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讀書筆記：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一句話說出了千古以來為政者的一個最基本要求，堅守正道。一切規則都是統治者定下的，若是統治者再不遵守，國家如何會好得了？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對為官者的要求是十分嚴格，正人先正己，隻要身居高位的人能夠正己，那麼手下的大臣和百姓，自然會歸于正道。就像孔子還說過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篇》）可是，在沒有監督和制約的絕對權力之下，古代王朝的帝王們又有幾個能做到嚴格要求自己呢？所以隻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子認為，治理國家用不着殺戮，隻要統治者做好自己，老百姓就會跟着行善。因為在位者的品德好比是風，下面的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風吹到草上，草一會定跟着倒的。上行下效，确實如此。當然，完全不用懲罰也是不行的。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諸葛亮在《出師表》裡說“不求聞達于諸侯”，那到底什麼是“聞達”呢，孔子是這樣說的。所謂達，就是要品質正直，遵從禮義，善于分析别人的話語，對察别人的臉色，經常想着謙恭待人。這樣的人，就可以在諸侯的國家和大夫的封地裡事事通達了。至于聞，隻是外表上似乎愛好仁德，在實際行動上卻不如此，可他自己還以仁人自居而不疑惑。這樣的人，無論在諸侯的國家還是在大夫的封地裡做官，都一定會想辦法騙取名聲。

可見，孔子心目中的“達”是要求一個人必須從内心深處具備仁、義、禮的德性，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而不僅是追求虛名。一個“達”人是具備了儒家道德規範的人，所以孔子才會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聞”，正是孔子所厭惡的沽名釣譽者。

在任何時期，總是“聞”者多而“達”者少。

攀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讓他位在邪惡的人之上，就能夠使邪惡的人正直。

讓正直的人處于上位，這是很理想的想法，事實上卻難以做到。正直的人眼裡容不得沙子，而又缺乏左右逢源的手段，是很難處于高位的。比如海瑞這樣的人，在官場是很難站得住腳的。

如果正直的人處于高位了，真像孔子說的，就能使邪惡的人變得正直嗎？我看未必，震懾作用或許會有，但要說可以改變一個壞人的性情，恐怕還不行。臯陶、伊尹的例子太過久遠，已無法辨析，可即便是他們真的使“不仁者遠矣”，那也隻是使壞人遠離，并不是改變。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也。”

對朋友的勸谏，孔子說“不可則止”，對于你的勸告，朋友不聽，也就罷了，再說得多了，就是自取其辱了。其實不隻是對朋友，老師對學生，父母對子女，有時候也是這樣，說得多未必管用。人的心思一旦固執起來，是誰也無法改變的，所以我們不要總是去試圖改變一個人。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有志趣相投的好朋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可是，在當今社會，“以文會友”卻也不易，多的是以酒會友，以财會友，而這樣的友，大多也算不得真正的朋友。

子路曰：“衛君待子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阙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則言不順，孔子認為治理國家首先要“正名”。那麼，到底什麼是“正名”，孔子要“正”什麼“名”呢？

皇侃的《義疏》引用鄭玄的注解說：“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把“正名”說成規範文字，恐怕有點牽強。

大部分人認為是正名分，正什麼名分呢？馬融批注說是“正百事之名”，《史記》，還有一些宋朝儒，都認為是正父子之名，也就是正蒯聩和出公辄這對父子之間的名分（當時的衛國，蒯聩和出公辄父子争位）。

楊伯峻先生認為，孔子所說的“正名”是在糾正當時對于禮制、名分的用詞不當的現象。比如《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孔子的話說：“唯器（禮器）與名（名分）不可以假人。”孔子有過“觚不觚”的感歎，“觚”不像“觚”了，有名無實，也就是“名不正”了。孔子對齊景公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正名，是在糾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孔子認為名分是關乎倫理和政治的大問題，所以治國首先要正名。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弟子樊遲向孔子請教種莊稼種菜這些事情，孔子說他不如老農，并批評了樊遲。當然，這裡的“小人”，并不是指品質惡劣的壞人，是指沒有遠大志向的普通平民百姓。

後人依據這一則批評孔子，說他瞧不起農民，瞧不起勞動者。儒家輕視體力勞動的思想是有的，像孟子也說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話，但孔子并不是從人格上鄙視下層勞動者的，他也說過“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話。但他教育學生的目的，是想要他們去治國安民的，并不是要他們去做農夫的。就像他對子夏說的“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篇》），君子儒就是立志學大道辦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批評樊遲。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是提倡學以緻用的，學了很多知識，但不能運用，學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可見孔子是反對毫無用處的書呆子的，但後世的儒學教育，卻把許多讀書人變成了百無一用的書生。哀哉！

子适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對于百姓，孔子主張“先富後教”，先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再進一步去教育他們。孟子繼承了孔子的這一思想。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治理國家的人不可不謹慎啊！“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做領導的最大快樂，大概就在說話沒有人敢違抗了吧。說話沒有人違抗，這是權勢者快樂，也是權勢者的悲哀。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問孔子如何處理政事，孔子告訴他“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兩句話說的很簡單，卻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不僅是搞政治，做什麼事情都一樣，若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淺，那往往是做不成的。這道理人人都懂，但一到了實際辦事的時候，還是恨不得眨眼就見成效，最後就隻能以失敗而告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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