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13日，商周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讨會在北郵科技大廈順利召開。本次研讨會由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辦，不僅有來自北京大學、香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曆史研究院、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吉林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山東大學、東北師範大學、蘇州大學等國内著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者參加研讨，更吸引了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等海外名校的專家學者參與。四十餘位商周史領域的學者共聚一堂，就商周國家與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參會人員合影

會議開幕式由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院長助理黃國輝副教授主持，著名先秦史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晁福林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院長楊共樂教授分别緻辭，對撥冗參會的諸位專家表示歡迎。随後，北京大學的朱鳳瀚教授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尤銳（Yuri Pines）教授分别作了主題演講。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院長楊共樂緻辭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晁福林教授緻辭

朱鳳瀚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新出金文與西周封國君主稱謂》，讨論了公、侯、伯、甸、男等西周封君稱謂的意義及其使用的變化，對“五等爵”制進行了反思。“侯”在西周初年不一定意味着封君的地位，而是表示其軍事職能。“公”一般是王朝執政大臣，外服封君極少有稱“公”的情況，應當是受王命為執政大臣。畿外封國内的陪臣也偶有稱“公”者。“公”“侯”均非爵位，實際上也未形成嚴格系統的等級差别。“甸”“男”應當是位于邊地與王畿之間的封國。非“侯”的畿外封君一般以“國名” 行輩為稱，故多見“某伯”之稱，但此“伯”與“公”“侯”“甸”“男”并無系統關系，稱“伯”者地位也未必低于稱“侯”者。而“伯”是邦國君主之稱，還是親屬行輩之稱，目前還是一個問題。

北京大學曆史學系朱鳳瀚教授主題演講

尤銳教授演講的主題《戰國時期諸子關于國家起源的争論》。尤銳教授提出了非常有趣的一種比較方式，即對戰國諸子和西方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進行比較，因為二者都是集權國家誕生前的社會思潮，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兩位專家的演講極具啟發性，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和旁聽人員進行了熱烈的提問和讨論。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尤銳教授主題演講

在為期一天半的研讨環節，會議分為A、B兩組進行，研究相近問題的學者在同一組進行交流和讨論。

商周國族的相關問題，是本次大會最受學者關注的話題之一。南開大學曆史學院陳絜教授的論文《過甘敦鼎銘與商周東土過族》，以上世紀在山東章丘出土的《過甘敦鼎》銘文為切入點，推斷銘文中的“過”就是傳世文獻記載的東土妊姓過氏，并勾勒出商周時期過族的曆史線索。商代武丁時期的蔔辭中就已經出現了過族，其居地在魯西南或魯中南一帶。周公東征之後，過族順服周王朝，此後還參加了昭王南征。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曹斌的《膠東半島東緣銅器與西周紀國》一文重點梳理了膠東半島所出西周青銅器，将之分為以歸城為中心和以煙台——萊陽為中心的兩群，二者是相對獨立又互相競争的關系。作者推斷，這兩個器群對應西周時期的萊、紀二國，其階段性的變化和流動與齊國興衰有直接關系。西周後期，紀國青銅器向南側擴張，影響力擴大，這應當與文獻中記載的“紀侯谮之周,周烹哀公”有關，正是紀國興盛而齊國衰落的時期；而到了春秋早期偏晚階段，紀國青銅器基本消失，正可對應齊國滅紀的時間。同組的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李凱的論文《周王“烹齊哀公于鼎”事件考析》正可以與曹文相照應、相補充。李文認為，“烹齊哀公于鼎”是周王打壓當時齊國所崇尚的東夷文化、通過強硬手腕推行周人制度文化的一個極端結果；所謂“紀侯谮之周”，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強調周人文化與東夷文化的沖突。

