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有媒體報道，中學生學語文有三怕：一怕讀古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我有時想，為什麼中學教材裡不能選點魯迅的妙文而隻選戰鬥的檄文？如果學生們一上來接觸的魯迅文章是《夏三蟲》《夜頌》《略論中國人的臉》《小雜感》，魯迅形象還會是一副冷面孔嗎？ 　　少年魯迅在課桌上刻一個“早”字立志發奮，青年魯迅因幻燈片的刺激而決心改學文藝拯救國民的靈魂，中年魯迅寫《狂人日記》發出猛烈的批判之聲，晚年魯迅關心并投身現實的革命，這一切無疑都是魯迅形象的真實而正面的展示。韌性的戰鬥，冷峻的文風，一個也不寬恕的堅決，冷得有點“酷”的表情，這就是“标準”的魯迅形象。但同時，我們是不是也應看到還有一個柔性的魯迅，一個平易近人、妙趣橫生、敏感生動的魯迅，這樣的柔性同樣是魯迅在同時代人心目中的形象，同樣顯映在他的文字當中。 　　柔性的魯迅讓我們看到他的善良、敏感，讀出他的脆弱、矛盾。許壽裳先生編寫的“魯迅年譜”裡，記述了魯迅八歲時的兩件小事。那年的某一天，魯迅家裡的長輩們在一起玩推牌九，魯迅在旁邊默默觀看，“從伯”慰農逗問魯迅：“汝願何人得赢？”魯迅立即對答道：“願大家均赢”。也是這一年，魯迅的妹妹端姑剛剛出生10個月就因病夭折，當端姑病重時，八歲的魯迅在“屋隅暗泣”，他的祖母問他為何哭泣，魯迅答曰：“為妹妹啦。” 　　少年時代的魯迅靈活好動，被人稱為“胡羊尾巴”。他到南京求學期間，騎馬飛奔的技術在同學中是最好的。身為長兄，他專程回國接弟弟周作人一同到日本留學。他對自己的母親更是百依百順，不但答應回國同朱安結婚，而且傾全力在北京買房，接母親、朱安及周作人一家共同居住。凡有青年或後學來訪，魯迅即使再繁忙也會熱情招待，誠懇交流。他的内心其實充滿了溫情和柔性。“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這是身為父親的魯迅從另一角度對人間親情的真切表述。中年得子的魯迅，既要寫反抗黑暗的戰鬥檄文，也要為海嬰講“狗熊如何生活，蘿蔔如何長大”的故事。他為柔石的被害悲痛，同時擔憂和挂念柔石雙目失明的母親及其妻兒的命運。每當此時，我們感受到的并不是一個高調的革命者，而是一個心懷善意和溫情的敏感的詩人。 　　魯迅曾用“因襲的重擔”比喻傳統的束縛，這比喻其實更是對自己内心矛盾掙紮的寫照。1925年，在魯迅的創作、教書、編輯工作最緊張繁忙也是他事業、名聲達到頂峰的時候，他同時在内心裡承受着一種無形的束縛。這年的四月，魯迅兩次在緻文學青年趙其文的信中表露了這樣的心迹。他說：“我敢贈你一句真實的話，你的善于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飛遠走。我的百無所成，就是受了這癖氣的害，《語絲》上的《過客》中說：‘這于你沒有什麼好處’，那‘這’字就是指‘感激’。我希望你向前進取，不要記着這些小事情。”戰士魯迅和詩人魯迅正在對“感激”這樣的人性美德進行着複雜的思考。照理說那是魯迅名聲正盛的時期，這樣的思考讓人意外。在另一封信裡，魯迅又進一步談到心懷感激對人的束縛：“我有時很想冒險，破壞，幾乎忍不住，而我有一個母親，還有些愛我，願我平安，我因為感激他的愛，隻能不照自己所願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尋一點糊口的小生計，度灰色的生涯。因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犧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寫于1925年3月的《過客》，就是要表達這樣一種一方面聽到遠方的召喚，一方面又面對感激時的矛盾心境。 　　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種鄭重的感激之情，才使得魯迅心靈的溫暖時時讓人感知。他不願沉溺于其中，但又不能絕然而棄，因為時時懷着一顆愛心，這愛心又對自己前行的腳步形成阻滞。現實的戰鬥要求他勇敢前行，個人的并不那麼顯眼的“感激”之情又讓他無法真正做到勇猛。這樣一種矛盾與沖突，使魯迅的思想擁有别樣的風采。他對社會、民族、曆史的思考同個人的生存、發展，家庭的平安、溫暖糾結在一起，魯迅的思想也因此常常超越“時事”層面，引向更深的人生哲學的思考。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的思想同陀斯妥耶夫斯基、克爾凱戈爾等人的存在主義哲學形成某種暗合。 　　魯迅知道，一個勇敢的戰士不應沉溺于脆弱的感情，然而他又格外珍惜、絕不放棄。從哲學的意義上講，魯迅思考着思想本身的負擔，“人若一經走出麻木境界，即增加苦痛”，“但一有知識，就不能回到這地步去了”（1925年3月23日緻許廣平）。魯迅終其一生都在這樣一種戰士式的前進要求和柔性的感情之間作思考，作鬥争，作抉擇。這樣一種糾纏、矛盾，猶豫、決絕，恰恰是魯迅思想和文章獨有的魅力。他的感情和文字在充滿戰鬥力量的同時，也充滿了感染力，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産生悠遠而長久的回響。 　　魯迅柔性的一面，絕不是這樣一篇小文章可以完成。我隻想借此提出這一話題，引來更多方家的研究，也希望于讀者閱讀魯迅有一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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