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樸

銘，是古代一種獨特的文體，具有非常悠久的曆史，是從商周青銅彜銘發展而來的。那時，古人常常在金石器物上鑄刻文字，或題名記事、或頌揚功德、或以為警戒。

銘最早出于黃帝時期，《漢書·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銘箴》中也說：“昔帝軒刻輿幾以弼違(黃帝把銘文刻在車和幾上，用來匡正過失)，大禹勒筍篪而招谏(大禹把銘文刻在鐘磬的架子上，鼓勵人們提意見)。”商代已有銘文傳世，《禮記·大學》中就記載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戴禮·武王踐阼》也記載姜太公向周武王講《丹書》，“武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四端，于機，于鑒，于輿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屦，于觞豆，于戶，于牖，于劍，于弓，于矛，盡為銘焉，以戒後世子孫。”

從遠古的青銅器上看，商代銘文一般比較簡單，字數不多。司母戊大方鼎隻有“司母戊”(或釋“後母戊”)三字，這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到了周代，彜器銘文則較長，西周初期青銅器大盂鼎，有銘文二百九十一字，記載了周康王對大臣盂的策命和賞賜。西周晚期青銅器“毛公鼎”則多達四百九十七字，記述周宣王告誡和褒賞其臣下毛公膺事，是商周彜銘中最長的。

秦漢之前，銘文大多鑄刻在鐘鼎等青銅器或日常器物上。自秦漢起，人們也多在名山大川、宮殿廟宇等處勒石為銘，于是，便出現了許多山川銘、廟堂銘、碑銘等。正如明人吳讷所說：“其後作者寝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文體明辯》)

東漢末年，善寫銘文的有張昶和蔡邕，尤其是文學家、書法家蔡邕，他的碑銘被譽為古今之冠。其文或韻或否，工整典雅，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晉人張載在入蜀探親路過劍閣時所作《劍閣銘》也是一篇較好的山川銘，它以生動的語言描寫劍閣地勢之險峻：“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同時垂誡世人“興實在德，險亦難恃。”當時，晉武帝見到這篇銘文後，馬上派遣使者把它镌刻在劍閣山上，以為警戒。

從漢代起，還有一些銘文形式也開始流行起來，最著名的要算座右銘了。座右銘的名稱和最早的作品都出自漢代人崔瑷，南朝梁蕭統所編《昭明文選》收崔瑷《座右銘》一首，呂延濟題注：“瑗兄璋當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嘗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這篇座右銘中寫道：“無道人之短，無說人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很明顯，這是一種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的文字。它為以修身為己任的士大夫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自戒形式，所以引起後人群起效仿。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就曾寫了《續座右銘》，并在序裡對崔瑷的《座右銘》倍加贊賞：“崔子玉(崔瑷字子玉)《座右銘》，餘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雲。”

在居室銘中，唐代大作家劉禹錫的《陋室銘》最為有名：“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牍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曰：‘何陋之有！’”這篇銘文短小精悍，立意新穎别緻，以精巧活潑的語言表達了以道德自我完善自勉的高潔人格，堪稱居室銘中的傑作。

銘文或以明主人之志，或表内心之喟歎，不拘一格。據記載，宋代民族英雄嶽飛有一方遺硯，硯背上刻有“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個字，意思是說要保持玉石一般堅硬的本性，艱難折磨不移變，忠守玉石一樣潔白的本質。這寥寥八個字的銘文表現了嶽飛忠貞不渝的愛國主義精神。有趣的是，這方硯台在宋鹹淳九年(1273年)十二月輾轉到了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手中，文天祥又新刻了一段銘文，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思想也在這21個字中表達得淋漓盡緻。

古時，也有人以銘文申鑒戒。蘇東坡長子萬将去德興縣做縣尉，臨行前，蘇東坡送兒子一方硯台，并刻有四句銘文，以作告誡，曰：“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經财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從學習态度到為官宗旨，蘇東坡以銘文的形式，對兒子進行諄諄告誡，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從古代銘文看變遷興衰、人世滄桑，不啻曆史一面之鏡。不言而喻，銘文有着較高的審美意趣和研究價值，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老祖宗留給後人的文化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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