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2年元月1日開始，農曆的“元旦”改叫“春節”。然而陽曆的新年縱使是今天，在國人心目中的分量也是沒法和陰曆新年相提并論的。　　“胡蘿蔔，蜜蜜甜，看到看到就過年”，記憶中的童謠就是我對年的最初印象和盼望。　　胡蘿蔔上市的季節，就離過年不遠了。因為兒時家裡比較窮，過年可以吃肉，可以穿新衣服，可以看到從湖北打工回來的爸爸，所以年的深刻，是沒法用簡單的辭藻來描述的。　　記憶中的春節，規矩很多，頭等大事約莫是午飯前祭奠親人。吃飯前，照例是貼好春聯，備好酒，然後燃放鞭炮，由家長鄭重地邀請故去的老人先食，祈求祖先保佑來年家人平安，停留幾分鐘後才是長幼有序地入席。可以說，這種家族式的天地人溝通交流、協調合作，共同對付邪祟事物，守護幸福安康儀式深入到了每個家庭的骨髓。　　我家不像其他人家要守歲，那時煤油燈的價格也是難以承受的，但父親母親一早就會起來做“圓包”，有時還會在裡邊包點花生或者硬币，吃着不知多幸運！柴火噼裡啪啦的聲音，哧哧哧的水漲聲，勾引我的視線也随着大大的湯圓此起彼伏。吃過早飯，大人們更忙了，這一天一般要煮好整個初一到十五的肉，連平時不下廚的父親也自覺地打起了主力。　　吃是過年的主打節目。初一我家吃面，與别家不同，不知湖廣填四川時是不是就不一樣了，反正父親模仿的是爺爺，爺爺模仿的祖祖。吃完面後母親會把我和妹妹趕出家門，而且會一再叮咛不能空手回家，照例是要弄點柏樹枝丫什麼的，總之一定要抱“柴”歸家。元宵前還必須偷青，把别人家的菜偷點回來，據說人家罵得越好當年就越順越紅火。偷青其實就是偷菜，諧音偷财。在春節，尤其是年三十和初一，農村即使是現在也可以夜不閉戶，沒有誰會真正的盜竊，更何況菜在農村從來不是稀罕物，我終究沒能聽到誰罵自己的菜被偷了，但老家年年偷菜的習俗似乎并未大改。母親往往還特别囑咐我年三十兒晚上不要洗腳，因為那時大家日子都很難過，撞到别人吃好的讨人嫌；大年初一不掃地，掃地就是掃财。　　初一最盼望的活動其實是給長輩拜年，祝他們長壽、健康與平安。拜年時的一句祝福語，哪怕是簡單的口彩也反映着孩子們的心理企盼。“福”在老祖宗那裡是有衣有田有吃的，在我這裡就是珍惜現在已經擁有的。得多少錢不是主要問題，主要是父母要“征用”。說什麼禮是要還的，别人給了多少就必須得還多少，禮尚往來，為人處世不能動不動就占人家的便宜。小孩子們大都不這樣想，這不是給我的嗎？為什麼要我拿出來還呢？父母好說歹說，說是存學費，存多了買新衣服，軟磨硬泡，也就信了，但總免不了截留一點買糖買鞭炮。　　還依稀記得我念高中時突發奇想寫春聯賺外快，我的那個毛筆字醜得自己都瞧不起，居然在場口上也賣得出，賣得好。現在想想，無論誰家，充滿鄉土氣息的農村都需要一副春聯。小小的對聯背後是中華陰陽二元對立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它連接着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富貴之家可以錦上添花，貧寒之家也可蓬荜生輝，總把新桃換舊符”中的“桃”和“符”是互文修辭，意思是總用新桃符換下舊桃符，取除舊布新之吉祥義，實在是需求成就了我的市場。 “　　四川老家農村的元宵節沒有想象的那麼熱鬧，因為過了這一天，大家就要再次各奔西東，何況也沒有燈會可賞，沒有節目可看，遺憾的是在圓月當空的時候往往又要開始新一輪的聚散兩依依了。　　再沒有任何一個節日能像春節一樣讓我和親人的心緊緊擰在一起的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守護春節，就是在守護一個族群的記憶與鄉愁，守護中華文化的血脈臍帶。不過今年因為新型冠狀病毒，過年大家走動應該克制些，對生命的關懷和對人情親情的呼喚始終符合人性的需要，隻不過還要加上一條，和諧共處既包括人與人，也包括人與自然，人與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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