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提尼改革是古希臘城邦時代早期雅典的一次政治改革。這次改革上承梭倫改革和庇西特拉圖改革，下啟伯利克裡時代，是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關鍵時期。他的改革不僅僅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正式确立，還讓雅典正式從氏族部落聯盟轉為國家組織。

雅典位于南部的阿提卡半島，這裡原本生活着四個愛奧尼亞部落。據說提修斯将阿提卡的部落聯合為部落聯盟，統稱為雅典，雅典開始從氏族時代向城邦時代過渡。生産力的發展，促進社會的分化。前10—前8世紀的雅典，已經分化為了貴族、工商業者和平民三大階層，他們在後來形成了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貴族生存的基礎就是氏族和土地，他們利用其特權來剝削壓迫平民。平民和貴族的鬥争一直影響着雅典的民主進程。

在雅典早期，有梭倫和庇西特拉圖的改革，他們都為雅典民主的形成作出了貢獻，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梭倫是工商業階層的代表，他的改革是走中間路線，隻是對貴族的政治和經濟特權作出了一些限制，貴族的根本利益和生存的土壤沒有改變。庇西特拉圖是在平民的支持下當上僭主的，他是利用政治權力來壓制貴族的權力，在制度上的建設成果十分有限。前510年，流往海外的貴族在斯巴達的幫助下，卷土重來，推翻了僭主統治。

梭倫

因此，想要從根本上削弱貴族的利益，那就要必須從土地和氏族部落上着手。前508年，工商業階層的代表克利斯提尼推翻了新建立的貴族寡頭統治，開始進行了民主改革。首先，他就拆散了雅典的四個氏族部落，将雅典重新劃分為了10個行政區。具體的措施是将雅典劃分為了30個區：10個區在雅典郊區，是過去平原派的主要地區；10個區在沿海地區，是過去海岸派的主要地區；10個區位于内陸地區，是過去山地派的主要地區。每三個區組成為一個行政區，但是這三個區必須是一個雅典郊區、一個沿海區和一個内陸山區，并且規定原本是一個部落的地區不能相連。這種區劃被稱為“三一區”，它不僅可以瓦解貴族統治的基礎，而且還有助于平息雅典激烈的黨争。

克裡斯提尼

行政區劃改革，也使得大量原來遷徙到雅典的外邦人甚至部分奴隸成為了新的雅典公民，擴大的公民的規模，沖淡了氏族的血緣基礎。克利斯提尼改革後，原來的部落聯盟也就是正式解體了，雅典城邦國家正式形成。

在氏族時代，雅典逐漸形成了執政官、公民大會和貴族會議（又稱為元老院、長老會議）三大機構。随着社會的分化，貴族會議的權力不斷加強，擁有最高的立法權、司法權，并且有推舉司法執政官的權力，而公民大會名存實亡。

在梭倫時期，重新恢複了公民大會的地位，使之成為最高的決策機構，貴族會議的權力初步得到了限制。梭倫還設立了四百人議事會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這400人是從四個部落選出的。梭倫以财産為依據，将公民劃分為了四個等級，規定前三等級可以參與四百人議事會，這就使得工商業階層可以參與國家政務，打破了貴族的權力壟斷。梭倫還設置了陪審法庭，使得司法權得以獨立出來。

梭倫的改革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這些機構也在庇西特拉圖時期保留了下來。不過貴族會議的權力依然較大，要徹底削弱貴族議會，還必須進一步改革。克利斯提尼在重新設置10個行政區之後，就以此為基礎将四百人議事會擴展為五百人議事會，由每個地區抽簽選取50人組成。五百人議事會的設立，為平民參與國家政務提供了方便之門。每個人公民一生有兩次機會獲選。議事會的費用一切由國家提供，保障平民能夠參與政治。

雅典的權力機構

雅典過去的行政長官為執政官，有9人，他們負責民政、軍事和司法等。最初的執政官必須是貴族擔任，為終身制，後來有了任期的限制。梭倫改革後，貴族壟斷執政官的現象被打破，工商業階層也可以擔任執政官。克利斯提尼上台之初規定規定執政官由公民大會選出，後來由議事會選出候選人，最後經過抽簽選出。這讓平民也有了擔任執政官的機會。

在克利斯提尼晚期，又設置了十将軍委員會，由每個部落選舉一名将軍，十将軍又抽簽選取以為首席将軍。十将軍委員會的産生分化了執政官的軍事權，使得國家最高執行機構産生了内外分工。将軍一職按公民自費服役的傳統，不僅沒有薪饷，還要自己出資裝備。因此，隻能夠是家産豐富的人才能夠勝任。将軍一職隻能選舉産生，不能抽簽選出，并且可以連選連任。

雅典國家機構的權力大多數都呈現下移的趨勢，貴族的權力壟斷不斷減少，工商業階層獲得更多的權益，平民也能夠參與政治。但是雅典的國家機器始終還是維護上層人的利益，這些上層人包括貴族和上層的工商業者。十将軍委員會的設置，就是在國家權力總體下移的同時，又能夠保障上層人的基本權益。

古希臘城邦的政體大緻出現了三種模式，分别是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其中僭主政治往往是城邦從貴族制向民主制過渡時期出現的一種體制，這是僭主（野心家、獨裁者）利用平民的支持壓制貴族所建立的政治模式。僭主模式雖然在一定的時期對民主的發展做出來了貢獻，但是它在根本上也是威脅民主政治和公民利益的。在雅典曆史上，就曾經出現了庇西特拉圖的僭主統治。

克利斯提尼時代就是僅承庇西特拉圖僭主統治之後，對僭主的危害的認識是十分的清楚。為了防範雅典再次出現僭主，克利斯提尼實行了“陶片放逐法”。簡單來說，就是公民将自認為會威脅城邦利益的人的名字寫在陶片上進行了投票。當投票票數達到了6000以上，就是有效的投票，其中的票最多的人就會被流放出雅典10年，當然城邦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随時召回被流放者。流放期間，其财産得到城邦的保護。

陶片放逐法的出台，有利于打擊野心家政客，也有利于約束官員的行為，這是對民主制度的一種保障。該法主要是針對庇西特拉圖的後代，因此在克利斯提尼時期也并未真正實施。希波戰争後，陶片放逐法才開始正式實行，直到前417年才廢除。在此期間，共有10人被放逐。

陶片放逐法也有很大的缺陷。因為其投票權屬于全體公民，因此很大程度上受到公民情緒的影響，很難做出正确的判斷。許多的公民目不識丁，他們對官員的優劣也不清楚，因此在投票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失誤。改法甚至淪為政治家排除異己的工具，反而會威脅民主制度。因此，陶片放逐法的使用也不會頻繁。前417年，平民派的代表海柏波拉斯被流放，在海外遭到了貴族派的暗殺，此後平民認為陶片放逐法不過是一個鬧劇，因此廢除了該法。

之所以認為克利斯提尼改革讓雅典民主正式形成，其原因就是他的改革讓平民能夠參與國家政治，而之前的梭倫僅僅是讓工商業階層能夠參與政治。當然，時代的局限下，他的改革必然有許多的不足，例如婦女、奴隸是沒有公民權的。對于這一點，小編認為，我們不能超越當時的時代背景去苛刻要求古人，他的改革在當時來說已經算是做到了最好。克利斯提尼之後，雅典的民主還在持續的發展，在希波戰争後達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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