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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慶為何把興趣轉移到“文學”上

《世說新語》的作者，是南朝劉宋的臨川王劉義慶。也有推測說，書其實是他的門客們寫的。

《宋書》卷五十一，有劉義慶的傳。

劉義慶是劉宋開國皇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他少年時頗有英氣，善于騎馬，還曾被劉裕誇獎說：“此吾家豐城也！”傳說西晉的時候，豐城縣有劍氣沖天，後來果然找到了古代神兵幹将、莫邪。因此“吾家豐城”就是我家的寶劍的意思。

但是皇帝換成宋文帝劉義隆之後，劉義慶卻改了脾性：

以世路艱難，不複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

從老百姓的角度看，當時其實倒算亂世裡難得安詳年景。所謂“世路艱難”，其實就是皇帝猜忌親貴的意思。

宋文帝身體不好，神經過敏，誅殺了好多大臣。宗室成員理論上也是可以當皇帝的，何況還是被先帝比喻成大殺器的人，尤其會被當作危險人物。

劉義慶顯然意識到自己不怎麼安全，所以辭去了握有大權的敏感職務，也不再展示任何和武勇有關的素質，倒把興趣轉移到“文學”上。

當時文學的含義比現在廣泛，包括今天所謂的“文學創作”，也包括其他各種和書本有關的學問。

文學當然比軍事安全，但同屬文學，安全系數也有差别。比如說，要是對儒家經典感興趣，或者對黃老道家感興趣，就還是比較麻煩。因為儒家經典裡固然都是治國大道，黃老著作裡也充滿“君人南面之術”，喜歡這些，還是可能被認為有野心。漢朝的時候，河間獻王劉德愛儒術，淮南王劉安好黃老，就都令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看着很不爽。

法家著作更不必提了，各種厚黑權謀，一看就是陰謀家讀物。曆史書也不行，你一個諸侯王在那裡積極吸取曆史經驗，是想做什麼呢？漢成帝的時候，皇叔東平王劉宇想向皇帝借《史記》看，漢成帝就沒借給他。

寫小說才是最保險的。

古代小說的含義也和現在不同。小說是“街說巷語”“道聽途說”，也就是民間流行的各種段子。段子倒不一定不是事實，關鍵是，段子即使是真的，價值也很有限。

從《漢書·藝文志》開始，談到小說時，學者們往往會引《論語》裡的話：“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緻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做編小說集這種事，等于承認自己沒有遠大追求，不算君子。

最早著錄《世說新語》的《隋書·經籍志》，把《世說》和許多笑話集和工藝方面的書放在一起。而唐朝人編《晉書》時采納了不少《世說》的内容，就讓劉知幾這樣嚴謹的學者很不滿，認為卑瑣的小說玷污了高尚的正史，這些史官“奚其厚顔”，臉皮咋這麼厚呢？

所以，不論《世說新語》是劉義慶本人作的，還是他組織門客編寫的，都是在公開表态，我的人生，已經進入了懈怠狀态。

權貴懈怠，意味着退出政治資源的争奪，降低了權力鬥争的殘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至于其它揮霍，基本屬于小節。

某種意義上說，《世說新語》就是一部權貴懈怠之書，它寫的就是魏晉名士們沒啥正經的那些事。

“意義”和“意思”

懈怠的人生沒有意義，但可能很有意思。

憂國憂民的儒家經典是很有意義的，相比而言神神叨叨探讨世界本質的玄學，就顯得沒什麼意義；同樣是玄學，寫一部玄學專著流傳後世的意義，要大過清談聊天說過就沒了的意義；同樣是清談，思維嚴謹的論述，又比聊了一個通宵也不知道說了些啥有意義。

但對當時名士來說，怎樣更有意思，排序卻剛好倒過來。最有意思就是這樣：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于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文學》）

剛才聊了這麼久，也不知道玄理的根本到底在哪裡。但說到措辭和譬喻彼此相稱，正始年間最高水平的玄談，大概就是這樣的。

清談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聊了點什麼，圍觀旁聽者當然更不知道。但是沒有關系，聊天的狀态好就好。所謂“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顯然大家聽得都很上頭，關心講得有沒道理，那是俗，忒俗。

