義”，注重對性情的規谏和美德的培育。

盡管根植于《詩經》解釋傳統，但作者并非對浩瀚的曆代注解予以簡單照搬或複述，而是秉持以意逆志、察乎時變的态度，把古人的教誨與現代人切身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作者在書中娓娓講述了自己青少年時代的經曆和閱讀中外名著時的感受，通過追憶往事來引出對詩義的解讀。這類日常生活圖景使得作者的旁征博引具備了真實的質地與鮮明的色彩，充分發揮了“詩可以興”的功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和親近，讓原本就來自于大地之上的詩篇再次實現了對具體生命的觀照。古典詩教由此得以切合于今人的生存體驗，獲得有效的現代轉化；或者反過來說，是将現代人的生活經驗納入到古典詩學的視域當中，用古人的智慧來指引當下的現實生活。《詩經》的精神價值随之“從很遠的時代直接來到現在”，實現了古今之間的彼此相通，并“轉變為日常的一部分，生長在人群之中”。

對于本書的寫作緣起，作者自雲“看到了《詩經》作為織體的内在紋理，古人的心力和精神景象有一部分湧現出來，我瞥見了無限遼闊的一角，内裡無比忻喜”。正是這種深入到“情性隐微之間”的閱讀，讓作者與古人在心性和靈魂層面得以相逢。現在，作者把自己的讀法巨細無遺地告訴了我們，要而言之，就是不要把前代的解釋視為既往陳迹，應該虛心體察先賢對性情之正和德行之善的訓導，同時對我們當下置身的現實世界保持密切關注，讓《詩經》這一曆久彌新的偉大經典繼續發揚其真正價值。在“輕松的閱讀時尚”所主導的時代，在拼命制造“詩和遠方”的文化輿論中，想要弘揚古典詩教并達成現代轉化并不容易。所幸黃德海先生和他的《詩經消息》已做出巨大努力。《詩經》的教化意義從未遠去，隻要我們能抛開偏見，正如本書題辭中引用《論語·子罕》所言：“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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