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之一。在今天，我們讨論到中國文化傳統時，經常會以“儒道互補”來形容其基本的骨架；讨論到中國傳統政治時，經常會用“儒法并用”來形容其基本的運作方式。其中，儒家内聖外王的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成為很多人的人格理想。

所謂“内聖外王”指的是為人應對内具有聖人之德，對外又能施行王者之道。隻是，孔子時代并沒有明确提出"内聖外王"，這一概念是道家思想代表莊子所提出的。不過，早在孔孟時代，儒家思想就體現出了“内聖外王”的思想内涵，而且并不妨礙這個思想成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

我将從以下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儒家“内聖外王”的内涵：

第一個方面，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儒家思想中内聖外王的思想？

第二個方面，儒家思想中的内聖外王的内涵是什麼？

第三個方面，儒家學說中内聖外王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有哪些影響？

儒家推崇踐仁至聖，那作為普通人，我們學習這些思想有用嗎？或者說，我們通過學習能達到成仁至聖的境界嗎？

在儒家思想中，“仁”居于核心位置，孔子以仁立教，并且提出“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他一語道破，人們的自覺性決定了人生的方向，隻要自己施仁道，便能找到生命的價值，他指出一條“人人皆可以踐仁成聖的大路”。

換句話說，在孔子看來隻要我們學到儒家思想的精髓，每個人都是有可能成為聖人。不過，雖然孔子說每個人都可以實行仁義之道，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但是他卻不輕易用“仁”誇贊他人。比如他在評價弟子時，認為隻有顔回能夠做到仁心常在，而其他人隻是偶爾一見。有好事兒的人跑去問孔子，他的弟子是不是仁人，他直接回答說，他仁不仁我不知道。那為什麼孔子說每個人都可以成仁成聖，卻又認為很多人都難以稱為仁呢？

這是因為從主觀上，每個人都可以立志為仁，但是，客觀上不一定能行仁，特别是“行仁所期望，達到天下歸仁”。既就是說達到将仁普世于天下的終極效果，不僅要看自己的主觀努力是否足夠，而且要看客觀條件是否允許。所以能否成為聖人，就是個人與外界環境相輔相成的過程，我們每個人想要學習成聖，雖然不簡單，但都是有可能達到的。

既然我們知道學習儒家學說有可能成為聖人，那到底什麼是聖人呢？

聖人是儒家學者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而其起點是成為君子。所謂君子，本來的意思是國君之子，後來泛指貴族，或者是社會地位高的人，是與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及普通民衆相對應的。不過，孔子改變了這種以社會地位劃分君子與小人的做法，他以德性與德行狀況為标準，在有德者與無德者之間劃了一條分界線。

孔子提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說的就是君子的行為主要是要合乎仁道，以及仁道統帥下的各種行為規範，小人則可以說是放于利而行，其言行舉止的最終目标均是為自己謀求一己的私利，這也就是君子與小人的一個基本的分界線。

同時，孔子還提出，君子會有自我覺知，内省自身，在自我修煉中，成就内在的精神世界。并且會一直遵守個人操守，無論遇到各種問題，都不會胡作非為。

在待人接物時，君子會直抒己見，堅持對的觀點，注重團結協作，絕不結黨營私。

在生活中，君子富貴時不會心高氣傲，貧困危難之中，仍然會坦然面對。

在工作中，君子會量才而用，任人唯賢，而不會徇私舞弊、以權謀私。

此外，君子會施以仁道，不重私利，樂于助人，成人之美。

孔子對君子做了詳細地說明，随後孟子進一步對“聖人”做了簡明而精準的界定，他說“聖人，仁倫之至也。”簡單地說，聖人就是為仁之道者，堅持做仁義之事的人。

後來，朱熹又具體對此展開，在他看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聖人，一個基本特點就是“知無不盡而得無不全”，概括的說就是，聖人是既具有崇高的德性，而又具有極高的才幹，并能緻力于治國平天下的人。