武王克商是商周曆史中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其時間的判斷以及相關青銅器銘文的理解，一直是學術界不斷争論的話題。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杜勇教授的《武王伐纣日譜的重新構拟》一文，在上世紀趙光賢先生對武王伐纣日譜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部分調整和重新解釋，形成一份新的日譜。杜勇教授将武王出兵的時間定在公元前1045年一月癸巳（二十七日），牧野之戰及克商的時間定在二月甲子（二十八日），駐師管地的時間定在三月辛未（五日），祀于太室山的時間定在三月乙未（九日），返回鎬京的時間定在四月丙午（十一日）。這樣可以兼容多數文獻的記載以及《利簋》、《天亡簋》等銘文。同組中國國家博物館田率的論文《天亡簋銘文釋義補苴》則提出了與杜勇教授不同的對《天亡簋》的理解。田率認為，銘文中的第一個“将”當理解為“降階”而非“下山”，第二個“降”當理解為“喜悅”之義；作器者“天亡”，當為霍叔處，而非太公望。此外，田率提到，《利簋》銘文中的“管地”可能就在今安陽附近，而非今鄭州的管地。

與會學者也很重視新近公布的金文材料。如去年剛剛發表的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材料，就引起了幾位與會學者的共同關注。北京大學曆史學系韓巍的論文《西周王朝與河東鹽池》，就是從大河口墓地M1017所出的霸伯簋和霸伯盨銘文入手，對西周王朝的供鹽體系、霸國在西周政治體系中的作用以及兩周之際王室權力的變遷進行考察。通過銘文中出現的“井叔來求鹽”的記載，韓巍推測霸伯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負責食鹽的生産，而著名的河東鹽池就在距離翼城西南約一百公裡的位置，應當是鹽的産地。結合霸伯器銘文和其他相關記載，可以歸納出西周中期王畿地區食鹽供應系統分為生産、運輸和分配三個主要環節，生産由霸伯負責，運輸由周王朝官員負責，分配則由周王親自掌控。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吳雪飛《霸姬盤銘文與西周獄訟相關問題研究》則是從大河口墓地M2002所出的霸姬盤銘文入手，在解讀銘文的基礎上對西周司法制度的相關問題進行讨論。吳雪飛對霸姬盤銘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譬如該器的作器者，學術界一般認為是“氣”，本文則主張作器者是“霸姬”，故将此器定名為“霸姬盤”。在疏通銘文後，本文重點考察了兩個問題：西周獄訟體系中的“誓”，以及西周貴族訴訟的審判者。霸姬盤銘文中四次出現“誓”，“誓”是由國家強加給個人的約束，由審判者拟定；有一些“誓”可以轉化為國家的成文法。通過對相關銘文進行整理歸納，吳雪飛提出，西周王朝行政權與司法權合一，貴族訴訟均起訴至王朝執政者處，由王朝執政者審判或調解，個人或宗族力量并不參與司法審判。張利軍的論文《子展簋銘文與商周禮制文化沿革》，從新近公布的《子展簋》銘文入手，先對銘文中“展鹹播王賞”和“惟王八士聽用祀彡”兩句中的疑難問題進行解釋，然後以銘文中出現的“八士”考察商周商周文化的傳承，可謂以小見大的佳作。

曆史地理的問題也是學者非常關注的。南開大學曆史學院趙慶淼的《金文“旁（原字從方從茻）京”若幹問題的再檢視》一文對金文研究中一個争訟已久的曆史地理問題進行了再探索。“旁京”内有宮室、辟雍、大池，自西周早期起就是周王經常駐跸的地方，但其具體地望，說法雖然衆多，但尚無定論。趙文認為，“旁京”位于豐鎬和岐周地區，當無問題，其具體位置的判定，應當借助考古資料。“旁京”内有“辟雍”“大池”這種大型人工水池，那麼現存近似的人工建築遺存，應當可以作為判斷“旁京”地望的線索。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雲塘—召陳建築帶以東、美陽河西岸的姚家南部鑽探發現了一處大型水池遺迹，其面積約有12萬餘平方米，且其遺存堆積中發現了少量瓦片，說明可能有建築遺存，其特征與“旁京”有一定的相似性。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劉光的論文《上博簡<邦人不稱>史事發覆——兼論定公五年“麇”之戰》結合簡帛材料，重點對“麇”的地望進行考證。“麇”的地望有嶽州巴陵縣、鄂西北之鄖縣、安陸府當陽縣東南、襄陽東境之漢水東北岸四種說法，但此四說均有一定的問題。《左傳》之“麇”，與《邦人不稱》簡文中的“津”相對應，“津”應當是“麇”附近的一條河。劉文推測，“津”即《水經》之義井水，義井水在随州東南附近，故“麇”在随州東南。

