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鼓是流行于湖北省的一種說唱藝術，它主要是通過運用手、眼、身法以及步法來傳達思想感情，湖北大鼓具有比語言更加豐富的表達能力。它結合了湖北民間音樂變的更加形象具體。想了解更多的湖北文化嗎？下面為你帶來更多内容，一起來看看吧。

　　原先湖北的鼓書，與我國北方的鼓詞類傳統說唱藝術有着同宗的關系，而鼓詞（鼓書）又與說書（評書），在曆史上有密切的聯系。唐代佛教盛行時，教徒們不僅講唱佛教經卷，說唱曆史故事，也說唱民間時事故事，如《秋胡小說》《張義潮變文》等。到了宋代，由“變文”衍變為鼓詞，出現了一些專業性的話本。這些話本經過文士的潤飾加工，具有了較高的藝術性。由明入清，鼓詞日益盛行于北方，并逐漸傳播到南方。

　　湖北鼓書的曆史，正史記載甚少。從鼓書藝人的師徒相承關系追溯推測，清道光末年，即有有名的鼓書藝人賣藝授徒。在這之前的流傳時間肯定更久。其中早期名藝人丁海洲（丁鐵闆）據說是由山東經河南來湖北武漢獻藝謀生，他傳授了黃玉山等五個徒弟，繼有匡玉山、潘漢池、王鳴樂、陳謙聞、張明智等，共經曆七代師徒傳承。與此同時，相繼來湖北行藝、授徒的，還有河南的魏元宗（即魏光山）、劉元中（即劉潢川），以及龔伯庭、劉源鵬等鼓書名藝人。

　　北來的鼓書藝人，在說唱時仍保持着北方鼓詞的特點，用北方口音，一手執兩塊月牙形鋼鐮（或鐵制、銅制），一手執木簽，擊鼓說唱。後來，他們的徒弟們為了易為湖北人接受，逐漸改用湖北口音演唱，唱腔也發生變化，逐漸采用當地人喜愛的腔調。接着，又逐漸用雲闆代替了鋼鐮，把大鼓改為小鼓，說唱也用本地腔調，受到當地人民歡迎，流行範圍也越來越廣，直至武漢、鄂東、鄂北等廣大地區。這樣，鼓書便在湖北生根、開花、定型，成為湖北的一個重要曲種。

　　鼓書的“說”，具有類似評書演說的藝術風格。鼓書藝人掌握一部書的故事梗概，稱為“墨路子”，即掌握了主要的故事情節及各個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後在演說當中，注意發揮與創造、潤飾與加工，對故事情節及人物性格随機進行豐富與補充，往往能達到繪聲繪色、扣人心弦的藝術效果。同時，兼用一些“甩包袱”的藝術手法，調動廣大聽衆的胃口，這種手法叫做“水路子”。鼓書藝人就是以這種“墨（路子）”和“水（路子）”結合的手段，産生藝術效果。

　　湖北大鼓早期以“拍門”的形式演唱，即藝人挨家挨戶上門演唱：先在每家門前敲打一陣鼓闆，招徕聽衆，然後說唱一段故事。後來，由于鼓書盛行和越來越多的人的喜愛，鼓書藝人便采取“點棚打場”的形式進行演唱：鼓書藝人選擇一個場地，高踞于書壇或站立于圓場之中，聽衆則圍觀于四周，當時無樂器伴奏，藝人現場根據聽衆的要求選擇書目，經常是三五天或十日半月連續演唱；有時聽衆越來越多，書場也就越來越大。

　　鼓書是一種有說有唱、以說為主的曲藝形式。建國後由于搬上了舞台，多用反映現實生活題材的短小段子，逐漸改為以唱為主，以說為輔。但在廣大農村集鎮，仍然采取以說為主的傳統形式，大都說唱中、長篇故事書目。後來又發展出一人說唱、二人對口唱和多人群口唱等形式，并有二胡、三弦等樂器伴奏。在一部書或段子裡，說、唱兩者均不可少。故事情節、人物對話及不同人物性格描繪，往往通過說技表達；而人物感情的體現、内心的變化、故事情節高潮的渲染與烘托，則往往主要是通過鼓、闆與唱技來完成。

　　湖北大鼓唱的方面，不同地區及不同流派各具有不同的唱腔特色。唱腔雖不複雜，但卻富于變化，唱法上也各有風味，加之鼓、闆敲擊的輕重強弱與緩急快慢，靈活變換以打動人心，吸引聽衆。湖北大鼓同其他曲藝形式一樣，具有講唱文學的共同規律，特别注意唱詞的音韻與節奏。唱詞要求合轍押韻，不但要求每段書的唱詞必須用一道轍上的字（即同韻的字），而且要求講究平仄，即上句的落尾（末一字必須是仄聲，下旬的落尾必須是平聲。

　　在節奏上，鼓書唱詞一般為雙句，有上句就得有下旬，否則就壓不住闆。每句唱詞都要講究分句的格式，這種格式大緻有二二三式（七字句）、三三四式（十字句）、三四三式（十字句）、二三式（五字句），也有不太規整的句式結構。此外，還有少數“單尾句”（末句落在單句上）和“墊句”（一句詞後面墊上一句作為補充）。另外，在這些句子中，有時為了藝術表達或内容的需要，可以在中間增加自由的“襯字”或“嵌字”。

　　湖北大鼓以“四平調”為基本曲調，其調式、闆式、旋律、結構等都體現了湖北民間音樂的風格，闆式多為一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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