這麼看，普通人通過學習儒家思想，可以更加自覺地要求自己，從而樹立遠大目标，踐仁成聖，最終找到人生的意義，實現人生的價值。

那我們要想成聖成賢又該如何做呢？簡單說就是要内聖而外王，具體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雖然沒有明确提出内聖外王，但是他在《大學》中提到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一統治天下的三條綱領，就把個人修身與為政清明相結合，與“内聖外王”的觀點極為吻合。同時，《大學》中講到的，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八條目”。通俗地說，“内聖”就是修身養德，要求自己做一個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三綱八目”，講出“大學”教育的宗旨、目标，與實現目标的方法，可以看做是儒家“成己成人之道”義理綱維的全面展開。

三綱領中“明明德”，就是發揚光明的德性。所謂“親民”，是教人棄舊自新、去惡從善。這裡的“親”是“新”的假借，是革新的意思。所謂“止于至善”，就是要達到道德上最完善的境界。《大學》文中提到“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的說法，這就是“止于至善”的詳細解釋。

而三綱領與八條目之間也不是彼此獨立，而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的關聯可以簡單理解為：

那些希望彰顯光明的德性、與天下的古先聖賢，必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就是八條目中的“治國”。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必先管好自己的家庭，也就是齊家；要想管好自己的家庭，必先修養好自己的品性，也就是修身；要想修養好自己的品性，必先端正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正心；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必先誠敬自己的意念，也就是誠意；要想誠敬自己的意念，必先窮究事物的道理和知識，這就是緻知；要窮究事物的道理和知識，就必須親身實踐，研究和認識物質，也就是格物。

反過來說，研究和認識事物，然後獲得事物的道理和知識；獲得事物的道理和知識，然後能夠意念誠敬；意念誠敬，然後能夠心思端正；心思端正，然後能夠修養品性；修養品性，然後能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然後能夠治理好國家；治理好國家，然後能夠使天下太平。

所謂“八條目”即實現目标的方法，這又可以具體分為“内省”和“外治”兩大方面。前四個條目即“格物、緻知、誠意、正心”屬于“内省”，旨在通過向内的修心養性而增強自我的德性。後三個條目即“齊家、治國、平天下”屬于“外治”，旨在通過德性向外擴充和拓展，在家國乃至天下的範圍内實現建立在仁心仁德基礎之上的外王事功。

在“内省”“外治”、成己成人的過程中，“修身”是中心環節。“内省”與“外治”之所以能夠貫通為一，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它們都是德性與德行的養成方式，經過修身而成德的儒家君子成為“三綱八目”的踐行主體。就“内省”與“外治”的關系而言，一方面通過“格物、緻知、誠意、正心”最終完成“修身”，另一方面“齊家、治國、平天下”又以“修身”為起點，因而，“修身”成為連接“内省”與“外治”兩方面的樞紐。

聽到這，有人可能會産生疑問，“修身”真的有這麼重要嗎？儒家講究“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難道修身真的就能齊家、齊家真的就能治國、治國真的就能平天下了嗎？當然不是，畢竟後者的内涵和外延明顯要大于前者，從前者推後者自然是不符合邏輯的。

實際上，“修齊治平之道”中前者隻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如果身未修，就不可能齊家；如果家未齊，就不可能治國；如果國未治，就不可能平天下。“修身”是“修齊治平”的起點和關鍵。這與《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要求正好保持了内在的一緻性。

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之後，接下來的一個環節是齊家。儒家高度重視“齊家”，也就是家庭内部的關系問題，在處理人際關系的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與朋友中，就有三倫是關于家庭内部關系的。在儒家思想中，倫理和政治是密切關聯的。

當有人問孔子“你為什麼不參與政治”時，他回答說：《尚書》上說，隻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把這種風氣影響到卿相大臣那裡去，這就是參與政治了呀，又不是說一定要做官才算參與政治？在孔子看來，個人注重倫理道德的修為，并由此而影響到他人與社會，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看做“為政”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齊家”的問題在儒家思想中，可以看作屬于“治國”的範圍。

