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城市規劃學刊（upforum），如需轉載請聯系原文平台。

作者：張藝帥 趙民 程遙

提要

我國各區域的發展條件和水平有着極大的差異性，城市群的發育和發展也有其階段性和層級性，因而在規劃目标和政策導向上不能一概而論。為此，在借鑒國内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建構起以“網絡聯系”與“地域屬性”分析相結合的網絡模型和算法；進而按照所制定的城市群的識别規則，将所識别出的城市群分類為Ⅲ型城市群（初級發育階段）、Ⅱ型城市群（中度發育階段）、Ⅰ型城市群和超Ⅰ型城市群（較成熟階段，分為兩個層級）。為了加深對城市群本質意義的認知，對城市群的内部空間結構演化、産業組織特征等也做了解析。

關鍵詞

城市群；網絡聯系；地域屬性；識别和分類；政策啟示

（全文刊登于《城市規劃學刊》2020年第4期）

本文引用格式：張藝帥，趙民，程遙.. 我國城市群的識别、分類及其内部組織特征解析——基于“網絡聯系”和“地域屬性”的新視角[J]. 城市規劃學刊，2020(4): 18-27. ( ZHANGYishuai, ZHAO Min, CHENG Yao.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Clusters in China: The Perspectives of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Local Attributes[J].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4):18-27.）

城市群是國家參與全球競争和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的重要承載體（方創琳，2014）。2016年發布的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謀劃了全國城市群發展格局（圖1），并作了宏觀部署；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明确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為了更好地落實中央的要求，在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啟動編制之際，本文再次審視城市群規劃和發展問題——希冀科學地驗證既有判斷并獲取新的認知和政策啟示。

圖1 “十三五”綱要提出的全國城市群總體發展格局

鑒于我國區域發展條件和水平的極大差異性，城市群的發育和發展必定有其階段性和層次性，對其認定不能僅停留在“城市較為密集”的形态判斷；同時，在規劃目标和政策導向上亦不能一概而論。為此，本文在借鑒國内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建構起以“網絡聯系”與“地域屬性”分析相結合的網絡模型和算法，并制定了城市群的識别規則，以實現對我國城市群的識别和分類。此外，為了加深對城市群本質意義的認知，還對城市群的内部空間結構演化、産業組織特征等做了解析。

1 相關研究綜述

1.1 城市群理論研究與啟示

1.1.1 國外的理論研究

19世紀末至20世紀，随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持續發展，各國學界和有關機構紛紛開展城市—區域問題研究，提出了諸多概念。例如英國的霍華德（Ebenezer Howard） 在提出田園城市的同時，也提出了城鎮集群（town cluster） 概念；蓋迪斯（Patrick Geddes） 則提出了“組合城市”（conurbation） 概念。國家層面，前蘇聯有“城市經濟區”，美國有“大都市統計區”（metropolitanstatistics area），英國則有“地方行政區域結合體”（aggregates of localauthority area）（方創琳，2009）。這些概念均與城市群有一定聯系。

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Gottmann J，1957） 在研究美國東北海岸的都市區連綿化現象時，提出了“大都市帶”（megalopolis） 概念，開創了現代城市群理論的先河。他還曾以2500萬人口規模為标準，定義了當時的全球6個大都市帶（其中包括我國的長三角地區）（Gottmann J，1976）。此後，斯科特（Scott A J， 2001） 提出了全球城市-區域概念，他認為全球城市-區域是全球化和本地化互動關系的連接點，是城市為應對日益激烈的全球競争，與腹地區域内城市聯合發展的一種空間形态。與傳統的城市體系及城市群概念相比，城市-區域是一種産業階段更為高級的城市集聚體，呈現出多中心、網絡化的空間特征（趙渺希，黎智楓，鐘烨，等，2016）。這一研究視野豐富了城市群概念的内涵。