面對強大的敵人，有意義的當然是如何取得勝利，勝利後怎麼拗造型，本沒有那麼重要。但《世說》關注的就是姿态。它沒有講淝水之戰怎麼打的，但記了這麼一條：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于常。（《雅量》）

這淡定優雅的風度，成了千古絕唱。

有人說，淝水之戰如果東晉敗了，對謝安就會是完全不同的評價，戰前他自娛自樂，對前線局勢顯得漠不關心的表現，都會成為罪狀。

正史的寫法也許會這樣，但《世說新語》不會。隻要謝安被俘虜或被殺的時候，表現得足夠有風度，《世說》還是會贊美他的。贊美淡定的死是有“雅量”，《世說》裡例證還少嗎？

很多名士都非常有錢，有人有錢就極度驕奢淫逸（如石崇、王濟），有人卻仍然出奇的摳門（如王戎、和峤）。說實話，有錢到這個地步了，選擇“汰侈”或者“儉啬”，都沒什麼意義，但這些故事講起來，就是有意思。

《世說》裡面，君臣對話可能是這樣的：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赉。”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排調》）

晉元帝生了皇子，賞賜群臣。

有官員說，這是普天同慶的大好事，可惜臣沒有功勞，拿賞賜挺不好意思的。

晉元帝說：“我生兒子，這事能讓你有功勞嗎？”

這是民間常有的笑話，出自君臣之間，顯然有失朝廷體面，然而真有意思。

家庭生活中，夫妻對話可能是這樣的：

王渾與婦鐘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排調》）

當爹看見兒子走過，不禁得意，說我兒子真棒。妻子接了一句：“我要是嫁給你弟弟，兒子還能更棒。”

不知道接下來夫妻倆有沒吵架，反正這種涉及叔嫂關系的段子，自古以來是大家喜聞樂見的。

才女謝道韫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瞧不上自己的丈夫。謝安作為家族長輩想安慰她，于是謝道韫回應說，我做閨女的時候，家族長輩都有誰，同族兄弟都有誰，我打小覺得，男人就應該是像他們這樣優秀的。

就是說，大才女從小的生活環境，出現的男人統統都是偶像劇裡的樣子，所以她對男人的接受底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于是她來了這麼一句：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賢媛》）

我怎麼會想到，天地之間，還有我丈夫這樣的男人。

這句話，真是平平淡淡而雷霆萬鈞，一擊就把那個男人捶進地心。

對情感咨詢師來說，你這麼說話，對促進夫妻關系和諧一點意義都沒有，然而才女罵人，就是有意思。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複于地取内口中，齧破即吐之。（《忿狷》）

藍田侯王述是個性急的人。有一次吃雞蛋，他拿筷子去戳，失敗了，就大怒，拿起雞蛋摔到了地上。雞蛋在地上滴溜溜轉，他又用屐齒去踩，又失敗了。王述憤怒到極點，從地上撿起來雞蛋，放進口裡咬破，可是并不吃，而是吐掉了。

這個人敗給一隻蛋的故事能有什麼意義？可是就是有意思。

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有意義遠遠比有意思重要。這不奇怪，人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義，活得太踏實；一個社會也總要能發明出一點大家都相信的意義，才有凝聚力。

但下面這個判斷大概也屬實：“意思”的生命力，往往比“意義”長久一些。

有意義沒意思的作品，也許慢慢就沒了意義，而且永遠不會有意思；沒意義有意思的作品，很可能一直有意思。

而且換個角度看，有時原來的正面意義時過境遷變成了負面意義，原來的沒意義，也就突然有了意義。譬如說，儒家思想從古代的絕對主流，變成了現代思潮大力批判的對象的時候，很多評論家的筆下，《世說新語》裡許多嘻嘻哈哈的段子，就變成了“突破儒家禮教的桎梏，追求個性解放”，顯得特别有意義。

誠然，《世說新語》裡這點“有意思”的社會基礎，尋根究底說都是民脂民膏堆出來的。但古代世界各種偉大的物質成就，哪個背後沒有無數蒼生的汗水和血淚？今天我們認清這一點，并不因此要把這些物質成就銷毀掉，相反還要很珍惜地保護起來，去欣賞或瞻仰它。對古代的這點“有意思”，也同理對待吧。