所以，在探讨儒家社會政治思想時，可以把“齊家”融入到“治國”範疇相結合讨論。儒家修齊治平之道在治國層面的基本主張，可以用“為政以德”來概括。所謂為政以德就是說，要通過自己良好的道德性風範的影響，推行以禮制為中心的政事。

這就要求，在上位的人要起好帶頭作用，在道德修為方面，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主張通過道德教化來治國，可以稱為德治主義，這與西方法治政治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論語·為政》中，孔子明确提出了“為政以德”的主張。他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這句話的意思是，以德行政，就會得到衆人的支持，像是其他星星都圍着北極星一樣。

不過，道德教化會對包括政治活動在内的社會生活發揮巨大的影響、乃至起到決定性作用，卻又在很大的程度上仰仗于“為政者”本身在德性與德行上所具有的中心與示範作用。也就是說，上位者自己行得正，作為表率，其他人也會照着做；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即使命令其他人按照德性要求做，别人也不會聽從的。這麼看，“為政以德”就是儒家對于君主大臣等為政者，提出的明确要求。

儒家政治思想的最終理想是建立大同社會，而達到這一理想的基本途徑則是君、臣、民的和諧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是相與為本的。但是，我們明顯看到，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君主以及大臣在整個為邦治國的過程中是居于主導地位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說儒家要在整個政治過程中維護君主與大臣的特殊利益，而是由于君主與大臣在施政，這一環節對于實現君、臣、民的和諧一體相當重要，甚至是起着主導作用。《禮記·禮運》引用孔子的話，把“君仁”與“臣忠”一起看作是處理君臣關系的“人義”即人倫綱紀之一。

而這種人義追求的目标就是“平天下”，它構成了儒家修齊治平之道的最後一個環節。其理想境界用《禮記·禮運》中的話來說，就是“天下為公”或曰“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意思是說整個天下像是一個家庭，全體國民像是一個人。

由内聖及外王，建立大同社會。這就是儒家思想精髓之所在。

了解了内聖外王的内涵，那儒家學說中内聖外王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有哪些影響？

儒家思想一直強調“以德服人”，以修身成德為起點，進而齊家，進而治國，最終達到平天下。當然這并不是主觀想象實現，而是通過知曉人情，了解人義，明于人利，熟悉人患，然後才能達到的。

正是這些以反求諸己、以德服人的處事原則， 體現了儒家的忠恕精神與仁者情懷。在這一原則的主導下，不僅不會認為強大者有資格、有權利欺淩、壓榨弱小者，而且恰恰是要求強大者理當同情弱小者、幫助弱小者。這一原則顯然也不會簡單地認同所謂“物競天擇，适者生存”，更不會認可“落後就要挨打”。

也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不會對外侵略、沒有窮兵黩武的文化“基因”。可以說某種程度上，堅持“以德服人”，也是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演進中，曆盡艱辛，卻不斷發揚光大的重要原因。

在對外關系方面，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基本追求，就是秉持“天下情懷”，不僅做到“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而且 能夠“親仁善鄰”、“衛弱禁暴”、“以大事小”，以臻于“協和萬邦”、“合和萬國”、“萬國鹹甯”、天下太平的理想境地。

即使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競争年代，我國依然堅持着儒家思想中“忠恕規則”或“互助規則”，強調人人平等，不遺餘力地為世界和平貢獻綿薄之力，努力奮進地帶動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持續勇往直前，這從側面說就是一種儒家文化的指引。

在對外交流上，我們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合作與和諧，大國不僅不能罔顧他人、為所欲為，而且應當以身示範、表正萬邦，不是弱肉強食而是衛弱禁暴，不是暴力而是和平，不是由差異而沖突，而是求同存異。這其中的基本價值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彰顯了“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的“仁者情懷”。

這些都展現出儒家思想在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它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産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儒家思想在曆史長河中，為我們記錄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反應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也深深影響着華夏兒女為人處世的思想境界。随着中華民族的現代複興，儒學的明天一定會更加充滿生機與活力，在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發揮更為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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