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樸
銘,是古代一種獨特的文體,具有非常悠久的曆史,是從商周青銅彜銘發展而來的。那時,古人常常在金石器物上鑄刻文字,或題名記事、或頌揚功德、或以為警戒。
銘最早出于黃帝時期,《漢書·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銘箴》中也說:“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黃帝把銘文刻在車和幾上,用來匡正過失),大禹勒筍篪而招谏(大禹把銘文刻在鐘磬的架子上,鼓勵人們提意見)。”商代已有銘文傳世,《禮記·大學》中就記載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戴禮·武王踐阼》也記載姜太公向周武王講《丹書》,“武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四端,于機,于鑒,于輿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屦,于觞豆,于戶,于牖,于劍,于弓,于矛,盡為銘焉,以戒後世子孫。”
從遠古的青銅器上看,商代銘文一般比較簡單,字數不多。司母戊大方鼎隻有“司母戊”(或釋“後母戊”)三字,這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到了周代,彜器銘文則較長,西周初期青銅器大盂鼎,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記載了周康王對大臣盂的策命和賞賜。西周晚期青銅器“毛公鼎”則多達四百九十七字,記述周宣王告誡和褒賞其臣下毛公膺事,是商周彜銘中最長的。
秦漢之前,銘文大多鑄刻在鐘鼎等青銅器或日常器物上。自秦漢起,人們也多在名山大川、宮殿廟宇等處勒石為銘,于是,便出現了許多山川銘、廟堂銘、碑銘等。正如明人吳讷所說:“其後作者寝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文體明辯》)
東漢末年,善寫銘文的有張昶和蔡邕,尤其是文學家、書法家蔡邕,他的碑銘被譽為古今之冠。其文或韻或否,工整典雅,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晉人張載在入蜀探親路過劍閣時所作《劍閣銘》也是一篇較好的山川銘,它以生動的語言描寫劍閣地勢之險峻:“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同時垂誡世人“興實在德,險亦難恃。”當時,晉武帝見到這篇銘文後,馬上派遣使者把它镌刻在劍閣山上,以為警戒。
從漢代起,還有一些銘文形式也開始流行起來,最著名的要算座右銘了。座右銘的名稱和最早的作品都出自漢代人崔瑷,南朝梁蕭統所編《昭明文選》收崔瑷《座右銘》一首,呂延濟題注:“瑗兄璋當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嘗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這篇座右銘中寫道:“無道人之短,無說人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很明顯,這是一種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的文字。它為以修身為己任的士大夫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自戒形式,所以引起後人群起效仿。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就曾寫了《續座右銘》,并在序裡對崔瑷的《座右銘》倍加贊賞:“崔子玉(崔瑷字子玉)《座右銘》,餘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雲。”
在居室銘中,唐代大作家劉禹錫的《陋室銘》最為有名:“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牍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曰:‘何陋之有!’”這篇銘文短小精悍,立意新穎别緻,以精巧活潑的語言表達了以道德自我完善自勉的高潔人格,堪稱居室銘中的傑作。
銘文或以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歎,不拘一格。據記載,宋代民族英雄嶽飛有一方遺硯,硯背上刻有“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個字,意思是說要保持玉石一般堅硬的本性,艱難折磨不移變,忠守玉石一樣潔白的本質。這寥寥八個字的銘文表現了嶽飛忠貞不渝的愛國主義精神。有趣的是,這方硯台在宋鹹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輾轉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中,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銘文,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思想也在這21個字中表達得淋漓盡緻。
古時,也有人以銘文申鑒戒。蘇東坡長子萬将去德興縣做縣尉,臨行前,蘇東坡送兒子一方硯台,并刻有四句銘文,以作告誡,曰:“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經财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從學習态度到為官宗旨,蘇東坡以銘文的形式,對兒子進行諄諄告誡,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從古代銘文看變遷興衰、人世滄桑,不啻曆史一面之鏡。不言而喻,銘文有着較高的審美意趣和研究價值,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老祖宗留給後人的文化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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