随着經濟全球化的興起，1990 年代，卡斯特（Castells M） 提出了“流動空間”理論；進入21世紀以後，霍爾（Hall P） 等學者提出了多中心巨型城市-區域概念，并将泰勒（Taylor P） 等的全球和世界城市（GaWC） 連鎖網絡模型運用于大區域尺度，例如對西北歐8個巨型城市-區域的發展特征、成因機制、政策框架等的研究（Hall P G，Pain K，2006）。

1.1.2 國内的理論研究

我國對城市密集分布等經濟地理現象的研究始于1950、1960年代，但直至改革開放後才趨于活躍。1983年，于洪俊、甯越敏在《城市地理概念》一書中介紹了戈特曼的理論，首次引入了“巨大城市帶”概念（1983）；此後，周一星（Zhou Yixing，1988） 提出了與“大都市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大都市連綿區”，其定義為“大城市與周圍地區保持強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會經濟聯系, 沿一條或多條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鄉一體化區域”。而後，姚士謀（1992） 提出了城市群概念，認為城市群是“在特定地域範圍内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超大或特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以及高度發達的信息網絡，發生與發展着城市個體之間的内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并認為當時中國擁有6個超大城市群及7個城鎮密集區。此外，1998年頒布的《城市規劃基本術語标準》（GB/T50280—98） 曾對“城市群”做過簡要釋義，即“一定地域内城市分布較為密集的地區”。

進入21世紀以後，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進程加快，加之深受“流動空間”等理論的啟發，學界對城市群等新經濟地理現象的認識也發生了嬗變。姚士謀等學者認為城市的相互聯系作用更加強烈與緊密，地理距離作用逐漸弱化，城市群研究範式發生了“從中心地模式向網絡化模式的轉化”（姚士謀，周春山，王德，等，2016）。方創琳等對我國城市群形成和發育規律也做了深入探讨，提出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範圍内，以1個超大或特大城市為核心，由至少3個以上都市圈（區） 或大城市為基本構成單元，依托發達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網絡，所形成的空間緊湊、經濟聯系緊密，并最終實現同城化和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群體（方創琳，王振波，馬海濤,2018）。朱小川等則在總結國内外學者界定與劃分城市群的思路異同基礎上，認為“城市間經濟聯系與相互作用是先于城市群而存在的，沒有聯系就沒有城市群”（朱小川，吳培培，王偉，2016）。

1.1.3 理論啟示

大體上，早先的研究較為強調特定空間範圍内的城市密集和鄰近等表征；後期的研究則更為重視城市單元之間的内在聯系。與此對應，存在着“場所空間”與“流動空間”的不同研究視角；但兩者并非是替代或疊代關系，而是有可能整合在一個研究框架内。正如卡斯特爾所言，随着信息社會的來臨，資本、信息、技術等多種“流”要素環繞共築了我們的社會；但在此過程中，“場所空間”并未消失，它與“流動空間”是全球化背景下産生的相互依存的空間形式（Castells M，1996）。據此，城市群作為我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應發揮“地方性”和“全國性”、甚至“全球性”功能，對其研究也應重視“場所空間”和“流動空間”的雙重視角，并理解其綜合性機理。

1.2 城市群劃分标準及其方法論基礎

城市群是一個複雜、開放的巨系統，其邊界模糊，且處于動态的發展過程之中；因此有學者認為很難對其範圍進行界定（陳守強，黃金川，2015）。多年來學界已經作了很多探索，但由于對城市群的認知與識别标準不同，所以劃定标準也存在着較大差異。