靜卣銘文，右起第二列第一二字為“旁京”

“上博簡”《邦人不稱》簡2B，“戰于津”

兩周之際是中國上古曆史的一個重要分界點，但因史料稀缺，故學者争論頗多。近年來一些新史料的發現，讓兩周之際的史事引起了不少先秦史研究者的興趣。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邵蓓的《平王東遷年代的史料分析》一文，對目前所見記載平王東遷史事的三種文獻——《史記》、《竹書紀年》、“清華簡”《系年》——進行分析，指出其來源和優劣之處。《史記》的原始資料應當來源于《秦記》，秦人支持周平王，不承認兩周之際攜王與平王并立之事，故所記平王即位與紀年均直接接續幽王，東遷也在幽王死後不久。《竹書紀年》的原始資料來源于晉國的史書，雖然晉文侯結束二王并立和平王東遷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但晉國史書明确承認了周二王并立的史實，持論最為公允。《系年》的原始資料或許是來支持攜王的周王朝史官記錄，記錄者承認攜王政權，且不認同周二王并立之事，将平王的即位書寫在攜王被殺之後。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白國紅的論文《論兩周之際魯國非平王繼立的支持者》也是對不同史料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進行辨析，其着眼點在于魯國在兩周之際二王并立時期的立場。《竹書紀年》記載魯侯是擁立周平王的外服諸侯之一，但根據周平王末年《春秋》對周王室的記載，多譏諷王室非禮，顯然對周王不是非常恭敬。因此，《竹書紀年》所載“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魯侯”或為“晉侯”之訛誤，魯侯并非周平王的支持者，而是在平王繼位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勉強接受現實。

“清華簡”是近十年來先秦史研究的熱點，也是本次會議的一個重要論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小寺敦的論文《關于清華簡<晉文公入于晉>中理想的君主像》以《晉文公入于晉》為切入點，結合相關傳世文獻，歸納出先秦時期理想君主的形象。理想中的君主，其德政有既定的要素，且要按部就班地實施德政。首先要對臣下表示謙讓的姿态，緩和刑罰，向民衆施以恩惠，以達到收攏民心、穩定統治之效；做到這一點後，則可以很好地執行國家儀禮性、精神性的祭祀活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産，強化軍事力量。有謙讓才有恩惠，有恩惠才能完善祭祀，完善祭祀才能提高生産力，提高生産力才能加強軍力。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楊兆貴的《由清華簡<天下之道>論儒家對禹德及禹得天下的評論》一文，是從一個小的切入點入手，探尋儒家思想發展演變的大問題。楊兆貴将《天下之道》視為儒家文獻，作為孔子之後儒家對禹德看法的文本，上及孔子，下及孟子、荀子，梳理出一條儒家對禹德看法的演變線索。孔子認為禹兼用文德、武力而一統天下。《缁衣》基本繼承孔說，稱贊禹德且欣賞其德化之成效。孟子把禹列為聖人，認為禹得天下是因為他得天命、得民心。荀子也稱禹是聖王，是化性起僞而成為聖人的典範。

青銅器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通過探尋青銅器器型、紋飾、群組的曆時性變化，有助于理解認識先秦曆史的發展變遷。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王澤文的論文《海昏侯劉賀墓所出西周早期提梁卣紋飾補說》從江西南昌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子畯父乙”提梁卣上非常罕見的歧羽大鳥紋和雙首共身夔紋入手，爬梳搜集此類紋飾所出現的青銅器的地域，推測歧羽大鳥紋應當與關中地區有較為緊密的聯系，而雙首共身夔紋應當是山東中西部地區比較流行的一種特殊紋飾。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楊博的《周初中原地區貴族墓葬銅禮器器用的二系分途》一文提出，由于墓葬中青銅器用組合、位置可以反映出不同族群文化的特性，通過分析周初墓葬中随葬青銅禮器的相關因素，可以将西周初器的貴族青銅禮器分為兩個體系，即周人和殷人。殷遺民随葬青銅器組合中多見爵、觯等量配比，食器分置；周人随葬青銅器組合中食器比重提升，爵、觯不等量配比，食器、酒器按大類分置。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鄧佩玲的論文《談王子申盞蓋銘文拓本》對現今流傳的若幹種王子申盞蓋銘文拓本哪些是原拓、哪些是翻刻拓印進行了辨别，也有精彩的論述。

