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記述的曆史上至軒轅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晚期，橫跨3000多年，内容以本紀、列傳、世家、書、表五種體例構成，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先河。不論在學術研究還是藝術領域，《史記》都是一部輝煌巨著。

太史公司馬遷文采蓋世，後世文學大家一緻認為，從先秦至漢朝在文學上登峰造極的也就寥寥幾人而已，太史公可與屈原、賈誼等并列。漢朝的劉向、揚雄點評《史記》“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近代大文豪魯迅對《史記》的點評更有名，說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從文學藝術角度來看，《史記》堪稱完美，但作為史書，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上古曆史中出現了荒謬的記載（不是說涉及神話傳說的内容）。

後世研究《史記》的學者一代又一代，早就有人認為《史記》記載的上古帝王次序有謬誤，這方面當屬北宋歐陽修的見解最具代表性。歐陽修提出，如果依照《史記》記載的帝王世系，“武王伐纣”是不存在的，兩人根本不在同一時代，相差了幾百年，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時空錯亂”了。

“武王伐纣”是西周取代商朝的大事件，也叫“武王克商”，發生在周武王十一年，一些古代學者根據天文學推斷具體的年份，衆說紛纭，現代學界認為應該發生在公元前1046年前後。

可是，按照《史記》的記載，周武王和商纣王是遠祖和後代的關系，相隔十幾代，除非周武王穿越到未來，否則不可能讨伐纣王。

我們先看看《史記·五帝本紀》的記載。黃帝去世後，其孫高陽繼位，也就是颛顼帝。接替颛顼的是黃帝的另一支後後代裡的曾孫高辛，即帝喾；帝喾死後本來是兒子摯接班，但摯不是那塊料，下台了，帝喾的弟弟放勳被擁立，放勳就是堯帝。

接下來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禅讓”了，堯傳舜，舜傳禹，直到大禹傳位給兒子啟，終結了禅讓。而舜和禹都是颛顼帝的後裔，正所謂“肉爛在鍋裡”。再結合夏商周本紀，幾十代帝王都是黃帝的後人。

順着脈絡可以發現，堯是黃帝的曾孫，舜是黃帝的八世孫，論輩分，舜是堯的四世孫。禹和舜同出于颛顼帝這一支，但禹的輩分大得多，舜又傳位給了自己的四世祖禹。這可能還勉強說得過去，到商周世系這裡就徹底淩亂了。

周朝的始祖後稷是帝喾之子，和商朝的始祖契是同父異母兄弟。按世系脈絡，商湯和周文王的父親公季是同輩，都是帝喾的十五世孫。從商湯開始到纣王，傳了十六代。也就是說，周文王是纣王的十五世老祖，還在聽纣王使喚。

據上古史料記載，商朝延續了550多年，那麼文王就活了大約500年。而《史記·周本紀》裡提到，“西伯（文王）在位蓋五十年”。文王死後，周武王姬發接班，又去推翻自己的十四世孫殷纣王，取而代之建立周朝。

照《史記》的說法，要麼周文王活得太久，要麼就是“時空錯亂”了，周武王才能穿越到未來去收拾纣王。如果真是這樣，纣王不是戰敗的，而是被吓死的。

這是《史記》裡最大的謬誤。并不是說武王伐纣這樣的重大曆史事件沒有發生過，《尚書》、《竹書紀年》等更早的文獻都提到過武王伐纣，時間也是周武王十一年。但《史記》記載的帝王世系出現了謬誤，鬧了個大烏龍。

司馬遷修史的态度是非常嚴謹的，為此跋涉萬裡，到各地采訪，收集的材料門類繁多，從周朝遺留的零星檔案到各諸侯國的史料等等，加以對比、篩選，如果同一曆史事件有不同的說法，隻采納最合理的。由于《史記》規模宏大，上古曆史的材料太少，所以出現了一些謬誤，也情有可原。

《史記》裡的上古曆史主要采納了《大戴禮記》和《世本》的說法，《世本》是周朝流傳下來的王室“族譜”，原書早已失傳，不過這兩種文獻的記載本來就有錯。

周朝以前的曆史太久遠，又沒有系統的史料可尋，帝王次序誰也說不清楚。司馬遷對曆史大脈絡的記載力求詳盡，反而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歐陽修的《帝王次序圖序》裡，把司馬遷批評了一通。

歐陽修說，孔子所處的年代比司馬遷早了幾百年，連孔子都搞不清楚周朝之前的帝王世系，司馬遷又從何得知，卻采信了後世學者編造、猜測的說法。孔子編定《尚書》、《春秋》時，對久遠的曆史講得非常簡略，隻記載一些大事件供後人借鑒而已，“缺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

的确如此，孔子修史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嚴謹，凡是存疑的地方都會略過，即使竹簡殘缺等原因導緻原文缺字、句子不完整，也保持原樣。這就是孔子在《論語》裡說過的“史之阙文”，缺就缺了，甯肯看不懂，也不會去主觀臆造。

太史公司馬遷筆下的謬誤主要是因為實在沒有材料可尋，上了别人的當。總體來說，《史記》的謬誤還是很少的。

參考文獻：《史記》、《歐陽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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