在以往的研究中，對城市群的劃分大緻可分為“屬性方法”（attribute approach）和“網絡方法”（network approach）（表1）。前者較側重于特定區域的城鎮集聚和規模優勢，或是基于多源數據直接建立指标體系，或是運用空間計量模型等方法獲得判别指标；相關的指标包括總人口規模、城鎮人口規模、GDP、非農産值、工業化水平等社會經濟發展數據，以及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POI）、夜間燈光數據等（周亮，趙琪，楊帆，2019；甯越敏，2011；張倩，胡雲鋒，劉紀遠，等，2011；王麗，鄧羽，牛文元，2013；代合治，1998；高曉路，許澤甯，牛方曲，2015）；網絡方法則強調特定區域内城鎮節點之間的聯系和分工，例如運用經濟企業聯系（趙渺希，黎智楓，鐘烨，Derudder Ben，2016；張藝帥，趙民，王啟軒，等，2018；張藝帥，趙民，2018；唐子來，李濤，李粲， 2017；程遙， 張藝帥， 趙民，2016）、互聯網信息（王啟軒，張藝帥，程遙，2018；陳群元，宋玉祥，2010；李長風，2014）、通信頻次（高曉路，許澤甯，牛方曲，2015；董超，修春亮，魏冶，2014）、客運交通流（高曉路，許澤甯，牛方曲，2015；陳群元，宋玉祥，2010；羅震東， 朱查松， 薛雯雯，2015）、貨運物流（王啟軒， 程遙，2019） 等功能關聯數據構建城市網絡，對區域的城市體系、城市群空間結構加以識别，并對其分布特征和演化态勢等加以闡釋。

就方法論而言，屬性方法對應于“場所空間”理論，建立在“中心地”“核心—邊緣”等經典地理學基礎之上，使用相對廣泛，并具有常規統計數據可獲性等優勢，但并不一定能揭示城市間的真實聯系。網絡方法對應于“流動空間”思路，其實證性較強，近年得到了廣泛應用；但這類基于流動空間理論框架的研究，其前提假設具有無界性或“去空間化”傾向，較适合全球大尺度的城市體系研究；在國家和區域尺度下，需要關注網絡分析的極高空間敏感性。重要的是，在研究工作中要理解并力求克服其局限性（張藝帥，趙民，2018；程遙，李濤，2019）。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的技術路線

為了克服單一研究視角可能産生的局限性，本文将場所空間與網絡空間的研究思路綜合起來，在經典的網絡分析基礎上增加對“鄰近性”及“地域屬性”的考量。

研究的具體技術路線如下：第一步，利用企業總部——分支關聯數據，并在算法中融入鄰近加權指标，從而建構起新的網絡模型，以描繪全國城市-區域發展的總體圖景，實現對全國城市群地域的初步識别；第二步，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從城市等級關系、經濟聯系、城市數量、地理鄰近、交通聯系以及主要社會經濟指标等角度綜合評價各個城市群的發育階段和發展水平；按照識别規則，将各個城市群分别歸入Ⅲ型城市群（初級發育階段）、Ⅱ型城市群（中度發育階段）、Ⅰ型城市群（較成熟階段）；第三步，聚焦我國現階段發育較成熟的Ⅰ型城市群，解析其空間結構演化特征、産業組織特征，以求深化對城市群内涵的認知。研究的邏輯過程如圖2所示。

圖2 研究的邏輯框圖

2.2 研究數據與算法

本文研究中的企業數據采用中國工商企業數據庫，數據收集截止日期為2018年12月，其中企業名錄的範圍覆蓋全國31個省級政區（不含港澳台地區）。以往将經典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算法應用于城市網絡關聯評價時，一般隻考慮流量聯系，而忽略地域鄰近的意義。為了克服這一缺陷，本研究在社會網絡算法基礎上，将地理鄰近因子（諸如城市間的時間距離）作為加權變量而引入，以改良網絡指标算法，從而獲得網絡聯系與地域屬性雙重表征下的我國城市-區域發展的總體格局及城市群識别，主要指标如下所示：