名士宣傳片

關于《世說新語》，還有個著名的說法，這是“名士教科書”。

這麼說是很到位的。當然大家都應該明白，不要以為讀了教科書，就真是名士了。就像通讀了中學各科教材而從來不刷題，去參加高考的話分數多半會很難看。更重要的是，哈佛教科書、哈佛公開課滿世界都有，哈佛錄取通知書，卻不會随便發。

跨過門檻的關鍵，往往并不在教科書裡。

《世說新語》記錄的信息，主要是從東漢末到東晉。這之間雖然有朝代更替，但時代的氣質，卻有一以貫之的地方。

這個年代，國家機器不如之前的秦與西漢強大，也不如之後隋唐以降的曆朝曆代。特權階級的地位，比較穩固。東漢的特權階級想承擔比較多的社會責任，魏晉以來則認清了現實，知道自己沒這個本事，于是專心做自己。但不論是進取還是放任，個人選擇的意味都比較濃，體制的壓迫感則比較弱。

這是魏晉名士産生的政治、經濟基礎。

但《世說新語》裡自然不會說這些。書裡倒是有人說過一個名士定義：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任誕》）

三個标準：一，通常沒事幹；二，酒喝得痛快；三，《離騷》讀得熟。

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後兩條，但其實最重要的，倒是第一條。

這在貴族或準貴族社會，可算是一個可以無視文化差異的普世标準，有人概括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紳士的關鍵要求，也是“要‘無所事事’，并把開銷維持在某一顯著水平上”。[1]

第一條達到了，後兩條可以通融甚至置換。什麼樣的人才能無所事事還衣食無憂還沒人能說你的不是呢？當然前提是要有祖傳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精神财富。

就拿說這話的王恭（字孝伯）來說，他出身頂級高門太原王氏，是司徒左長史王濛之孫，光祿大夫王蘊之子，妹妹王法慧是東晉孝武帝司馬曜的皇後。王恭起家著作佐郎，之後一路擔任很清要的官職，一直做到封疆大吏。這樣，王恭出門，才能取得這樣的效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企羨》）

下着零星小雪的時候，王恭坐着高車，披着鶴氅裘飄然而過。讓饑寒窮困的人籬笆牆後遠遠看見，忍不住贊歎：“這真是神仙一般的人。”

這麼看來，與其說《世說新語》是名士教科書，又不如說它是名士的宣傳片。它展示的是名士們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

後世文人，對《世說新語》常有發自心底的喜愛。經常被舉的例子如：

前面已經提到的，唐代初年的史官編寫《晉書》，把《世說新語》裡很多内容抄進了正史。

宋代，有人評價黃庭堅說：“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有人讀辛棄疾的詞，發現他之所以能“别開天地，橫絕古今”，是因為他能把文學史上的各種資源拉雜運用，而《世說新語》就是他重要的武庫。如中學生要背誦的“八百裡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休說鲈魚堪脍，盡西風，季鷹歸未”就都是用的《世說》裡的掌故。

元代的散曲裡，也常見《世說》裡的典，而不少雜劇就是根據《世說新語》裡一個故事性較強的段子擴充改編的。

明代學者胡應麟贊歎：“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緻不窮，古今絕唱也。”

直到現當代，還是這樣。号稱不開書單的魯迅先生，給朋友的兒子列了一個僅有12部書的書單，其中就有《世說新語》。

文人喜歡《世說》是必然的。唐宋以後，随着皇權擴張，科舉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大大增強，魏晉那樣的名士失去了社會基礎，而社會上的讀書人卻數量激增。

也就是說，《世說》裡的文化資源，和後世傳統王朝的文人是共享的；《世說》裡的名士特有的社會保障，是後世傳統王朝的文人沒有的；而《世說》名士不必介懷的體制約束，卻是後世傳統王朝的文人所必須忍受的。讀《世說》，不生出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覺，才怪呢。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1] 《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美）格林·布拉特著；辜正坤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p46

劉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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