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先秦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次會議也有不少學者運用“二重證據法”對傳世文獻中的一些“老問題”進行新的探索。山東社會科學院趙燕姣的論文《徐偃王之謎再探析》，梳理文獻中有關徐偃王的相關記載，并結合《班簋》銘文和以往學者的研究，論證了《班簋》、《孟簋》等青銅器銘文所載史事就是周穆王伐徐偃王之事。西北大學曆史學院阮明套《<尚書·湯誓>新探》一文，對《湯誓》篇的成書、史料價值及難解字句進行了讨論。由于近出“清華簡”的《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湯之屋》、《湯處于湯丘》和《湯在啻門》這五篇文獻都與商湯史事有關，可以為重新解讀《湯誓》篇提供參照。阮明套認為，“商湯受命”是以往學者不太關注但非常重要的一個論題，“清華簡”《赤鹄之集湯之屋》、《湯處于湯丘》和《楚辭·天問》所記商湯射獲鹄鳥作羹祭祀上帝之事，就是商湯獲天命的征兆；《湯誓》篇雖經東周時人修飾，但其記載的史事，應當是大體可信的。

家族研究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也成為先秦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數十年來一直受到學者的重點關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羅新慧的論文《西周宗法制下的小宗祭祀》，将禮書中的記載與金文中所見的情況相對比，得出不同于與以往認識的觀點。禮書記載，支子沒有祭祀大宗先祖的權利。從金文材料看，大宗宗子在祭祀先祖時，小宗可以助祭；但支子也可以單獨祭祀，祭祀範圍為其父、祖，甚至可以遠及宗族始祖，也就是說存在支子祭祀大宗先祖的情況，但此類祭祀是助祭大宗之後的私祭，還是小宗完全獨立掌握的祭祀，目前尚無材料能夠證明。在商周貴族家族的研究中，家臣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王進鋒的《金文所見西周貴族家臣的晉升之途》一文，着眼于以往研究較少關注的家臣晉升，提出西周時期貴族家臣的晉升渠道比較多元且相對靈活，這說明西周貴族家族的運作是比較有活力的。因為貴族家族的活力，從而使政府運行機制相對固化的西周社會能夠有所發展，同時也是春秋時期貴族階層煥發更大活力的最初源頭。

西周王權與國家結構作為本次會議主題“商周國家與社會”的一個重要子課題，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論與交流。吉林大學文學院王坤鵬的論文《西周時期的王巡與王權運作》指出，西周時期周王巡省其治域和附屬區，是當時王權運作的重要形式。周王設立衆多都城，并非奢靡之舉，而是與其巡行是相配合的，是确立維護王權的一種手段。周王通過巡省諸侯、邦伯，可以加強王室與外服邦國的政治聯系，也體現了王權對地方國族勢力有較強的控制力。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劉源的論文《西周金文所見異姓通婚的政治功能》，通過《昔雞簋》、倗伯、霸伯諸器和《胡應姬鼎》的銘文分别來看周天子與異姓通婚的政治考量、内服世家大族與外服邦伯的政治聯姻、外服諸侯之地緣政治，這些共同加強了周天子對内外服的控制力。中山大學曆史學系于薇的論文《從<逸周書·王會解>看西周封國政治等級中的血緣原則》對西周初年諸侯的分類和等級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次會議中，還有一些學者立足于商周而對中國古代曆史中的一些重大的長時段的宏觀問題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論述，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晁天義的《“天下為家”與中國古代親屬稱謂的泛化》、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徐義華的《中國曆史分期問題析論》、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胡進駐的《中國古代高級貴族宗廟制度的傳承與演變》等論文。這些論文視野廣闊、涉及面大，是大多數學者都很感興趣的話題，在報告後引起了學者的熱烈讨論。

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杜勇教授閉幕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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