①鄰近加權網絡關聯度：參考引力模型的經典公式

本研究在原有社會網絡算法基礎上，引入地域鄰近性指标，可以得出城市節點i 與j之間的鄰近加權網絡關聯度VCij為：

式中VCij為無向聯系，a為鄰近系數常數，dij為城市i 與j 之間的公路時間距離，該距離通過python程序在百度地圖上獲取。Vij 為兩城市節點i與j之間的社會網絡關聯度T ij （正向） 與T ji （反向） 之和，數據的具體篩選及社會網絡算法可參照相關研究（張藝帥，趙民，王啟軒，等， 2018；張藝帥， 趙民，2018），在此不做贅述。由于網絡計算結果需要按最大值進行标準化處理，故此處a 取1；本公式中，分子為加和計算，為保持公式中分子分母指數相同，分母中的時間距離指數取1（若指數取2，會使模型中鄰近關聯度大小随其上升快速衰減）。

②鄰近加權網絡中心度：對于某城市節點i 而言，鄰近加權網絡中心度更能表征該城市在區域内的節點重要度，計算公式如下：

2.3 城市群識别規則

基于上文的闡釋，以下從“網絡聯系”與“地域屬性”兩個維度來建立城市群識别規則。與網絡聯系對應的指标基本體現為經濟聯系，具體為表2中的①②③項；與地域屬性對應的指标包括了地理鄰近、城市數量及主要經社會濟指标，具體為表2中的④⑤⑥項（表2）。

對城市群的識别按照如下規則：若滿足指标①②④⑤，即若幹城市已經圍繞某個中心城市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功能聯系，并具有支撐功能聯系的實體交通網絡，但城市之間的關聯度尚低，則将此類城市群歸為初級發育階段的Ⅲ型城市群，同時依據此規則識别城市群的擴展範圍。若可同時滿足指标①②③④⑤，即在前述特征基礎上，非核心城市之間也産生了一定規模的功能聯系，整體的網絡關聯已具雛形，則可将其歸類為中度發育階段的Ⅱ型城市群，同時依據此規則識别城市群的主體範圍。綜合各方專家對城市群劃分标準的見解，在前述條件基礎上，若某些城市群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經能夠達到⑥的門檻要求，則可将其定義為發育較成熟的Ⅰ型城市群。而後，從Ⅰ型、Ⅱ型城市群的擴展範圍中，增補與核心城市毗鄰且具有極強聯系的城市，需滿足與核心城市鄰近網絡關聯度>7，且該關聯大于城市群首位關聯的70%，得到我國城市群識别的最終結果。

3 我國城市群的識别

3.1 全國城市-區域空間發展的總體格局

對全國城市-區域發展的總體格局做曆時性分析，可以發現建設空間的演化非常顯著；至2018年，已經可以從形态上識别出多個較為成型的城市群，這也就為下文單個城市群的識别提供了宏觀圖景（圖3）。

圖3 基于地域鄰近性加權算法的我國城市-區域發展格局（2018 年）

根據本文的算法，全國城市網絡中最強的城市間關聯（前6位） 發生在上海—蘇州、廣州—佛山、深圳—廣州、北京—天津、西安—鹹陽、深圳—東莞之間，這個結果亦符合一般認知。這些城市之間空間鄰近，社會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較高程度的一體化，這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其所在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已經較為成熟。

3.2 城市群的識别

基于全國城市-區域發展的總體格局，首先按照網絡中心度與地域分布特征，遴選出各地區的核心及中心城市。然後依據前文所述标準，基于區域核心經濟聯系、地理鄰近指标、城市數量等基礎條件（表2的①②④⑤指标） 篩選出城市群，識别其類别，同時亦識别出其主體範圍及擴展範圍。識别結果如表3所示。

表3顯示，本研究共識别出全國22個城市群，對照“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全國19個城市群的發展格局（圖1），本文的識别結果與之大體相符，但也存在若幹差異。例如，本文認為長江中遊城市群尚未成型，當前仍是圍繞着武漢、長沙、南昌三座省會城市各自形成相對獨立的網絡結構；規劃中提出的北部灣城市群，也并未圍繞北部灣與海南省西海岸形成相對完善的網絡結構，大體上僅是圍繞廣西首府南甯而形成中部城市群，而海南則因建設自貿港成為了獨立政策區域；東北地區的哈—長城市群也發育緩慢，目前所形成的隻是圍繞長春和哈爾濱這兩個省會的相對獨立結構。此外，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發育程度也偏低，存在較緊密聯系的僅為烏魯木齊市與昌吉州的若幹縣市。

3.3 城市群的分類

由于我國各個城市群之間的差别極大，發展訴求和潛能各異，因而對城市群加以分類具有重要意義。

在本研究識别出的城市群中，若未能識别出主體範圍，即非核心城市間網絡關聯尚處于發展初級階段的城市群，應劃歸為Ⅲ型城市群。處在這個階段的城市群有11個，諸如中原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等。

對其餘可識别出主體範圍的11個重點城市群（表4），依據本文所設定的門檻要求（表2指标⑥），再做進一步的分類識别：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海峽西岸、成渝這6個城市群在人口規模、城鎮化水平、GDP規模及人均GDP水平等方面均達到了本研究設定的Ⅰ型城市群标準，其餘5個城市群則都可歸入Ⅱ型城市群。在Ⅰ型城市群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發育程度顯著超過了其餘3個城市群，故将其定義為超Ⅰ型城市群（表5，圖4）。

圖4 我國識别城市群分布示意（2018）

4 城市群的内部組織特征解析

城市群的本質意義在于其内部功能關聯性。為了加深理解，下文首先以發展較為成熟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山東半島、海峽西岸、成渝等城市群為對象，探究其内部空間結構演化、産業組織構成等特征。

4.1 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

首先是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圖5）。自2008年起，在上海的引領下，長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廊道不斷強化和延伸，杭州、南京、蘇—錫—常、甯波等重要城市也對城市群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至2018年，長三角核心廊道延伸至合肥，逐漸形成了層級化、扁平化、均衡化的網絡空間結構；其中南京發揮了鍊接長三角東西兩翼的節點作用。這一發展态勢與國家關于長三角的發展戰略基本契合。

圖5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2008、2013、2018）

珠三角雖然與長三角一樣都有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發展水平領先全國，網絡結構日趨完善，但兩者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長三角依托上海這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心城市，在“合—甯—滬—杭—甬”核心廊道的輻射帶動能力支撐下，整個地區的網絡化和面域化發展不斷成熟，區域一體化發展與分工合作水平同步提高。珠三角則自始至終圍繞灣區，以廣州、深圳為核心，聯動港澳，引領外圍城市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連綿發展和具有高度城市化水平的“巨型組合城市-區域”。

相比之下，京津冀的城市網絡雖然也在迅速發育之中，但其區域空間組織的多中心均衡度仍較低，北京的強中心地位突出；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無論是天津還是河北省會石家莊，均尚未能夠有效分擔北京在區域網絡空間中的極核作用。但北京是國家首都，其區域輻射和引領作用應更為體現在全國層面，并發揮全球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京津冀城市群的内部功能聯系和分工亟需優化調整。

其次是山東半島、海峽西岸、成渝城市群（圖6）。山東半島城市群是我國華東地區重要的城市群，南北對接京津冀和長三角城市群，西聯中原城市群。以濟南、青島為雙核心，整體城市網絡正在逐步發育，非核心城市間的網絡關聯也有了雛形；但從網絡關聯強度來看，其内部圍繞雙核心的關聯及中心城市之間的主廊道發育仍待加強。

圖6 山東半島、海峽西岸、成渝三大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2008、2013、2018）

海峽西岸城市群以福州、廈門為雙心引領，逐漸形成了由廈門、漳州、泉州、福州組成的沿海岸的多中心網絡格局，其向西可輻射内陸腹地，向東則直接面向台灣地區，在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及兩岸經濟一體化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作為沿海高度開放地區，同時受制于多山地勢，其多中心網絡化格局将不斷完善。

成渝城市群則是引領我國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從内部結構來看，該城市群擁有成都、重慶兩座中心城市，但重慶的網絡中心度及其對應的區域輻射能力遠低于成都。未來如何發揮重慶直轄市的政策優勢，與成都合理分工和協作，唱好成渝“雙城記”，進而帶動成渝城市群乃至西南地區腹地的高質量發展，将是需面對的重大挑戰。

4.2 城市群内部分産業組織特征

産業經濟是地區城市網絡發育的關鍵因素，是城市和城市群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仍采用中國工商企業數據庫，以企業總部—分支機構的産業代碼字段對若幹重點城市群内部的分産業企業聯系做分析，并繪制産業集群的圖譜（圖7，圖中灰色線圈表示一個具有緊密産業鍊關系的簇群，灰色線圈和彩色圓的面積表明簇群/行業的聯系度在城市群/某集群占比）。比較圖中六個城市群的産業鍊構成，可發現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從産業構成來看，建築業（E） 及租賃和商務服務（L）、批發和零售業（F）等服務業是維系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産業，也是城市群内部圍繞其組成産業簇群的重要支撐；再者，制造業（C） 與批發零售之間的關聯性也極強，科研（M）、商務（L） 在其産業鍊的構成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顯得更為突出，“世界工廠”地位可見一斑。

圖7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海峽西岸、山東半島、成渝六大城市群内部産業簇群示意

值得一提的是，圍繞科研與技術服務（M） 所構成的産業簇群中，京津冀表現十分突出，這主要依托于北京的科研實力。2018年，北京的R&D支出經費在全國城市中一騎絕塵，其與GDP占比也很突出（圖8）。從國際/國内創新排名認可度來看，北京也在各大權威榜單中名列前茅，長三角、珠三角主要城市的排名也相對靠前（表6）。這在一定程度表明，盡管當前我國不少科研領域距離世界頂尖水平仍有距離，但創新能力無疑将成為新時代引領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中堅力量。

圖8 2018 年全國R&D 經費支出前15 強城市

5 結論

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和合理的規劃引導，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城市群是一種空間現象，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國土空間規劃需要把握的絕非僅是城市群的外在形态。已經有許多研究闡述過城市群的功能性内涵；城市群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社會、基礎設施、生态環境等維度的命運共同體，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規劃需要基于對城市群發展規律的科學研究和認知。

場所空間與流動空間是城市群空間研究中的兩個視角，但二者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具有内在統一性。本文将地理鄰近性因素作為加權參數融入“去空間化”的社會網絡分析模型之中，形成了“網絡關聯”與“地域屬性”的綜合研究視角。從而可以更為清晰地揭示城市群内部空間組織的演化特征、城市群的空間邊界變化等地域性特征，進而對我國城市體系的整體格局和城市群的發展階段做出更為準确的描繪。

城市群的發育需要經曆漫長的過程，并受制于諸多因素；對其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的認識要基于客觀評價。本文研究表明，我國現階段發展較成熟的城市群數量還很有限；相當部分城市群仍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即使在規劃戰略上希冀加快某些欠發達地區的城市群發展，但首先也要科學評估發展基礎，合理确定發展目标和路徑。

總之，要認清城市群發育的背後有着複雜的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因素，有着開發保護的共同利害關系和空間組織邏輯；并且不同地區發展條件和空間形态的差異巨大，有的趨于發展成為大都市連綿區，有的可建成“大灣區”；有的則缺乏内在的功能聯系需求，即便看似城市較密集，但城市功能網絡發育緩慢。因而，在國家發展規劃和國土空間規劃的制定中，既要審慎識别和認定城市群，更要準确分類和精準施策。

作者簡介

張藝帥，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研究生

趙民，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高密度人居環境生态與節能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授，博導，通訊作者

程遙，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高密度人居環境生态與節能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教授

來源：城市規劃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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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編輯：一米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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